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亚蒂还进一步分析说，萨法维教士为了达到造就一个“人人自危的、没有责任感的、没有危害的社会”的目的，他们还以歪曲理解“掩饰”（“塔齐亚”）、“效仿”（“服从”、“塔齐里德”）和“渴望”（“恩塔泽”）方式取代“圣战”、“创制”和“抗议”等基本原则。为了确保人民永久服从和屈服，他们把“塔齐里德”定义成对教士的盲目效仿，甚至还上升为一项穆斯林义务。沙里亚蒂说，这一义务，实际上是要求普通穆斯林做到对教士的推理、意见和教令（fatava）“毫无保留地、绝对地服从和忠诚”。“塔齐亚”在萨法维教士的手中又变成了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实际上是让教士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健康、工作，可以在统治者的罪恶、大逆不道和肆意妄为面前保持沉默”。沙里亚蒂指出，如果按照萨法维教士对“塔齐亚”的解释，为了“避免头疼、麻烦、危险和损失”，不能有任何行动也变成合理的了。这实际上在号召人们“消极守成”，“完全放弃斗争”。沙里亚蒂说，萨法维教士解释的“渴望”，实质上是号召人们接受眼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消极地等待隐遁伊玛目再临人间，至于“隐遁”持续到何时，那要等老天爷来决定，人没有办法。沙里亚蒂说，在萨法维教士的眼中，在这“天定”日子到来之前，人为了实现正义社会的所有斗争和行动都是没有用的。因此，萨法维教士所理解的“渴望”就变成了对“忍受腐败、压迫性的不义统治”进行辩解的理由。萨法维教士的“邪法”，按照他的理解，是首先歪曲“效仿”、“塔齐亚”和“渴望”这些概念，然后拼命地把自己的歪曲解释抬高到“教义地位”。在演讲最后，沙里亚蒂总结说，萨法维什叶派教法学家，通过系统地提出一套“反动的、保守的”政治观，从而为人民盲目服从君主制和教士统治找到了神圣的根据。
在《阿里派，完美什叶派派》演讲中，他对“效仿”、“掩饰”和“渴望”这些宗教概念进行了与上篇演讲不同的解释，这是因为，沙里亚蒂在发表这篇演讲时，伊朗地下武装游击队组织“穆加黑丁”共有15名成员被巴列维王朝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中有3人是沙里亚蒂直接教过的学生，沙里亚蒂感到十分悲痛，做演讲时，两手发抖。所以，这篇演讲，虽然很短，但好像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在这篇演讲中，沙里亚蒂说：
“掩饰”在某些时候对某个特定的群体和事件来说，也是必要的，是一个策略性的概念，满足两个目的——保证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可以保持团结，也是为了保证地下组织成员的个人安全和安心。在这种情况下，“掩饰”不但不是虚伪，逃避责任，而是必须。
“掩饰”是一条从事活动的每个地下战士必须遵守的纪律。
沙里亚蒂的面对敌人可以“掩饰”的解释，其用意是在号召所有穆斯林在面对共同敌人时，要保持团结，也是在号召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团结，具体说，就是号召信仰伊斯兰的“穆加黑丁”组织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费达依”之间要保持团结，结成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同盟。“掩饰”的第二个目的，是号召所有地下组织成员都要坚守组织秘密，防止革命力量遭受损失。“掩饰”，按照沙里亚蒂在这篇演讲中的解释，不再是号召“消极无为”、“一味退让”，而是保护战斗力、组织和游击队员生命的一个重要手段，“掩饰”变成保证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每一个地下战士必须遵守的纪律”。
对“渴望”，沙里亚蒂做出了如下解释：
“渴望”是等待、盼望和期盼，不是消极地坐等伊玛目到来。伊玛目总是善待那些态度积极的人，把机会让给行为积极的人。救世主通常就在我们身边，不过我们必须用寻找的目光来寻找。对于一个善于等待的虔诚穆斯林而言，他一方面坚信伊玛目即将到来，另一方面也坚信伊玛目不会自动到来。
消极地等待“那一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明天可能就是“那一天”，也可能随时就会出现。因此，真正渴望的穆斯林的眼下任务是保持不间断的、长期的警觉状态，伺机而动。斗争的结果，早已注定。
“渴望”对穆斯林而言，是责任，也是义务。当这种责任和义务可以转为行动的那一刻，也就是伊玛目来临的那一刻。
尽管沙里亚蒂的通篇演讲从字面上从来找不到一个公开号召战斗的字眼，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的学生从字里行间应该很容易听出其中的火药味。沙里亚蒂演讲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把演讲的内容和口气与演讲当时的生活背景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其中的隐含之意。不仅如此，他在某一个具体时间内的演讲题目，也能反映出当时他最关注的问题。他是革命鼓动家，非常善于把握演讲的实际效果、时机和内容。
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伊斯兰国家和宗教领袖》讲座中，他宣布：
伊斯兰既是一种思想体系（Ideology），也是一场旨在建立一个以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为基础的无阶级的、自由的社会革命，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开化的、有责任感的和自由的人民。
在这里，伊斯兰不仅成为沙里亚蒂心目中一种指导精神生活的行动指南，更变成了一种“社会革命”理想，这一理想既结合了伊斯兰的本土价值观，又体现了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先进性：“平等”、“社会公正”、“无阶级”和“自由”。这场“社会革命”不仅可以造就一个理想社会制度，在革命过程中，同时还可以完成对人的改造，造就出“开化的、有责任感的和自由的”理想“新人”。在这里，“伊斯兰”已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宗教，而是变成了一种蕴含着一切美好价值的抽象符号；“革命”也不再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秩序崩溃与破坏性动荡，而是变成了一种造就一切美好未来的抽象手段。也就是说，无论是“伊斯兰”，还是“革命”，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切实的社会内容，而是变成了理想化的抽象符号和抽象手段，被乌托邦化了。
什叶派伊斯兰在伊朗是最深入人心的信仰，已经与伊朗民族特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变成了伊朗民族的神经中枢。谁要能拨动这根神经中枢，或者说，赋予什叶派伊斯兰某些思想激素或兴奋剂，便可以使这个伊朗民族动起来，由此带来社会政治变迁。沙里亚蒂与其他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选择和利用宗教语言作为鼓吹革命、呼唤变革和动员群众的工具，有着非常清醒的自觉。他曾经说过：
既然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宗教社会，我们能不理睬群众的意见和想法吗？我们今天的自由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像13世纪的西方自由知识分子一样，用宗教复兴宗教。如果不想失去群众，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讲13世纪的事。
民主与理想的政治诉求
众所周知，伊朗政治从1953年“8·19”政变，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一手扶持下，巩固了自己的专制地位开始，一直到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覆灭的25年中，实行的是有民主之名而绝无民主之实的“关门”政治。即使70年代初曾经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有过一段民主“小阳春”，但随着石油巨额利润带来的好处，人民的政治注意力很快被有意识地引向了巴列维国王绘制的“伟大的文明”的复兴蓝图。在这种“关门”政治中，政治是被禁止公开谈论的话题，政治舆论没有自己的空间，更没有自己的阵地，一切政治话题必须在讨论“文明”、“文化”这些空洞的“言说”中出现，而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进行。就伊朗的情况而言，在这20多年中，政治言论都必须在宗教的外衣下表达出来。沙里亚蒂的情况自然也不例外。从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沙里亚蒂的演讲、讲座、文章和著作来看，没有一篇是直接讨论政治现状的，哪怕是介绍性的文字也没有。只是到了伊朗的游击队运动越来越活跃，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的70年代以后，他才有几篇政治含义比较明显的演讲，所以，试图系统地探讨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对民主、自由这些现代政治思想的系统探讨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本书仅就其著作中经常出现的，涉及政治观点的几个问题进行介绍和总结。第一，“指导下的民主”认识；第二，“完美人”概念。
浏览沙里亚蒂作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沙里亚蒂曾对西方各类政治著作有着广泛涉猎，对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使用非常频繁，而且在法国巴黎这个“自由思想之都”“享受”自由生活达5年之久，应该说，他对西方民主和自由理应有着相当深入的理性认识，对民主的基本原则，特别关涉个人权利和基本人权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是熟悉的。然而事实是，他给“民主”下的定义是十分简单的。他把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想——“民主”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权”并列在一起，说“民主”是以多数人意见原则为基础，“民主”把人民当成统治权的源泉。在另一篇讲座中，他又把“民主”与伊斯兰教的“公议”原则等同起来。他说：
公议、推理跟民主一样，这是《古兰经》明明白白记录的。
因此，在沙里亚蒂看来，“民主”与“伊斯兰”是可以共存的。然而，他又认为西方的民主虽然是好东西，但不适合穆斯林社会现状。他说过，西方已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有过“人的彻底觉醒”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而我们则是“生活在一个我们的巴扎资本家百分之百是有宗教信仰的，而他们的资本家则百分之百是无宗教信仰的时代”。在政治领导和选举问题上，他在一篇题为《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潮》演讲中指出，所有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大凡都是追求下列两个目标之一的：第一是通过改革和发展的方式改造社会并引导社会、领导国家；第二是维持现状、管理事务和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愿望。而第一种情况是亚非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更需要的。这些社会的政治领导阶层必须有坚定的指导思想为基础——这种指导思想，以明确的革命性变革和发展为追求目标，而这种革命性变革和发展目标不是必然能得到经常保守的、阻碍发展的普通群众所支持。一旦突然有一天民主降临到身边，那对习惯了以服从和崇拜宗教领袖的穆斯林社会，一定不是好事，“民主以最自由的形式妨碍发展和变革”，因为一旦这样的民主来了，那些落后的群众会利用手中的选票只选那些坚守传统和他们有同样利害关系的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一样，沙里亚蒂赞同的模式是“指导下的民主”（Directed Democracy），这种民主是一帮优秀启蒙精英执着于某种指导思想，并且有着明确的进步和革命方案的优秀革命者来领导这样的政府。这个革命领导层肩负这样的领导责任：改造人民观念、习俗和社会关系，领导这个社会从陈旧的传统束缚中摆脱出来，通向最后目标。这个政治领导层是通过人民选举的，这个领导层最关心的是执行指导思想所规定的各种方针，因此需要他们长期在位掌权，这样更加有利于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变革。沙里亚蒂相信，所有国家在革命大动荡之后都需要实行“指导下的民主”的政府。
为了给自己的“指导下的民主”理论找到伊斯兰根据，他认为先知以后的什叶派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社会恰恰就是实行这样的制度，即“有坚定信念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坚定领导层”（十二伊玛目）来领导这个穆斯林社会。这样的政府必须建立在革命理想和革命目标这个基础之上，十二伊玛目都是指定的，而不是直接选举的，因为，如果仅仅通过穆斯林选票来决定穆斯林社会的领导人，那么最有优秀品德的伊玛目反而不能充当穆斯林社会的领导人，这对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没有好处，还可能因为普通穆斯林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缺少伊玛目那样的优秀品德而对穆斯林社会整体有害。同样，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或现存穆斯林社会中，尤其在这些地方革命后的重建阶段早期，普通群众没有足够高的社会觉悟，不会把手中的选票投给那些优秀的领导人，而是把自己最亲近的人选举成领导人。实行“指导下的民主”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先知以后的十二个伊玛目统治时期，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制度。当普通穆斯林拥有足够的政治觉悟、品德和能力时，当然，这或许要花上几代人的时间，穆斯林社会整体上就会积累足够的民主经验和智慧来建立和维持真正的民主政府形式，也就是通过“公议”等办法实现民主。十二个伊玛目在世时，实行的是“指导下的民主”，而当最后一位伊玛目隐遁之后，负责领导和管理穆斯林社会和穆斯林自己的任务，按照沙里亚蒂的理解，则留给了穆斯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