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阿比丁宫中的邵基，想对生活在穆泰沃基勒宫中的布赫图里、生活在赛福道莱宫中的穆太纳比的诗作进行更新，他有意与古代诗人的名篇竞比。如他赞颂阿拔斯时所描写的节日盛况，就是模仿布赫图里描写穆泰沃基勒节日盛况的《拉依韵基诗》。在这些方面，诗人也同他以前的诗人一样，把才能用在最无聊的题材上，不仅范围狭小，而且卑躬屈膝地叩吻宫廷的门楣。
他毫不掩藏地把阿卜杜·哈密德苏丹时代比作最好的哈里发时代——尽管这是专制和暴虐的时代。
他把苏丹比作睿智之神，描写人们纷纷发问道：
邵基不仅模仿古人的赞颂内容和题材，而且也模仿他们的风格。战后，这种模仿色彩减弱了，而且赞颂诗本身也减少了，因为诗人的观点有了改变，他首先关心的是改良。
邵基的天性就不喜欢歌功颂德，他在诗集第一版前言中就已否定了过去的诗人们的这种做法，希望诗歌能从赞颂中解脱出来。然而他与宫廷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联系，决定了他要走并且实际上走了这条路。诗人在赞颂诗方面并未获得多大成功，尽管在围绕着它所进行的政治、社会、历史方面的描述上有时有某些可取之处。
悼念诗：邵基的悼念诗很多，诗集的整个第三卷都是悼念诗，涉及不同阶级、国度、宗教和信仰的人物：有诗人的亲属，如他的祖母、母亲和父亲；有使他富足的赐予者，如陶菲格赫迪尤以及这些恩赐者的亲人们；有政治和社会的领袖人物，如穆斯塔法·法赫米帕夏、里亚德帕夏、卡塞姆·艾敏伯克、布特拉斯·埃利帕夏、穆斯塔法·卡米勒帕夏、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有东方和西方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如哈菲兹·易卜拉欣、叶尔古卜·萨鲁夫、维克多·雨果、托尔斯泰、曼法鲁特、乔尔吉·泽丹、诗人音乐家法尔迪。他对古王国和古城堡的怀念有所创新，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谈到传统和革新阶段的邵基时再进行研究。
邵基在大部分悼念诗中不只限于表现死者的形象，往往注重围绕这一形象的环境胜于形象本身，他的悼念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由被悼者生活中的某些突出方面所组成，而其中的政治和社会的事件使它变得有血有肉。诗人常常忘掉他的被悼者，而去讲述各种政治、社会或其他方面的主题，就像在颂诗中所做的那样。
邵基常常在悼念诗中与死者对话，特别是在诗歌的开头。
或是询问他们关于死亡和来世的情景，或是告诉死者他们死后所享有的名望和声誉，或是鼓动他们从陵墓中走出，起死复生，如他对音乐家赛义德·达尔维什说。
邵基在描写悲伤事件时常常言过其实，他把被悼者大多比喻成隐没在暗夜中的太阳、被坟墓吞噬的月亮、从高空陨落的明星以及其他从古人诗歌和想象中所借鉴的内容。毫无疑问，诗人在悼念诗中的感情是真挚的，并无曲意奉承死者之意。但这种真挚并未使他成为一个感情诗人，因为他对人物的悼念缺乏悲哀，引不起忧伤，除在少数情况下外，几乎没有沉痛感，诗中充斥着关于生与死的哲理观念，他借助于哲理来掩盖对悲伤事件的冷漠感情。这种冷漠态度集中表现在他对父亲的哀悼上。他站在遗体前大发哲理：
他的悼念诗中有时也有几句痛彻心脾的话，如他悲悼亡母诗歌的开头几句：
简言之，邵基对人物的悼念缺乏感情，在整个悼念诗集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表达内心哀痛的诗句，这就使得诗人在这类诗歌中不能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
爱情诗：如同大量写其他古典题材的诗歌一样，邵基也大量写情诗。但在诗人心中，女性并不占重要地位，他追求的是善美，并处处为之歌唱。诗人年轻时曾到法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妇女不带面纱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充斥于剧场和影院。邵基想从这新时代的内容中为情诗创造一种新风格。
以这种新颖、轻盈的情诗作为起始，并以简洁、准确的描写来叙述爱情的经过：
埃米尔的近臣们认为此类诗句有伤大雅，暗示官方刊物删掉情诗部分，只登颂辞。但阿卜杜·卡里姆·赛莱曼谢赫宁可删掉颂辞也要刊登情诗，结果两者都未发表。邵基回到埃及后，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明白宫廷诗人是不能恣意放纵的：
他放弃了模仿西方诗人的企图，重又效仿古阿拉伯人的情诗，因为古人的情诗是不会引起宫廷近臣们反对的。在效仿中，邵基还跃跃欲试与阿拉伯著名诗人的诗歌媲美。
写道：
他还仿照昂泰拉的长诗，在情诗中加进战争的内容：
此外，邵基在爱情对话方面还力图与欧默尔、乌姆鲁勒·盖斯媲美。
时光在推移。诗人被流放到异乡，在精神创痛中呻吟。回到祖国后，除了美好往事的回忆外，什么也不复存在，他重又向往革新——再也不会出现宫廷检查的窘况了。他写了一些诗，如《巴黎》《波兰的消失》以及一些诗剧中的部分段落，如《克娄巴特拉之死》中的“我是安东尼，安东尼是我……”等。
这些诗不过是他效仿法国诗人缪塞、魏尔伦、波德莱尔的尝试。
由于过分造作，邵基模仿古人并不成功。在爱情叙事和感情的真挚上，他与欧默尔和乌姆鲁勒·盖斯相比是个可悲的失败；在战争一爱情的描绘方面，他和昂泰拉相比是一大退步。除诗中一闪即逝的某种鉴取外，他在模仿西方现代诗人方面也未获得多大成功。总之，邵基在情诗中除了对情人外貌的描写外，其他都不擅长，因此，他的情诗可能达不到文学鉴赏的标准。
虽然他的情诗中也有一些出自内心的情感抒发，但体察肤浅，很少人微的分析。
尽管邵基的情诗缺乏心理描写、美感和创新，但却富有迷人的音乐魅力，这使他的诗歌获得了广泛声誉，尤其是一些大音乐家，特别是穆罕默德·阿卜杜·沃哈布，将他的情诗配上曲子，使之成为每次集会、或每个俱乐部男女老幼反复吟唱的歌曲——也许这些诗句、甚至整首诗本身的价值并不大。
邵基还写有表达内心企望的矜夸诗和模仿艾布·努瓦斯的颂酒诗。尽管他在创作初期满足于仿效，但由于他从小就倾向于创新——那时即便未曾表现在内容上，然而却表现在想象和表达方式上，这就使得你在读他诗中借取别人的内容时，会以为是从未有过的创新，正如玛隆·阿布德带点诙谐地指出那样：“你读邵基的诗歌时，会发现许多新的表达方式，但大部分是从古人坟墓中挖掘出来的，就像考古学家从山谷和墓穴中发现东西一样。”
从传统走向革新阶段：邵基被流放到安达卢西亚，体尝了被囚禁的痛楚，感受了意外的苦难，他的境界开阔了，超越了自我、宫廷和埃及的范畴。他回到祖国，与阿比丁宫的一切联系均已割断。他感觉到新的浪潮把他和世界大诗人联结起来，他们不只是吟唱自身的痛苦，而且吟唱别人的痛苦，他开始仿效他们。这种仿效不纯粹是诗歌竞比，而是出自内在动机和心中的迫切要求，这使诗人的思想变得开阔，个性更加鲜明。此外，诗人早期的革新倾向一直活跃在心中并得到新文化的滋润，一遇机会即能迅速跟上时代，使他力图不仅在形式，而且在内容上有所创新。然而这种革新倾向并未能与旧传统完全割裂，因此形成了诗人的双重倾向，对此我们将在抒情诗这一节中进行论述。
传统题材：邵基在抒情诗的某些方面，如爱情、颂酒等，不及古人，但有一种抒情，其精绝程度与其他名列前茅的大诗人相比却毫不逊色，这就是描写罹难城市和凭吊废址。他写过关于日本遭受大地震灾难的诗，写过关于新安达卢西亚即埃坦尔内的诗，写过关于古安达卢西亚和其他遭受灾难的东方古都如贝鲁特、大马士革的诗。
这类诗歌想象丰富，为人们勾画出一幅幅富有新色彩的、描写准确的简洁概括的图像，深入脑际，不易遗忘。请看他对大马士革发生灾难时一个大炮轰鸣的夜晚一群妇女在炮弹和死亡中惊恐、彷徨的描写。炮弹发射，天际被火光映红，随即又被从废墟中升起的浓烟熏黑：
假如被哀悼的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则除想象力外，诗人的深切感受和真挚情意更是溢于言表，从而使他的悲悼成为不朽篇章。在这方面，有一首关于大马士革的名诗，以“努努”为韵脚，可与艾布·拜加·兰迪悼念安达卢西亚的同韵诗媲美。
还有一首与布赫图里的同韵诗媲美的不朽诗篇《西努韵基诗》，他在其中悼念一位科尔多瓦绅士，重新回忆起“达黑勒”和“纳绥尔”二人，并为格拉纳达古堡哭泣和呼唤。
在这种场合，邵基尽管模仿别的诗人，但在内容和想象上却并不盲从古人。在悼念罹难城市和消亡古国方面，他的诗歌个性鲜明、有极强的感染力。他那丰富的想象、真挚的感情使他的这类诗歌具有很高地位。
近代题材：邵基受时代文明的影响，描写了一些科学上的新发明，如飞机、潜水艇，还描写了文明生活中的奢靡现象，如近代舞厅、阿比丁官的游乐场，还描写了西方都市的现代机构，如银行、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这些描绘新颖、奇特，诗人写来也得心应手，因为它不需要心理分析。诗人给这些物质注入生气，使它们充满动态，如飞机是“半鸟半人”的运载工具。
概言之，邵基的想象力是一个少有的天才诗人的想象力，他的描绘色彩斑斓、和谐优美，从而创造出一幅幅在技巧和细节方面都堪称精绝的图像。他的描绘和比喻驰骋开阔，充满生命和活力，不过有时映入眼帘，达于耳际时显得有些沉重。
邵基诗中的大自然：邵基没有忽视大自然，传说他小时常常凝望天空。天空、太阳、月亮、星辰在他脑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也不能忘记大海——他出海的时候太多了。他给自然之物注人生命，就像我们在他的抒情诗中所熟悉的那样，如他与扎勒城的对话：
尽管诗人能使火自然的静物复苏，但却未能与之交融感情，它们往往与他隔心相向，而他也只着意于对其外部进行描绘，只有为数极少的诗歌如《波兰的消失》等中，才有一些难得的感情洋溢的诗句。
革新阶段：邵基流放归来，诗歌创作摆脱了一切官场束缚。放逐生活消减了他的自负，扩大了他的眼界，磨砺了他的诗才，他的心胸向着一个过去不了解或是有意忽视的新世界开放——这指的是人民的世界和他们的要求，并从中寻求、获得启示和灵感。于是，诗人将他的琴弦上紧，吟唱出这些要求，其中有全新的东西，也有用新调子唱出的受到时代启示的旧内容。旧曲新唱见于宗教、政治、社会方面，全新的曲调见于诗剧。
邵基写宗教诗照例也是从仿效开始，表现出他想在各种题材的诗歌上都与别的诗人竞雄的决心，如他的《斗篷新歌》和《先知的海姆宰亚》就是与蒲绥里的《斗篷颂》和《海姆宰亚》竞雄的结果。
他在宗教诗中不但歌颂穆罕默德，也歌颂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如他在安达卢西亚时就曾写过《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伟人》一书，热情歌颂伊斯兰教。
除了《先知的海姆宰亚》和《古莱氏之鹰》外，邵基的大部分宗教诗更接近于教谕诗，它不是真正的诗歌咏叹。
当然，他也写过一些比较有名的宗教诗，宗教特点表现十分突出。邵基本人虽然不是宗教信条的虔守者，他暗里或公开酗酒、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入游乐场、毫无顾忌地诿免朝觐，但他仍然是一个信仰牢固、坚信真主仁恕的教徒：
宗教对他像一种内心需要，离开它便会感到空虚，他很少有一首诗中不包含这样或那样的宗教内容。邵基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最美好的歌唱，他以虔诚的信仰和真挚的感情歌颂穆罕默德、教门弟子、《古兰经》、新月等。如他怀着热烈的感情描写穆罕默德的出场。
诗人在回顾伊斯兰国家时，从它产生一直到奥斯曼土耳其时代，都没有忘记将它与世界最伟大的古国如罗马帝国相比。
虽然邵基强烈地笃信自己的宗教，但他绝不是一个心地狭小、容纳不下不同信仰的偏激者，他的胸襟宽阔，态度随和。请听他如何谈论君士坦丁堡由东罗马的统治转入穆斯林手中。
邵基在具有思想和宗教自由的欧洲学校学习，也许对他宽容精神的形成起着一定作用。邵基尊重一切宗教，就是古老的天神，在他诗中也受到敬重，甚至使人感到诗人诚挚地笃信它们。他还常常提到旧约和摩西，他们都备受崇敬。耶稣、圣母、福音书也在邵基的诗中占有崇高地位，他描写耶稣的降世，有如受难的人们得到扶助和解脱。也许邵基是将福音训诚作为在政治和和平问题上与基督教国家对话的一种手段。
邵基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对此，他大多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和感情倾向。他的这类诗歌具有受到感情或信仰影响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