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现代文学中表现反帝爱国斗争的作品占有很大分量，重要的还有阿·拉·谢尔卡维的长篇小说《后街》，尤·伊德里斯的《爱情故事》，尤·西巴伊的《回来吧，我的心》（1954），拉蒂法·扎雅特的《敞开的门》，艾布·哈迪德的《我是人民》等。
萨布里·穆萨（1930一）的长篇小说《半米之内的事件》（1961），被认为是埃及第一部在内容和形式上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具有现代主义风格之作。小说追溯历史，表现了现代人与传统的冲撞。在土耳其奥斯曼人统治和法国入侵时期，一个农村少女嫁给了一个土耳其面包师，另一个农村少女被法国士兵强奸后，嫁给了一个农民。从1798年以来，土耳其血统、法国血统一直延续下来。前者体现在一个青年商人身上，后者体现在一个农村少女身上，二者的结合，生出了“我”。“我”与一个城市少女相爱，但后来“我”不得不把她让给“我”的情敌。小说揭示了在社会进化的表象下，人们仍死死抱着旧传统不放，人性受到压抑，爱情变成阴谋。而传统的形成久远而复杂。小说句子短小，内涵却很深广，充满辛辣的嘲讽，同时运用意识流和内心独白。它与5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有很大不同。此外，作家还写有《地域的腐败》（1974）、《菠菜地里的赛义德》（1978）等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上衣》（1958）和《脸对背》（1967）等。
阿拉伯国家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且政治、经济相对落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渗透和影响必然在阿拉伯社会激起强烈反响。东西方文化、文明的撞击和冲突，在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行为心理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文明，从20世纪初以来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因此在埃及和阿拉伯文学中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甚多。上述叶·哈基的《乌姆·哈希姆之灯》是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另一部此类题材的重要作品是苏莱曼·法亚德（1929—）的长篇小说《不谐和音》（1972），它从另一个更深的层面揭示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小说描写富翁哈米德带着他的法国妻子西蒙从巴黎回到故乡达尔维什村探亲而引起的西方文明与传统习俗间的碰撞。哈米德夫妇回来后受到热烈欢迎，出于对同胞的热爱，哈米德尽力给乡亲们以金钱帮助，但此举引起的是怀疑、嫉妒和恐惧。西蒙的衣着暴露，也引起村民，特别是老妇人的不满，认为她淫荡，她们趁哈米德外出，强行对西蒙施行割礼，由于卫生条件差，西蒙失血过多而死。小说以震撼人心的情节，深刻揭示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危机，而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如果一味保守固执，也会导致不应有的结局。这类问题对阿拉伯国家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小说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苏·法亚德50年代即开始创作，还写过长篇小说《之后是洪水》（1968）、《眼睛》（1972），短篇小说集《印刷工人之死》（1984）等。
二、60年代作家群
1967年6月5日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遭到惨败，阿拉伯民族受到强烈震动。首当其冲的埃及人尤其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惊痛、屈辱、愤怒之余，他们对现实进行严酷审视，对历史作了沉痛反思。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作家痛切地认识到，导致民族灾难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两军对垒的战场”，而在社会内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作品，主要集中暴露长期存在的政治主张与社会实践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不公，各个阶层均难幸免于暴力、迫害事件。这时期的重要作家有贾玛勒·黑塔尼、尤素福·格伊德、阿卜杜·哈基姆·卜塞姆、叶海亚·塔希尔·阿卜杜拉、马吉德·图比亚、巴哈乌·塔希尔、萨布里·穆萨他们被称为“60年代作家群”。
贾·墨塔尼（1945—）的短篇小说集《千年前一个青年的日记》（1969）可视为60年代作家群的首部重要之作。其中的《伊本·伊亚斯重返当代》以古喻今，描写埃及奴隶王朝时期开罗总督扎尼·巴拉卡特的暴虐统治使人民失去自由，导致奥斯曼人人侵。小说用分镜头手法交错表现历史和现实中的相似场景，使人产生联想和对比。
尤·格伊德（1949—）的中篇小说《埃及土地上的战争》（1982）中，乡长为使儿子逃避兵役，诱迫一农民以其子米斯里顶替。事情因米斯里牺牲而败露后，由于乡长及其同伙（包括政府官员）百般阻挠，调查无法进行。乡长却因“儿子”战死沙场被颂为爱国。正如米斯里的战友所说：“我们曾以全体人民进行了这场战斗，但我们错了。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起必须承担的责任。”
作家审视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农村。埃及是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在广袤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决定着埃及的命运。尤·格伊德的小说《丧悼》（1969）写一农村富户之女伊莎因拒绝一求婚求，其父被杀。伊莎举行丧悼，宣布有为其父复仇者，可以与她婚配。一个求婚者挺身而出，但随即被杀。富户的私生子被列为疑犯，但不久也被杀，全村处于恐怖之中。凶手为谁？小说结尾仍无法得知。作品虽运用侦探小说的悬念，却另有深意。人们命运不知操于何人之手，在无知和被役使状态下，人们不可能认清自己的敌人，何谈复仇。
有的作家超越揭示战争失败的原因，深入社会底层，揭示农村的深刻变化。阿·哈·卡塞姆（1935—1990）的长篇小说《人的七天》（1969）即属此类作品。坦塔附近一个农村的村民信奉苏菲教。每年村民们要去拜谒他们崇奉的“圣祖”陵墓。小说截取不同时期朝拜过程中的七天，前后相距15年之久。初期，被视作“先知”的头人家族和整个村落与外界隔绝，倒也自得其乐，甚至曾一度辉煌。随着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头人家族和整个村落逐渐衰落，最后终致崩溃。向荒诞的昨日告别，正是埃及社会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该小说不同于20年代在埃及农村田园风光背景下表现男女爱情悲剧的小说《宰纳布》，也不同于50年代初表现农村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说《土地》，它以对埃及农村沉重的历史积淀的审视，拂去了千百年来蒙在它身上的尘埃，深刻地揭示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嬗变过程。
60年代作家群创作的文学被称为“60年代文学”。这是个发展的概念。60年代作家在七八十年代及90年代继续创作，题材广泛，成果丰硕，20多年来他们始终活跃在埃及文坛，成为埃及和阿拉伯当代文学的主力。70年代初，埃及取得“十月战争”胜利，以后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新的社会生活环境给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贾·黑塔尼至今创作了二十余部作品，如《扎尼·巴拉卡特》（1974）、《爱情之书》（1987）等，尤·格伊德创作丰硕，如《穆尼斯农庄的故事》（1971）、《穷人的不眠之夜》（1985）等，其他不少作家至今仍活跃在埃及文坛。
对偏远乡村的描写是这个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自卢克索的叶·塔·阿卜杜拉（1938—1981）的小说《项圈和脚镯》（1985），通过埃及最南部偏僻乡村母女两代的婚姻爱情悲剧，将这些地区贫穷、愚昧、落后、美好人性被压抑的情景展现给读者。小说中法希玛自幼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她天生美貌，嫁给一个铁匠为妻，但铁匠性无能。她求神后怀孕，四个月后被休弃，靠在叙利亚工作的兄长穆斯塔法接济为生。女儿纳巴维娅长大，她很漂亮，在富人家当女佣，与富人之子相爱并怀孕。舅舅穆斯塔法知道后，将她埋人土中，要她说出使她怀孕之人。铁匠外甥萨阿迪因想娶纳巴维娅未能如愿，趁机用犁铲下了她的头。作者首次将偏远乡村中每天都可能发生的这类故事披露给读者。作家认为，国家、民族的进步不能只靠城市的发展，农村包括偏远农村的状况对社会发展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文学不能太脱离历史和传统的轨迹。
马吉德·图比亚（1938—）是60年代作家群的另一位重要作家。他著有短篇小说集《弗斯托克到达月球》（1967）、《五张未读的报纸》（1970）、《未来的日子》（1972），长篇小说《利玛染她的头发》（1983）、《已经发生的事情》、《哈特胡特人的迁徙》等。长篇小说《不能完成的圆》（1972）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以农村为背景，写一个农民被一个卖腐烂种子和化肥的奸商所骗，而警察却保护这个奸商。一个宗教长老劝他保持沉默，把一切托付给安拉。这些人对他美丽的妻子又都不怀好意，另一些人则惦念着他的土地。他处于清醒和疯狂之间，晚上用石头掷传说中吃月亮的仙女。后来他美丽的妻子死了，未留下孩子。每到夜晚，他四处呼唤她，因为他认为美是不会死的。在埃及农村女人不育象征着土地没有收成，女人之死昭示着没有自由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小说既写实又运用象征手法，并从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汲取营养。当美丽的女人在屋顶上脱下衣服沐浴时，天空的月亮、星星、鸟儿，甚至庄稼，全都为她歌唱，强烈地衬托出美之毁灭的震撼效果。作品在内容上真实反映了埃及的特色，在形式上则借鉴了西方手法。
表现城市居民犹疑、不安的生活也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容。阿·哈·卡塞姆的小说《沉闷的房间》（1980）表现了小职员、小市民、小商人、摊贩、工人等处于社会边沿状态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拥挤、喧哗、吵闹和互相敌意中，无力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一生。不少作品注重精神的价值，呼唤美好的道德和情操。巴·塔希尔的小说《我的舅妈莎菲娅和修道院》表现埃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间的世代恩怨情仇，着力呼唤人们摒弃偏见，恢复以往互相容忍、和睦相处的关系。
60年代作家群来自埃及各地：西部省、苏哈吉、卢克索，甚至偏远乡村，打破了原来作家多来自开罗、亚厉山大，或在开罗成名的格局。他们大多出身平凡，甚至穷苦，全靠自学成材。他们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学背景。社会的剧烈变动和转折呼唤着一代新人冲破旧的精神束缚，去寻求和表现埃及人的真实品格。原有的文学形式已难以表达新的复杂的社会内涵和人的心态。短篇小说必然要突破莫泊桑、契诃夫以及埃及化了的台木尔模式，传统现实主义已不再是长篇小说占主导地位的创作方法。他们从埃及民间传说、神话中获得养分，大量运用西方文学中意识流、内心独自、时空跳跃、故事无情节等手法。评论家认为，他们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既有英国“愤怒的青年”的愤怒，也有美国“迷惘的一代”的迷惘，但更多地接近反传统的法国“新小说派”。
三、女性文学
埃及女性文学的发展引人注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妇女解放的呼声在埃及日益高涨。随着社会改革的启动，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权利。苏·盖莱玛薇、苏·阿卜杜拉等佼佼者为女作家登上文坛打开了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作家人才辈出。纳·萨阿达薇、伊·芭莱卡、扎·绥德基、赛·福瓦德、拉·扎雅特等活跃在埃及文坛。拉·扎亚特于60年代出版小说《敞开的门》，除反殖、爱国主义内容外，首次大胆揭示阿拉伯女性的真实处境，引起极大轰动。纳·萨阿达薇（1930—）是一位医生、女权主义者。她于6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零界的女人》写一贫穷妓女不甘堕落终于杀死逼她为娼者，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她的小说常常引起争论，尤其受到宗教界人士的抨击。至今，她的一些小说还被禁止发行。她是一位多产作家，写有长篇小说《一个女医生的日记》（1965）和《失踪的情人》（1974），短篇小说集《我学会了爱》（1959）、《很少一点温情》（1964）、《真诚时刻》（1966）、《线与墙》（1972）等。
随着知识女性地位的提高，近十多年来埃及产生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其人数超过了同时代有成就的男作家。这在埃及文学史上从未有过。过去是三四个女作家面对二三十个男作家，现在的比例几乎相等，而且一些女作家在名声上远远超过男作家。赛勒娃·白克尔是其中最有成就者。
赛勒女士·白克尔70年代毕业于阿因·舍姆斯大学商学院，后又人戏剧艺术学院深造。她在求学期间就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参加过示威游行，曾被捕入狱，后来她专事创作。她的作品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弱者，特别是那些由于离异、被抛弃，或战争造成的无助妇女、独身妇女的处境。她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和五部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有《金车不会飞上天空》（1991）、《夜与昼》、《夜莺的叙述》，短篇小说集有《大人阁下的葬礼》（1986）、《灵魂被逐渐偷去》（1986）、《农民的面团》、《礼品的等级》和《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