二十五日创作的和歌作为卷末记录，其意义究竟何在？大伴家持又是基于何种意图将卷十九献给橘诸兄的呢？
中西进先生认为左注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将和歌与左注简单对照即可发现，“春日明丽”相当于“春日迟迟”、而“云雀飞啼”对应着“鸧鹒正啼”。大伴家持似乎在说，独自想起“春日迟迟，鸧鹒正啼”的景象，心情就会悲伤。而只有和歌才能排遣这份忧伤。
那么，为什么一想起“春日迟迟，鸧鹒正啼”的景象就会感到悲伤呢。从前都是逆向解释，认为旺盛的生命反而令人感到一种哀愁。其实无须如此曲折复杂的解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春日迟迟，鸧鹒正啼”是对中国典籍的引用。
契冲早在《万叶代匠记》中就已指出，这首和歌的左注引用了《毛诗》的《出车》。此外，还有人指出《月令》及《文选》中《登徒子好色赋》的出典，但这些典据中仅有“仓庚鸣”或“鸧鹒喈喈”等语句，还是《出车》更令人信服。中西进先生还曾指出过，陆机的《悲哉行》中也有类似内容，但字句也不尽相同。
《出车》（小雅、鹿鸣之什）中与之相对应的部分是最后一段：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
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执讯获丑，薄言还归。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其相似之处一目了然，可见契冲的观点令人信服。春光明媚，草木繁茂，仓庚啼鸣，女子们悠闲地采蘩。这实际上描绘的是将军南仲平定玁狁后平安归来时的情景，而非单纯的郊游，因此在本质上不同于前述的《登徒子好色赋》。
《出车》开头一段写道：
中西进先生出中西进先生车，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谓中西进先生来矣。
召彼仆夫，谓之载矣。
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历史上对这首诗有各种解释，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即它是在面临北狄玁狁的侵略时，以奉天子之命出征为主要内容的。王事多艰，且荆棘丛生。
因此，将军挥动着战旗出征了。
中西进先生出中西进先生车，于彼郊矣。
设此旐矣，建彼旄矣。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最后一行的“忧心”，有人认为发自于仆夫，但中西进先生认为应理解为将军的心情。如此正好与前一联的“王事”相呼应。而且，还引出了下一段中王与将的具体行动。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出车彭彭，旂旐央央。
天子命中西进先生，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大王命令南仲在北方筑城。南仲出征，前去驱逐敌人。
接着，下一段又描写了出征将士家人们的心情。
昔中西进先生往矣，黍稷方华。
今中西进先生来思，雨雪载途。
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将士们离开都城时，黍稷正在开花。来到北方，天下着大雪，道路泥泞。国事艰难，无法片刻安宁。并非不想回去，只是畏于君命，必须要履行职责。
家人们同样思念着远方的丈夫。
喓々草虫，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既见君子，中西进先生心则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虫、阜螽往往会激起独居的惆怅。与丈夫远隔千里，妻子忧心忡忡，期盼着能与丈夫重逢，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不久，南仲终于击败了北狄和西戎，凯旋而归。全篇以前述最后一段而结束。
这样看来，《出车》一篇的主题显然在于赞颂王事多艰中将军的忠诚，讴歌历经艰苦战事后获得的和平。
特别是与《万叶集》相比较来看，王事多艰，无暇蛰居，相当于“勤勉”王事的情形；“畏此简书”相当于“畏大君之命”。简书即戎命（毛传）、天子的诏书。南仲奉大王之命开赴北方转战奔波，道路泥泞，就连黍稷开花都要略迟。这很容易让大伴家持联想起自己身在越中的年代。
诗歌虽为闺怨体，却抒发了孤独之情。“君子”在第五联中指出征的丈夫，但从广义上讲，君子当首推南仲。《出车》是与君子南仲别离后的慨叹。
上述诗句即大伴家持对《出车》的引用。大伴家持并不是单纯借用类似的汉文来描述春日美景的。身力武门将领，大伴家持很容易将自己比为南仲，将圣武天皇比作周王。如果事态正常发展，大伴家持应该能平定威胁王室的夷狄，执讯获丑，世上应是一派太平。春光明媚，仓庚啼鸣。
然而现在，虽然乍看起来风景相同，但王事太过艰难，夷狄尚未平定。想到这些，不禁悲从中来。此时作者写下的，就是二十五日那首和歌。
中西进先生曾简单阐述过这件事的意义，现引用如下：
《诗经》中的《出车》是将军肩负君命出征，凯施归来时创作的。同样，出身于武将世家的大伴家持也期望执行天皇的命令，建立功勋。然而现在，却只能徒然地叹息。
将卷十九献给橘诸兄，大伴家持的意愿或许就在于此。如果将进献看成一种郑重的行为，那么全卷应装帧有序，且体裁完整，不能随意结束。
这样想来，二十五日的和歌虽然内容有些重复，但创作意图也能理解。二十五日的和歌重新描绘中春光明媚中鸟儿啼叫的情景，与二十三日的和歌一致，在此基础上又抒发了悲伤之情。这首和歌似乎是对二十三日那首和歌心情的说明，因此也很适合作卷末记录。
顺便提一下，仓庚即黄莺。而二十五日的和歌中出现的却是云雀，学者们为此一直倍感困惑。但二十三日的和歌也谈到了黄莺，按照以上思路分析，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大伴家持就这样慨叹着春日的落寞。无庸置疑，《出车》中的夷狄就相当于威胁天皇亲政的藤原氏。将藤原一族等同于中国的夷狄显然有些夸张，但正如后文所述，在万叶和歌向中国诗文靠拢的年代，这种比拟方式是很常见的，不足为奇。
而且，只有和歌才能拯救这种内心的危机，编集和歌的意义也在于此。这种理解方式，与传统的以恋歌为代表的和歌观念大不相同。如今和歌对于大伴家持而言，是一种“志”的表达方式。他确信，在这不如意的政治现实中，只有通过和歌才能构筑理想的世界。至少在此时，编纂《万叶集》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出车》中所传达的对于安宁与和平的梦想。这与后来《古今集》的编集方针也极为接近。
此时，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最重要的存在便是橘诸兄，因此家持想将歌集献给诸兄，向他倾诉自己的心志。“独自沉思”，表达的是现在未能与诸兄在一起的遗憾。如前所述，储作歌（卷十八，4120）中也抒发了盼望与橘诸兄在一起的心情。
这里的“独”不能错误地理解为近代式的孤独。而且，将《万叶集》中的“独”全部定义为不能与恋人相聚的悲伤，也是不对的。只是因为《万叶集》中恋歌众多，所以很多时候两者才被划上了等号。
“独”一词显示了家持对诸兄深切的依赖与信任。中西进先生认为，此时的和歌已经深深根植于友人的情谊之中。这是大伴家持的父亲大伴旅人，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确立起来的文艺观念。
卷十九就是以具有这种意图的和歌来结尾的，整部卷十九都印证了家持仰仗橘诸兄的政治意图。这恰好符合卷十八的体制，充分说明了大伴家持所坚持的东西。汉籍就是按照这种意图被引进到《万叶集》的。
（四）
事实上，在这类汉籍的引用中，大伴家持还有一些作品也能让人体会到类似的心境。例如，《万叶集》卷十七大伴家持与大伴池主的赠答歌，就表明早在越中赴任期间，大伴家持就已怀抱有对橘诸兄政权的强烈关切。
赠掾大伴宿祢池主悲歌二首并序（卷十七，3965－3966）
天平十九年（747）二月二十九日，大伴家持
无题，答歌二首（卷十七，3967－3968）同年三月二日，大伴池主
更赠歌一首并短歌（卷十七，3969—3972）同年三月三日，大伴家持
七言，晚春游览诗并序同年三月四日，大伴池主
无题，长歌并短歌（卷十七，3973—3975）同年三月五日，大伴池主
无题，七言诗一首，短歌二首（卷十七，3976，3977）同年三月五日，大伴家持
赠答歌共计六种，种类涉及短歌、长歌和汉诗，而且采用了书简体，并附有序，意图非同一般。当时大伴家持身染重病，“殆临泉路”，如此自有其强烈的意图。
对此冈田正之氏曾评论如下：
此赠答之书，盖拟晋代刘琨与卢谌之赠答诗并书。
大伴家持可能将自己定位为刘琨，将池主比拟成卢谌。
但也有反对意见。小岛宪之氏就表示难以赞同，因为其“内容与万叶截然不同”。认为冈田博士的说法“可能只是将‘赠答’一词套用在家持和池主之间了”。
进而，古泽未知男氏又反驳了小岛的观点。他认为“还是冈田博士的推测正确。这首诗起源于晋代刘琨与卢谌的《赠答诗》。而且是收入《文选》卷廿五诗丁赠答三中的《赠答诗》。”
古泽氏是在充分探讨赠答歌的结构和内容之后作出的结论。小岛氏举出初唐诗存在类似形式，并以此来否定与刘琨卢谌《赠答诗》的关联。针对这一点，古泽氏举例证明，同样的形式从六朝开始就已出现了。
对此笔者也阐述过自己的感想。在大伴家持和大伴池主等人构成的作家圈中，究竟是六朝诗还是初唐诗，影响更为显著呢？
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幼稚，当时也未能充分展开。历经三十年之后，笔者仍在思考。当时笔者似乎在将“初唐诗的影响”和“六朝诗的实例”对立起来，但影响与实例这两个概念其实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
这在谈及《出车》时已有所阐述。较之于“春日迟迟”这一类似的实例，更为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大伴家持借用汉籍的真正意图。大伴家持怎样将刘琨和卢谌的《赠答诗》化为自己诗歌的表现手段，在此之前，又是基于怎样的创作意图来继承《赠答诗》的形式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其实，《万叶集》中保留有很多大伴家持与大伴持主的赠答与唱和，并不仅限于上述作品。
游览布势水海赋（卷十七，3991－3992）天平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大伴家持敬和布势水海赋一首（卷十七，3993－3994）同二十六日，大伴池主
立山赋（卷十七，4000－4002）同四月二十七日，大伴家持
敬和立山赋一首（卷十七4003－4005）同二十八日，大伴池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