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根源：巴列维王朝的“关门政治”与政治表达
沙里亚蒂成长和成熟的年代正是巴列维王朝轰轰烈烈地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年代，也是巴列维王朝采用西方的技术、管理和文化对伊朗传统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年代。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巴列维王朝的50多年时间里，伊朗现代化建设在国家力量的强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有效地建立了民族国家，统一主权，建立了强大的技术官僚体系，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完善了现代化必需的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国家落后、贫弱的社会面貌，而且还积极参与现代国际体系，伊朗国际地位也有明显提高。就历史事实而言，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巴列维王朝的两任国王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改变伊朗近代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带领伊朗社会初步摆脱落后面貌的历史人物，正是这位既无“传统根基”、又无现代“政党”和“运动”支持的民族主义者——礼萨汗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民族主义”是巴列维王朝得以诞生、延续的一张王牌，也是保证自己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制胜法宝，是巴列维王朝50多年中，在“为了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试图建立起类似极权主义政治的个人专制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尽管如此，巴列维王朝毕竟还是一个世俗主义政权，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还是“国家利益”，换句话说，巴列维王朝的“现代性”还是确定无疑的。然而，这个曾带领国家取得巨大现代化成就，其政治意识形态又具有“现代性”的巴列维王朝（State），却不仅得不到整个社会（Society）的同情与支持，反而始终面临着各个社会阶层的压力、挑战、抵制、反对，乃至“革命”。宗教界的保守分子从道德原则出发，骂巴列维王朝太“西化”、太“腐朽”，其激进者以“革命”相威胁，而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骂巴列维王朝太“保守”、太“专制”，其激进者也以“革命”相威胁。在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之际，出现了专制君主最不愿看到的戏剧化场面：甚至连巴列维王朝最坚强的统治支柱——军队也抛弃了自己的主人宣布“中立”。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命运，连同它的“伟大的文明复兴”梦想一起，最终以“众叛亲离”的悲剧性结局而画上了句号。然而，代之而起的并不是什么军事强人、党派政要，或外国扶植的“傀儡”，相反却是一个深居简出、饱读经典的本土宗教学者。霍梅尼从库姆神学院精神领袖中脱颖而出，并最终走进了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事实不仅显示了霍梅尼的“不妥协”的革命意志，也显示了宗教本身的巨大威力和宗教领袖在这个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至于沙里亚蒂，他是一个受过正规西方教育、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颇有一番理性认识的思想家，有着强烈的现代取向，他理应是巴列维王朝现代化路线的支持者，或者说，至少是一个不反对者。然而，终其一生的所作所为表明，沙里亚蒂是巴列维王朝坚定的批判者、反对者和破坏者，是巴列维王朝最可怕的“敌人”。沙里亚蒂的激进言论和思想，甚至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每一次“文化批判”和“宗教批判”都有巨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杀伤力，但他的手法从来不是直截了当，而是指桑骂槐，声东击西。巴列维王朝50多年坚定的现代化、世俗化和工业化，最终导致的却是“伊斯兰化”和“去西方化”全面而激烈的反弹。“伊斯兰”在革命孕育期，尤其是高潮期间，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宗教”含义本身，而变成了是否“革命”和是否“进步”的衡量标准。宗教势力最终崛起于巴列维王朝这一世俗主义政权，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罕见的历史现象。那么，这个世俗政权为什么没有得到世俗的中产阶级的支持，更没有得到像贾勒尔·艾哈迈德和沙里亚蒂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甚至还主张政教分离的世俗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就是说，为什么取得巨大世俗成就的巴列维王朝理应得到社会的响应和支持，而事实上却被孤立和抛弃？
应该说，从1948年巴列维王朝制订的第一个“七年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开始，到1973年制订的第五个“七年社会经济发展纲要”（1973~1979年）期间，伊朗的社会经济成就给国家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可惜的是，这个“纲要”还没有结束，巴列维王朝倒是先行结束了。除了早期的国内政治不稳时期（平息国内地方割据势力、二战和国有化运动）外，巴列维王朝实际从事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和平建设时期只有30年。然而，这30年是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30年。在此期间，伊朗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经济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
随着这一战略的逐渐推进，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部门，特别是石油开采业以及与其相关的工业门类得以迅速扩张。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石油天然气开采、电力、冶金、汽车、水泥、造纸、化工、纺织、副食品加工、农业机械等传统工业部门，并积极涉足于电子、核技术、生化等新型尖端工业部门。总之，伊朗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赢得全世界的喝彩与关注。研究者一致承认“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增长速度之大，几乎在世界上举世无双”。还有人说，这段时期是伊朗发展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到了70年代初，经济增长使巴列维王朝一扫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排名世界第九位的富国。（显然，巴列维国王对自己领导下的伊朗的“复兴”成就有理由沾沾自喜和狂妄自大。后继的伊斯兰共和国从巴列维王朝手中继承的物质遗产是丰厚的，否则，耗资巨大的两伊战争难以坚持八年之久。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
然而，与工业迅速扩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业急剧萎缩。农业是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白色革命前，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城市人口占30%。在全国1900万公顷的可耕土地中，有90%为大地主所有，由无地农民耕种。这些大地主住在城里，不愿对农业进行投资性的投入，导致农业产量低下，农业机械化举步维艰。大地主在城市里坐享其成，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广大农民普遍贫困，农民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其购买能力极其低下。用巴列维国王的话说：“我们的农业几乎处在几千年前的状态。”按照他的说法，为了摆脱数千年来伊朗农民的悲惨处境，体现伟大而仁慈的国王对人民的体恤和关怀，国家不能对农村置之不理。于是，1962年1月，在美国农业专家和经济顾问的帮助下，由农业大臣起草的土改法案获得伊朗议会通过。次年1月，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六点计划”获得全民公决通过。一场号称“国王和人民的革命”的社会改革计划——“白色革命”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现在看来，“白色革命”绝不仅仅是国王为了表达对“人民的热爱”，实际上有多重因素。首先，伊朗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王权处于危险之中，需要获取新的政治资源来巩固王权。其次，美国肯尼迪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都有严格的政治条款，要求国王对中产阶级让步，进行土地改革，敦促伊朗实行自由化改革，“一个民主富裕的国家是阻挡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坚强堡垒”。第三，夺过土地改革这面旗帜，可收一箭数雕之效：使土地改革不那么激进；争取农民对国王的支持；削弱反对现代化运动的传统阶级——教俗地主和部族酋长的权力，扩大王权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加强国家对农村的控制，让国家力量直达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到1971年9月，政府宣布土地改革结束时，“白色革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由于这场土地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实现地权转移和明确化，建立资本主义农业制度，因而，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被资本主义农场制（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所取代。农场制取代租佃制，使得许多农民摆脱了租佃制度下对农村和土地的依赖，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正在成长的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了充沛的自由劳动力。同时，住在城市的大地主的土地被国家赎买之后，其投资方向已不再是农村和农业，而是城市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商业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土地改革所明确的产权只涉及有租佃权的农民，而占农民总数1/3的无租佃权的农民无权购买地主土地，结果是这些无租佃权的农民成了土地改革中被“遗忘的一拨”。其中大部分从农村游离出来，走入城市中劳动强度最大、生活条件最差的建筑工地、码头、仓库等工作场所，又成为被城市“遗忘的一拨”。总之，“白色革命”的最大成效是土地产权明确化，使农业人口大批量地朝城市集中。统计数字显示，到伊斯兰革命前夕的1978年，伊朗总人口3370万人中，有1782万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30%上升到52%，其中又有一半以上是1963年以后移民到城市的。全国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德黑兰在1966年是伊朗唯一一座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而到了1976年，全国范围内，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新增了5个，德黑兰人口更是增加到450万之多。“白色革命”带来的直接结果只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业投资不足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工业增长，农业占国家GDP的份额从1960年的67%下降到1975年的34%，到了1976年时，伊朗所需粮食的70%依靠进口。也就是说，巴列维王朝的工业化，与其他经济落后国家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积累工业资本的模式相比不太一样，但是在工业化的狂潮中忽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这种情况倒是一样的。这种忽视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伊斯兰革命中霍梅尼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警卫队”实际骨干力量就是这些人，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自身的境遇，同时他们又是传统价值观的主要社会载体。因此，对于现状而言，他们身上最有“革命性”冲动。
“白色革命”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引发了社会阶级结构（即社会分层化）的深刻变迁。过去的大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丧失后，他们在农村的影响和特权日益式微，用出让土地得到的资金投资城市工业，尤其是商业和社会服务业，其社会身份从封建地主转变为资本家；部分有租佃权的农民因购买土地，成为自主经营的小农阶层并因加入“农村合作社”而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农场工人；而那些无地的农民在农村没有生活保障，不得不进入城市转变为工人。从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白色革命”中逐渐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据1977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制造业各部门吸纳工人250万，建筑业吸纳100万，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在“白色革命”期间从农村来的。“白色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发展世俗国民教育与司法体系，完善政府机构和官僚体制，于是，律师、教师、公务员等从业者和大、中、小学生数随之增多，他们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据统计，伊朗全国小学在册学生数从1963年的164万增加到革命前夕（1977年）的400余万人，中学生从30万名增加至74万名，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教师人数约20万人。另据统计，伊朗政府在“白色革命”前有12个部，雇员15万，到70年代中期，增至19个部，正式雇员达56万。总之，从“白色革命”开始以来，伊朗的工业体系依靠石油美元逐渐完成了自身工业资本的积累，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在这五个“七年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实施期间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社会出现分层化，滋生出诸如资本家阶层、工人阶层、中产阶层（高级职员、律师、经理人等）、知识分子阶层、公务员阶层、传统手工业阶层、巴扎商人阶层、城市游民阶层等众多社会阶层和利益共同体（或者说“利益集团”）。这些新生的社会阶层，有的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分享权力的强烈欲望，有的对社会现实，特别是贫富分化极为不满，盼望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