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代价值观缺失造成了“价值真空”。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多伊奇的说法，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是“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是“主要人群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责任被侵蚀或被打断，人们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的过程”，“社会动员”的速度越快，新旧生活方式、新旧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烈度越大，社会不稳定程度也就越高。“白色革命”的急速变迁带来了快速而全面的“社会动员”，几乎没有人不被这场全面的社会改革运动所影响，代代相传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模式受到冲击，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不断遭到新思想和新风气的侵蚀。面对突然来临的西方新奇思想和事物，一般的穆斯林会产生一种习惯上的不适应，或者说，会本能地产生价值迷茫感（Value Disorientation）。但是，巴列维王朝作为一个现代政权，在价值观构建问题上，既不可能彻底“吐故”，也没有彻底“纳新”，从没有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现代价值观来取代被现代化削弱和破坏的传统价值观，而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很难说作为“西化”和“现代化”的主导者巴列维国王在价值观问题上，与传统割断了脐带。“实际上，伊朗从来就不存在不受到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影响的人，无论是被视为‘投靠西方势力’的巴列维国王，还是长期受过西方教育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外，知识分子对伊斯兰价值的回归和认同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正如伊朗著名翻译家及外国文学专家阿萨德·阿姆罗依最近指出：“伊斯兰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即贾勒尔·艾哈迈德——引者加）的思想转变，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早先信仰社会主义，是人民党高层领导人，后来退出人民党，但其后多年仍倾向左翼。阿勒·阿赫玛德一度十分鄙视宗教的愚昧，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面临‘白色革命’带来的社会精神危机，他重新意识到宗教的力量，并写作了《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一书，呼吁知识分子应与宗教阶层结盟，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1969年，阿赫玛德突因心肌梗死去世，人们猜测是被‘萨瓦特’（即‘萨瓦克’——引者加）特务所害，这更增加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巴列维政府的对立情绪。1977年，伊斯兰革命的前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全书出版，宣告了伊朗知识分子对巴列维政权的彻底‘背叛’。伊朗知识分子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对于伊斯兰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伊斯兰教作为巴列维王朝规定的“必修课程”持久地被保留。宗教教育是巴列维王朝推行“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宗教经典学习从来没有彻底从各类学校的“法定”教学计划中消失。巴列维王朝曾按照西方的学制创办了为数众多的中小学、专科、师范、农学等各类学校，到30年代后还建立了几所大学，但“宗教教育”从未退出各类、各级世俗教育的课堂。沙里亚蒂和巴扎尔甘等众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尽管一天也没有接受过清真寺的传统教育，但是他们的宗教知识好像并不亚于专业教士水平。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教育对传统宗教教育有所冲击，但毋宁说只是数量上取得优势。其课程设置仅增加一些自然科学的科目而已，《古兰经》、教仪和品德训练仍是必学课程，其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与宗教教育相比，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巴列维版人才”：政治上要服从国家的安排，业务上为国家效力，对社会问题，尤其对政治最好做到不管不问。正如首相胡韦达所说：“学生要勇敢，乐于奉献。学生应该而且有能力组织学生团体和组织，但不要把它搞成政治性的，这可不是他们的事。”更重要的是，与世俗教育并存的神学院仍然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宗教圣城，如库姆、伊斯法罕等地，其神学院影响更大。70年代末，仅库姆神学院一地，正式注册的学生最多时达5000多人，这里云集了全国最知名的宗教学者。
第三，“关门政治”对宗教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无意中为宗教宣传开辟了一块阵地。尽管国家对宗教政策总体上来说是打压的，但是，不同时期出于不同需要，国家又默许甚至还鼓励宗教研究。沙里亚蒂发表演讲的主要地点是德黑兰的侯赛因宣教堂，而这个宣教堂与全国数量众多的侯赛因宣教堂一样，都是经巴列维王朝的国家有关部门，甚至还经过“萨瓦克”的直接批准后才得以举办的，是经国家登记机关批准成立的“合法”的民间公共宗教研究机构。1964年取得“合法”资格后，正式成立。它在章程上明确载明“遵守国家宪法、拥护君主制”，是“从事宗教科学的纯粹学术研究和讨论机构”。这个研究机构位于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是一个功能齐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不仅外表装饰考究，而且还有图书馆、清真寺、容纳3000人的演讲厅、教师住宿区、教师食堂、出版社等附属服务，甚至还有先进的闭路电视。宣教堂的学术活动主要是从事宗教专题研究和讲座，由主讲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开设专题报告，如沙里亚蒂就在这里开设过专题讲座“法蒂玛就是法蒂玛”、“伊斯兰学”和“存在主义”等系列，但偶尔也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安排讲课题目，如沙里亚蒂在70年代后发表的激进演讲《阿里什叶派和萨法维什叶派》、《阿里派，完美什叶派》等。宣教堂的所有讲座都是开放式的，参加听讲的人，不分年龄、男女和职业，只要愿意都可以登记听讲。但实际前来听讲的主要是德黑兰的男女社会青年和在校大学生，70年代兴盛时前来听讲的人，甚至还包括来自首都之外的学生、社会青年、车夫和马路清洁工。然而，最值得称道的还是这里的教师。来这里担任主讲的教师都是宣教堂最初创办人延请的国内名流，其中有沙里亚蒂、蒙塔哈里、贝赫什提等著名人物。尽管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的一系列宗教解释与传统教士把宗教视为个人的修炼之事不同，都对宗教的私人化倾向持否定态度，批评传统教士的保守、僵化，试图用现代思想来解释宗教，把伊斯兰视为一个对当下社会现实有所作用的思想工具，用隐晦的宗教语言来映射现实问题。其中，沙里亚蒂最为突出。沙里亚蒂是宣教堂的明星和明灯，宣教堂因为他的存在而蜚声海内外。他的一套伊斯兰话语，后来证明，对巴列维王朝具有根本性的“颠覆”功能。他在这里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两大使命：“革命化伊斯兰”和“伊斯兰革命化”。要知道，沙里亚蒂在这里的所作所为都预先经过“萨瓦克”的批准和同意，他是国内唯一可以利用巴列维国家提供的“合法”舆论阵地“合法地”从事宣传的巴列维王朝的“敌人”。也就是说，成就沙里亚蒂的正是巴列维国家，国家利用他的目的，一是批判“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二是批判宗教的“保守性”。据说，只是国王在得知沙里亚蒂的“真实意图”后，才亲自下令关闭宣教堂和逮捕沙里亚蒂的，而此前“萨瓦克”的最高长官萨贝提将军一直盘算着如何利用好沙里亚蒂的口才和名声。
总之，巴列维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的迫切性，以及与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加上政治统治手段的极端保守性和“关门政治”的排他性，为宗教话语的复活和流行造就了现实可能性。沙里亚蒂借用西方思想作为考察伊朗和穆斯林社会现实的参照系，得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结论。在巴列维王朝的全面专制中，舆论空间和渠道被垄断，唯有宗教才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内容，所以，一切指向现实的思想文化活动必须在宗教的外衣下才能生存。在社会各阶层中，尽管人们对“伊斯兰”的理解并不一定相同，但在解释宗教和宣传时隐含现实问题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沙里亚蒂对伊朗和穆斯林社会的种种认识和结论，似乎在巴列维王朝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状况中，都可以找到实实在在的现实根源，虽然整个言论从表面上看全是在谈论宗教。当然，这种思想史现象也不止在巴列维时代出现过，含沙射影的政治表达是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的正常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