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方面，他希望妇女从男性压迫下解放出来，儿童从父母的无知愚昧中得到解脱。在舍德雅格眼里，妇女是真主最尊贵的创造物，应当关心她们，改善她们的状况，使她们受到教育，让她们懂得正确管教子女的知识。他在这方面有许多研究文章。他用与妻子对话的形式来谈论关于东西方妇女的状况。
他在谈到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时指出，外国首先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十分发达，他希望东方也能如此。他提醒人们，应充分意识到自己祖国在思想方面的愚昧无知。他经常在自己的《新闻》报上登载流行于西方的科技新消息，向人们介绍最新发明。不仅如此，他还介绍各种各样引人人胜的科学方法，希望东方人能效法和采用。
他在游记中为自己同胞如实地记录下了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陌生新颖的事物。他记下了外国的历史、地理，描写了当地居民的特征、才能，介绍了他们中好的和坏的习俗，使自己的同胞从中领悟美德、规避丑行，如只顾自己、不关心别人，没有真诚互助，没有团结友爱……这些就是丑行，钱财用于善行和接济穷人而不是用来比家具和衣饰，热心建造医院、学校、印刷所、出版书刊、修筑道路、改造城市，关心国家的政治大事、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这些就是美德。
政治是舍德雅格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他在《新闻》报上曾为之勇敢地战斗过。在这方面，他具有重大影响和广泛声誉。后来，他为了防备苏丹的迫害和避免别的麻烦，加入了英国国籍。他对迫害他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抨击，暗地支持埃及赫迪尤作苏丹。他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国家及其义务的研究文章，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他反对贩卖奴隶，支持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
对宗教，舍德雅格的态度全是嘲讽和抨击。他对自身感觉以外的东西毫无信仰。在宗教问题上，他过于感情用事，表现出冲动、愤怒、厌憎的感情。他不能以博大的心胸对待宗教信仰。
尽管如此，舍德雅格在社会批评方面仍不失其强烈的个性。他是一个扩大了文学领域，从旧阿拉伯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革新者。
舍德雅格喜爱文学，曾广泛涉猎古典文学，也大量阅读过现代文学。他内心倾向于摆脱旧传统的束缚。他批评一些学者和文学家的创作方法，虽然他自己的某些诗歌和散文也未能完全摆脱旧的传统影响。
在旅游中，他有机会接触某些外国文学，看到外国作家的思维和表达方法，相比之下，他十分不满阿拉伯的旧有表达方法和流行的风格。
他不满阿拉伯语法的繁难艰涩和修辞的质木无文。他在自己所著的语言书籍中遵循一种独特倾向，即十分注重内容，力求详尽地分析词汇的本源和意思，对词汇的一般含义和特殊含义都很考究，很少有一个学者能像他那样掌握而且洞悉这么广泛的词语知识。
舍德雅格希望诗歌能从应景的束缚中、从腐朽的陈旧方式中解脱出来。他尖锐地批评应景诗人和宫廷诗人，虽然他自己在诗歌中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方式和内容。
舍德雅格猛烈抨击散文中雕文饰辞的陈风，虽然他自己有时在写作中为了表现语言和修辞才能难免也有这些毛病。
由此看来，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解放的，但迫于环境，有时仍必须循迹古人，效仿古人的风格，以在一个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欣赏除古阿拉伯风格和表达方式以外的东西的时代获取声誉和显示才能。
舍德雅格到过许多国家游历。旅游扩展了他的眼界，加上他生性不愿接受强加于他或他所不欲的束缚，因此，他反对阿拉伯的文学传统，其写作常常不受字句、修辞限制，摈弃过时的模式，采用接近生活的朴质风格，不大注重文章的逻辑性，并多插叙，常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他追求事物的细节，对问题研讨精深、表现人微，甚至不惜涉及低琐的内容。
有时他也采用故事形式来分析和研究问题，他喜欢嘲讽揶揄，但其嘲讽不够温和，也显得缺乏涵养和鉴赏力。
舍德雅格的诗歌是传统诗，基本上未能脱离古人的内容和风格，虽然他不断地批评这种风格，指责仿效它的人。他的赞颂诗对被颂者极尽美化之能事，他的情诗空乏无味，他的诗歌总的特点是直朴、浅近，音律性比较差。
艾迪布·伊斯哈格（1856—1885/1272—1302）
艾迪布·伊斯哈格生于大马士革。他曾在一所中学学习语言，后迁居贝鲁特，在海关任文书，不久退职，为《艺术之果》报和《进步》报撰稿。以后他到亚历山大，与赛里姆·尼卡什合作编演一些阿拉伯戏剧。他在开罗结识了哲马伦丁·阿富汗尼，开始具有一些革命精神。1877年，他出版《埃及》报，后返回亚历山大，与赛里姆·尼卡什共同出版《商业》报。政府查封了这两种报纸后，艾迪布·伊斯哈格于1880年到巴黎，在那里创办了一份名为《开罗埃及》的阿拉伯文报纸，后因胸疾回到贝鲁特，尔后又到开罗。他在开罗被任命为“翻译和创作局”局长，以后又任国会副秘书长。阿拉比革命爆发后，他回到贝鲁特，在黎巴嫩哈德斯村逝世。
艾迪布·伊斯哈格有许多著作和译作。著作有《现代埃及史》，译作有《安得洛马克》和《嘉尔曼》。他的文章和诗歌收集在一本名为《瑰宝》的书中。
艾迪布·伊斯哈格在著作中拥护咨询和议会制，维护人民权利。他是致力于提高新闻写作水平的巨匠之一。
他的写作建立在骈韵基础上，依靠表达的谐和、润饰和重复，多使用双关、对偶、借喻，十分注重文章的音律性。玛隆·阿布德对他的风格有很恰当的评述：“他的表达犹如离弦之箭铮铮作响，段落像按同一格调写成，长短相宜，联系紧密，整个文章像一支排列成阵、奔突于野的军队。假如你一段一段地读它，不会感到有多大影响力，但它构成一个整体，精神从中溢出，这些语句就充满着力量和激情。”
哲马伦丁·阿富汗尼（1839—1898/1254—1315）
他本名穆罕默德·本·萨福特尔，一个宗谱可追溯到侯赛因·本·阿里①的尊贵家庭的后裔。他诞生于阿富汗坎尔村的艾斯阿德阿巴德。八岁时随亲人迁至喀布尔。他学习过阿拉伯语言学、历史、教法、逻辑、实用政治学、哲学、数学——算术、代数和几何以及天文学，还学习过医学和解剖学理论。他曾到过印度，在那里学习现代数学。回国后参加了一些埃米尔企图控制阿富汗王位的政治事件，情况发生变化后，他离开祖国又去印度。以后到埃及和伊斯坦布尔，并在伊斯坦布尔被任命为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但他的远见卓识很快在追随阿卜杜·哈密德的人心中引起不安，于是他离开伊斯坦布尔，于1871年到埃及。埃及对他表示热忱欢迎、盛情款待之外，伊斯玛尔还每月给他很高的俸薪。
哲马伦丁在埃及居住八年，誉满全国，许多求学者纷纷到他这里来寻求知识和光明。他在家里为一些优秀弟子如穆罕默德·阿卜杜、萨阿德·柴鲁尔及爱兹哈尔的学生们系统地讲课。大师的课程是学生们获取科学、哲学、爱国主义和社会观的重要源泉。
除系统地讲课外，他还在艾兹伯克公园附近一个咖啡馆开设讲座，许多人拥席围坐，希望从他那里获取知识和观点。在这所大众化的自由学校中，他授课的内容是整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还有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这所学校里迸发出唤醒麻木思想的锐利光芒。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有麦哈姆德·萨米·巴鲁迪和艾迪布·伊斯哈格等。
哲马伦丁希望通过系统地讲课使学生习惯于自由研究和独立思考，他想通过公开讲课教导人民如何成为一个自由者，企图摧毁独裁统治的政治基础以实行议会制。因此，后来他被迫离开埃及前往印度，居住在海德尔阿巴德，在那里写成了《回答无神论者》一书。他在书中阐述宗教是文明的基础，无神论败坏文明，还批驳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
阿拉比革命失败后他前往欧洲，旅居巴黎。他的学生穆罕默德·阿卜杜赶来，两人合办《坚固之柄》报。该报停办后，哲马伦丁四处奔走，后到伦敦，并在那里创办了《东西方之光》月刊。
后来，阿卜杜·哈密德召他到伊斯坦布尔。他于1898年3月9日在那里逝世。
哲马伦丁著述不多，他主要是对人们进行精神鼓动，秘密和公开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只有两部著作：《阿富汗历史》和《回答无神论者》。哲马伦丁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东方之士。他精通阿拉伯语、阿富汗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法语、英语和俄语，博览过古代和现代的各门学科。他是一位爱国主义战士、自由思想家。他希望人民自由，主张议会制，勇敢地反抗暴虐统治。
由于他是外族人，写作风格不像精通阿拉伯语作家那么娴熟，但他能深谙其含义。他的写作质朴简明，尽量避免雕词琢句。他的文章中多用插句，往往条件动词和结句离得很远，谓语和主语间隔着很长的句子，这是他思维的条理性和习惯于波斯和外国表达方式的结果。
穆罕默德·阿卜杜谢赫（1849—1905/1266—1323）
穆罕默德·阿卜杜生于埃及西部省的一个乡村。早年在坦塔的艾哈迈德清真寺求学，后到爱兹哈尔就教于一些大学者，以后追随哲马伦丁·阿富汗尼，他在这位学者那里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思想和理想。
1894年，他获爱兹哈尔二等学位，在师范学院和外语学校教阿拉伯文学和伊斯兰史。
他曾任《开罗事件》主编和出版局负责人。他参加阿拉比革命失败后被流放到黎巴嫩，后从那里去巴黎与哲马伦丁·阿富汗尼合办《坚固之柄》报。报纸停办后回到贝鲁特，专事学术工作。他注释了阿里·本·艾比·塔立布的《修辞坦途》和柏迪尔·兹曼·哈玛扎尼的《玛卡梅》，写作了《关于一神教之信》一书。回到埃及后，他被任为地方法院法官、埃及寺院的总穆夫蒂，并主管爱兹哈尔教学。
穆罕默德·阿卜杜主张改良，力图对宗教基金事务和爱兹哈尔大学进行改造。他在组织爱兹哈尔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功。
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写作流畅有力，内容充实，避免错谬。初期他受爱兹哈尔风格影响，后来与哲马伦丁·阿富汗尼接触，并从《修辞坦途》得到启发，文风趋于解放。
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比（1849—1902/1265—1320）
阿卜杜·拉赫曼·本·艾哈迈德·凯瓦基比，绰号“幼发拉底先生”，生于叙利亚阿勒颇。他热爱科学、喜好政治，曾在官方《幼发拉底报》上撰稿。他创办过《舍赫巴》报，但被政府封闭。后来政府委任他担任多种职务。由于他目睹政府中种种腐败现象，于是开始抨击国家上层人物，因而遭到诽谤中伤并被捕入狱，被释放后，他徙居埃及。他曾两次游历阿拉伯国家、东非及印度等地，最后仍定居埃及，直至去世。
凯瓦基比有几部巨著，其中有《专制的特性》和《恩姆古拉》。他的著作近似小说，含有对社会和政治弊病的细致分析，其中对奥斯曼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凯瓦基比希望通过卓有成效的清理、深刻细致的分析、全面深入的调查和改革创新的方法来改造民族。他的著作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对东方民族的觉醒也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
卡塞姆·艾敏（1865—1908/1282—1326）
卡塞姆·艾敏具有库尔德族血统，生于埃及。他中学毕业后在巴黎学习法律，回埃及后从事司法工作，一生曾担当多种职务，最后任埃及上诉法院的顾问，直至去世。
卡塞姆·艾敏刚成年就接触到社会问题，并力图改造社会习俗。当时被提出并引起巨大反响的社会问题是戴面纱和摘面纱的问题。一些思想家认为妇女必须除去面纱，并在一切方面与男子平等，但因戴面纱的传统影响很深，他们不敢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直到卡塞姆·艾敏挺身而出。他认为穆斯林妇女被剥夺了获取知识的权利，她们被各式各样的桎梏束缚了自由，这阻碍了她们从事社会工作和担当起教育的任务。他认为，妇女的愚昧无知降低了她们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和她们丈夫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他号召给妇女以自由，并撰写了题为《妇女的解放》一书，竭力主张妇女受教育和除去面纱。他的观点公开发表后，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此书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但他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民族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与他站在一起，他又撰写了一本题为《新女性》的书，与反对派进行辩论，批驳了他们的论点，并用新的论据加强自己的观点。
卡塞姆·艾敏的作品论据充分，文辞明朗，旨意清楚，结构严谨。
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1291—1326）
穆斯塔法·卡米勒生于开罗，并在当地长大、求学，不到二十岁就获得埃及法律学校毕业文凭。
穆斯塔法·卡米勒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反抗英国占领的斗争。为此目的，他献出了自己神奇的口才和罕见的胆识。他到巴黎，在报刊上和各种集会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然后回到埃及，于1899年创办《旗帜》报。为争取祖国独立，他不辞辛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埃及到法国，从法国到英国，奔忙不息。他创办了一份英文报纸和一份法文报纸，都命名为《旗帜》报，为的是使欧洲能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所高举的独立解放旗帜。
他还重建了国民党，并被选为终身主席。埃及人民的心和他紧紧连在一起，他的活动赢得了各阶层人士的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