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
从国内来讲，从1941年8月同盟国美英盟军的军事势力开始渗透到伊朗开始，中间经过美英一手策划的反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的1953年“8·19”政变，又经1955年《巴格达条约》伊朗彻底扎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怀抱，美国军事力量、经济渗透和控制、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伊朗的快速泛滥，极大地伤害了伊朗人民的民族感情。美伊两国的“亲密关系”，不仅受到左翼社会主义阵营的指责，而且也成了宗教势力的抨击对象。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独裁在一个“民主的美国”一手支持下恢复和巩固起来，这似乎使伊朗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宗教势力彻底看清了美国的本质和巴列维王朝的卖国嘴脸。从国际上来讲，60~70年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包括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越南人民反殖斗争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同样引起了伊朗思想界的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毛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和格瓦拉主义，甚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也曾经在60~70年代的伊朗激起过思想浪花，那些列宁主义式的第三世界主义（the Third-Worldism，指依附论、“第三条道路”等）成为伊朗60年代之后的思想潜流，受到了受过教育的新一代青年学生的极大欢迎。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政治、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沙里亚蒂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伊朗，乃至在伊斯兰世界的种种危害，自始至终都持批判态度。当然，他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第三世界）的“经济掠夺”和“文化破坏”上，也就是说，沙里亚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农的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影响，而不是像拉美“依附理论”那样系统而专业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954年，沙里亚蒂还在马什哈德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曾翻译了黎巴嫩什叶派领袖吉达抨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长信，并在信后附加了长篇评论。原信的主要内容是抨击西方大国对伊斯兰世界做出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对伊斯兰世界自身的“寂静无为”（quietist inactivism）表示惋惜，并对某些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大国“勾结起来”，把巴勒斯坦从伊斯兰世界分离，拱手奉送以色列表示痛心。吉达在信中宣称，伊斯兰认为“寂静无为”、“安于现状”和“被动地服从压迫者”“等于与敌人勾结”。在信中，吉达还提出，“民主、真正的自由、公正的共产主义”只能在“穆罕默德和他的杰出继承者生活中才能找到，崇高的道德理想既不能在东方找到，也不能在西方找到，唯有在伊斯兰和先知的道路上才能找到”，更重要的是，吉达在这封信中，还直言不讳地指责美、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而造成伊朗人民流血的政变事件（指一年前美英两国策动的推翻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的“8·19”政变），公开号召全体穆斯林团结起来，抵抗和反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入侵，直到穆斯林社会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消除西方影响，重获伊斯兰价值，要用“不服从、直接武装斗争和革命手段”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在穆斯林社会的代理人。
在该信附加评论中，沙里亚蒂称赞吉达是“一个英雄，一个卓越的宗教人士、穆夫提和效仿的源泉，高贵的天才和大众的救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艰难处境，勇敢地反对欧洲殖民者和新崛起的帝国主义（指美国——引者注）”。沙里亚蒂在评论中还说，吉达非常睿智地、可贵地注意到伊斯兰具有“双刃剑功能”，能看到伊斯兰既可以充当反殖民主义、反剥削和反专制的武器，也可能成为某些人用来美化殖民统治、剥削和专制统治的工具。在评论中，沙里亚蒂还介绍了吉达曾经揭露过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如何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从内部来破坏伊斯兰，并称赞吉达能识破费萨尔国王从内部破坏伊斯兰的“险恶用心”，是代表了“真正的伊斯兰精神”。
沙里亚蒂非常欣赏吉达用激发尊严感的方式来激励穆斯林反对所有“不正义行为”。吉达1955年在巴格达逝世的消息传到马什哈德后，沙里亚蒂又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称赞吉达能注意到从穆斯林社会的内部寻找精神力量，敢于挑战穆斯林社会内外的强大敌人，并用一种“以关心穆斯林人民苦难为己任”的责任感为道德信念，是一个代表了“人民利益和立场的伊斯兰人物”。总之，吉达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坚定立场给沙里亚蒂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15年后沙里亚蒂在马什哈德大学教书时，还把这位蜚声伊斯兰世界的异国什叶派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写进自己的回忆文章《我的偶像》，并在文中称“吉达身上流淌的血液是什叶派的反抗血液，是伊玛目阿里的血液，敢于用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念向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作不妥协斗争的英雄，是当代所有穆斯林的榜样人物”。
1960年，在巴黎留学期间，沙里亚蒂参加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分子在法国成立的民族解放组织“民族解放阵线”，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事业，并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撰文。在文章《为阿尔及利亚做什么？》一文中，他模仿法农的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口吻，也对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的“文化侵略”进行批判。他写道：
殖民者瓦解和消灭人民反抗斗争的手段，除了收买被殖民国家的不同派别和政治势力，让他们互相厮杀，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之外，还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宣传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把自己的文化向被殖民国家推广，破坏和消灭被殖民国家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让他们产生文化自卑心理，使他们失去文化根基，自动地投入殖民国家的怀抱而不觉得有任何问题。这是殖民者最险恶的手段。
……
被殖民国家的知识分子，因为发现自己的文化处于一个混乱、迷茫和不知所措的状态，急于发现一个美好而辉煌的新时代，这种时代能够使他们找到历史上曾有过的自信和尊严，又能恢复对强国的荣誉和信心，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看不上自己同胞中普遍盛行的文化、价值和观念，不能满意自己国家的野蛮现状，于是他们带着又恨又爱的复杂心情到殖民国家学习，试图找到能使自己恢复信心的技术和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可是当他们学到殖民国家的文化和价值时，已经从心理产生了自卑感，觉得自己的国家历史、现状、文化、政治、人民，甚至自己的语言都是阻碍进步的障碍，要把这些打碎、重建。这一切正是殖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实行教育开放的最好结果。从拿破仑开始直到今天，不仅要把语言推广到世界各地，而且要把法国文化也要推广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他们看来是野蛮而未开化的国家和地区。殖民者有一套彻底颠倒的逻辑来对待被殖民国家的历史、文化，加以诋毁、歪曲和破坏，而这一切都是在科学探索、客观研究的东方学家文本中实现的。尽管其中确实有科学和客观的内容，殖民者的物质掠夺和扩张策略结合在其中是我们启蒙知识分子不能不加以警惕的。
文章还引用法农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话，进而指出，没有物质力量把强大的帝国主义打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第三世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彻底向殖民帝国投降。文章还号召，第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最终一定能把殖民主义扩张势力压下去。
在巴黎留学期间，沙里亚蒂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能否适用于第三世界也表示怀疑。他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到底有没有可取性，更重要的是，他竟然怀疑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体现民意的手段是否具有可靠性。沙里亚蒂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最地道的、最可靠的政府管理形式是雅典人的直接民主或者说可直接参与民主，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代表不会把他的选民的意志私人化，也不会曲解选民的意志。可是，在直接民主之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下，穷人的意志不可能上升为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机构从根本上来说是维护上层社会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号称“公正的”民主制度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完全丧失了对内的“博爱”和“同情心”，这充分证明了这些议会民主政府，仅仅是代表了拥有社会地位的政治和财团利益而已。他相信马克思的观察结论：资产阶级议会“低能儿”。后来他主张那些不发达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实行“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就与沙里亚蒂在法国期间的经验和思考有关。
在法国的1962年到1963年之间，沙里亚蒂在自己主编的伊朗政治反对派“伊朗（第三）民族阵线”巴黎分部的机关刊物《自由伊朗》上发表大量评论国际时事的文章，抨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这些文章中，除了对伊朗国内政治进行揭露和批判外，他对欧洲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也进行了抨击，号召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同胞在接触到欧洲国家有关第三世界、伊斯兰国家的宣传报道时，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宣传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可能会受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拥护者和既得利益者的玷污，如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报纸就曾一味地指责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伊朗等国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只不过是苏联帝国主义实现霸权的工具，并非真正的马克思追随者”。沙里亚蒂提醒读者说，西方帝国主义固然是被征服国家的主要敌人，而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用社会主义的面具伪装的共产主义者同样也是被征服国家通往民族解放道路上的障碍。“在苏联共产主义者眼中，匈牙利数千名勇敢地与苏联斗争并献出生命的青年，只不过是美国的走狗；而在西方人眼中，那些维护第三世界民族尊严和利益的摩萨台、尼赫鲁、纳赛尔、本·贝拉和卡斯特罗这些人，又是所谓‘共产主义分子’。”他号召在欧洲生活的所有第三世界侨民，不要被各种倾向的西方媒体所左右，也不要单方面地听信苏联共产主义者的宣传，要培养独立的世界问题观察力，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沙里亚蒂回国以后，多次在演讲中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西方对伊朗和穆斯林社会的各种政策进行批判。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在西方的法国和国内的伊朗，整个舆论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在法国，沙里亚蒂可以像法农一样，在报纸杂志上公开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掠夺，甚至可以像萨特一样在报纸上公开指责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犯下的种种罪行，而伊朗毕竟不是法国，在这里，沙里亚蒂的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按规定”都要报请萨瓦克“批准”，稍有“可疑”之处都要被传唤到“萨瓦克”总部去“解释”一番。所以，沙里亚蒂在国内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总是曲折隐晦得多，对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政策和外交政策进行的批判更是旁敲侧击，声东击西。因此，沙里亚蒂在国内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主要是“文化批判”便不难理解了。在《我们从何处开始》演讲中，沙里亚蒂借批判国内的所谓“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从西方搬回一套不适合伊朗实际情况的理论对社会造成危害之机，对西方国家的第三世界自私政策提出了批判。需要提醒的是，这也是在间接地批判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政策。
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穆斯林社会，已经尝到了所谓“启蒙思想家”所犯下的错误和误导。我把“搅乱问题”的历史称为“不幸的发展”，这正是那些东方社会的，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的有文化人所犯下的根本错误。就像一个把药品从国外带回国内的科学家，这些人相信也可以从国外带回“启蒙”，而他们自身扮演着被启蒙者的角色。悲剧的结局出现了：这些东方社会和穆斯林社会自己的最好的思想细胞——有助于国家从落后中摆脱出来的那些人丧失了。多少年来，人民的感情、良心和思想，被这一所谓“启蒙者”所指导，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展示拯救之路而说着错误的理论。按照他们那些错误的说法，斗争、努力和机会都丧失了，人民中孕育的潜能被浪费。最终结局是无望、丧气、怨恨、逃避责任、孤立、神秘主义以及各种存在主义把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被另一个错位方向、不合适的目标和错误方案代替为止。这种循环反复出现，与之伴随的结果是人民围在这些社会先知们的周围而浪费了聪明才智。这些西方国家只管把这些“启蒙思想家”所交的学费挣到手，哪里会管到其他什么结果？他们不会真心为你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这就是他们正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