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定位上讲，穆斯林社会的目前状况，与欧洲的现状相比，是处于欧洲社会中世纪结束和文艺复兴开始那段历史时期。与那个时代相似的是，我们今天穆斯林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和思想变迁过程中。从经济上说，穆斯林社会的主要经济是一个“农业市场”，或者说中间商为主的经济，换句话说，最大的和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而不是平时人们所理解的城市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我们的经济制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那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曾经对法国大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资产阶级，与我们今天伊朗和其他穆斯林社会的资产阶级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资产阶级只有巴扎商人，都是做些中间贸易、批发、转运之类的中间生意，而不是现代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更确切地讲，我们的这些巴扎商人，根本不是像现代欧洲资本家那样有魄力和进取精神，他们的作用不过是充当农业部门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而已。当然，我们已经看到有一股像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那样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只是他们的社会影响远不及后者那样大罢了。伊朗新资产阶级是什么性质？只不过以现代超市取代了传统商店，只是充当在传统社会里传播西方文化的中间人而已。原来的经济结构没有丝毫变化，与牺牲农业生产为代价来发展城市生产的十八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不同，伊朗正在兴起的所谓新资产阶级只是极大地促进了城市消费，对农业发展没有任何贡献。你在城市中，满眼看到了都是金碧辉煌的大楼和高级汽车，城市越大，大楼越高。你到农村去看看，那里情况怎么样一切就明白了。当然，也有人开始了城市生产，但是都是一些七零八碎的小工厂，根本配不上称为民族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为了强调穆斯林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在同一个时代，他还在一篇演讲中以沙特阿拉伯为例：
沙特阿拉伯有惊人的工业资源和西方工业生产，可是它的工人（与西方社会的工人不同——引者加）却是生活在一个最原始、最腐败的社会中。那里，只有500到2000名工人处于上层（与伊朗一样——引者加），但这个国家整体上没有工人阶级，根本谈不上是现代社会。它有的是部落、农业和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基础。
从某些方面讲，我们连欧洲十九世纪的水平都赶不上，把我们亚非两洲的某些社会特征与欧洲当时相对比，我们可能仅处于欧洲十三世纪的水平。
欧洲资产阶级进步到可以造就一场法国大革命，而我们资产阶级不过是窝在巴扎市场的做中间买卖的小商小贩而已。
他认为，穆斯林社会尽管与欧洲一样同处现代，但是，它们的历史发展阶段完全不在一个阶段上，欧洲早已有过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而穆斯林社会还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起步阶段，还属于“封建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早期”，或者说“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而且一开始就有畸形特点，即没有工业资本，只有不成熟的国内商业贸易，依赖于外国商品的中间商人、投机商人和买办资本家。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太过弱小，根本不能构成阶级整体力量对国家（state）政治形成压力。因此，指望他们来引导或推动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事。西方社会苦于太发展，而东方的穆斯林社会苦于不发展，西方社会苦于消费过度，而东方社会还为饥饿而痛苦。他认为，穆斯林社会与欧洲相比，不仅不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类型”上，穆斯林社会与其他社会完全不同：
我们也要了解我们文化属于什么类型。比如说，希腊是思辨文化，罗马是尚武和艺术文化，印度是唯识论文化，而我们社会是宗教的伊斯兰文化。我讲的“文化类型”是指，对一个特定社会中，在其成员的认识、特征、感情、传统、世界观和理想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倾向。能够把上述社会特征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其意义的正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化，我们在其中呼吸、获取营养和成长的文化。正因为如此，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实际上就是理解了这个社会的内在真相、内在感受和内在感情。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对希腊文化有哲学上的了解和理解，你就很难说他就掌握了希腊文化。同样，假如一个人对佛教和吠檀多不理解，你就很难说这个人就是印度社会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样，一个人对他所在的社会普通成员的心理没有了解或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启蒙者。印度文化是吠陀文化，一个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社会学家对印度没有什么意义。甘地，对印度社会有深刻的理解，理解人民的心理状态，他能够比别人更能推动印度进步。一个启蒙的穆斯林情况也如此。他必须知道，伊斯兰精神不仅支配着他的文化，而且他的社会道德准则以及整个社会过程，都受到伊斯兰精神塑造。西方人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正常的。可是，如果我们眼下所谓知识分子，也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他对这个社会的关联性和作用就受到限制，就有局限性。一个人总体上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他的言谈举止受到欧洲教育和外国生活方式的限制，这个人就不会与自己的人民打成一片，反过来，这个社会也不会接受他。
按照沙里亚蒂的理解，穆斯林社会的“文化类型”决定了穆斯林社会的进步必须从改造穆斯林的思想觉悟开始，用新思想来教育他们，唤醒他们。
因此，一个不精通伊斯兰学（Islamology）的人，不了解穆斯林群众思想的人，连与穆斯林建立联系都谈不上的人，怎么可能谈得上改造穆斯林的思想觉悟？可是，伊朗眼下的思想现状是：
在伊朗，一方面，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控制我们宗教的人，把我们的宗教变成了现在这个毫无活力的样子，另一方面，能够理解现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启蒙者又不理解我们的宗教。结果是，尽管我们的伊斯兰教中有丰富的、足以让伊斯兰教获得解放的文化和历史，但拯救伊斯兰世界所必需的宗教觉悟，我们伊斯兰社会至今还缺乏。启蒙者错误地反对伊斯兰，认为伊斯兰是落后的、保守的、狂热的、只关注来世的，把穆斯林社会的落后认为是伊斯兰落后造成的结果，而反动者又极力利用宗教来麻痹群众，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真正的伊斯兰还不为群众所知，禁锢在历史深渊，群众沉迷于自己的陈规陋习而不觉，启蒙者孤立于群众，为群众所厌弃。
摆脱穆斯林社会落后，促使穆斯林社会进步的关键在改造穆斯林的思想，可是，统治者利用宗教，普通群众“沉迷于自己的陈规陋习而不觉”，知识分子的一套理论又不为群众所接受——这就是沙里亚蒂当时所面对的思想现状。他说这是“最令他感到悲哀的”现状。
沙里亚蒂在认识伊朗当时的社会现实时，经常以西方社会和历史，尤其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欧洲社会和历史进行对比。他认为：
我们今天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欧洲的影响，他们的思潮、他们各种各样的生存表现如物质的、精神的、艺术的、文学的，甚至道德准则，正在进入我们的社会。因此，必须了解西方，以及西方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以便我们对它有清醒的判断。
……今天的西方，从文化的形成上讲已经有三百年了。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西方人向世界所展示的特殊生活类型、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都是在最近三个世纪中形成的。在十七世纪以前，欧洲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在这场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起到了关键作用。
……
给欧洲带来新文明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因素和思想因素。经济上，从封建制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从低级贵族中出现了。这是因为东西关系、十字军东征、美洲和澳大利亚发现、重商主义、掠夺亚非拉甚至北美。思想上，天主教变成了清教。要知道，十四世纪的自由思想家并没有否定宗教，他们只是把来世关注变成此生关注，把倾向精神、本性、伦理和禁欲主义转变为劳动和勤奋，从内敛性自省转变为外向性表达异议，从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总之，欧洲进步的精神资源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源于自己本身，是孕育在欧洲人心中的同样强有力的文化和宗教资源被重新整理和激活了，被自由思想家变成了有活力的、运动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力量。
接着，他在演讲中分析说，欧洲人的创造潜能，不是因为比别的人种优秀，而是因为欧洲人有精神创造性，具体地说，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从天主教的控制和压抑中得到释放，推动文艺复兴的“自由知识分子”把“人的自由意志”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灵感和原动力仍然来源于对神的信仰，用“宗教反宗教”。穆斯林社会的今天文化是伊斯兰教占据支配地位的宗教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刚开始的基督教一统欧洲相似。但是，两者之间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统治欧洲的社会支柱力量是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其统治势力在城市一直是相当脆弱的，因此，欧洲一开始就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世俗文化存在，这个世俗文化一直与享有城市自治权的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套价值观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强大，迫使宗教势力回到信仰领域，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到不仅可以造就一场法国大革命，而且有力量、有能力把宗教势力曾经掌握的社会资源接过来，然后以自己的一套市民社会价值观，取代了宗教价值观，结果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宗教势力与国家世俗事务分离。
在另一场演讲中，他还强调说，尽管欧洲在立法上把宗教与政府分离，但只是意味着某些宗教领袖的权力与国家行政权力分离，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生活分离，欧洲的立法观念“人人平等”，既来源于宗教价值观“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也得到宗教价值观的支持。他还提醒听众说，欧洲人的宗教虔诚程度不亚于穆斯林，并以自己在法国的经历为例，说明法国的宗教人士在国家中有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还有宗教狂热分子。
在《对文化资源的提取与利用》演讲中，他认为，穆斯林社会现状与欧洲今天的现状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今天的穆斯林社会中，如果有人试图把“宗教”与“政治”分开，那么这个人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对全体穆斯林来说，一定是空前的灾难，因为在没有新的价值观取代的情况下，会带来一个“价值真空期”，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因为没有价值凝聚和维系而彻底混乱、崩溃。正因为如此，穆斯林社会的“自由知识分子”眼下要完成的最紧要任务，就是“提炼”（Extraction and Refinement）现有宗教和文化遗产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加以改造，为现实所用。
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沙里亚蒂对穆斯林社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对欧洲的理解也相当深刻。他把伊朗今天的落后现实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伊朗人民本身没有觉悟，没有把宗教中的最有价值的成分“提炼”出来，更没有看到“人的意志”是神赋予人的最高贵本性，是人优越于宇宙间一切生物的最珍贵品性。他说：
信主独一（tauhid，Oneness of God）是伊斯兰的义务，也是亚伯拉罕宗教的义务，为什么亚伯拉罕能给欧洲带来进步，而给穆斯林社会带来了落后？这是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自由思想家的功劳：他们把“人的意志”从教士手中夺回来，传播给了社会。这样做，我们的事业有了开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