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8·19”政变一方面使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人民党失去了希望，造成人民党失去了早年的政治影响力，使那些曾经参加过人民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与现行的政治制度彻底地疏离，疏离的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对于国家（State）总是采取“不妥协”立场——这种态度也在他们的文字作品和学术活动中得以反映。就这样，“异议”（“持不同政见”）成为伊朗知识分子个人及社会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知识分子自我角色的定位标杆。用另一个政论家的话说，“知识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方式反对统治者”。
政变不仅造成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而且还造成了思想界对“西方”概念从消极方面来理解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尤其当巴列维王朝于1955年公开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完全投进西方的“自由世界”之后。早期被理解为“文明”、“进步”和“民主”的“西方”从此成为一种有着多重黑暗与消极的“西方”，统治者对西方的亦步亦趋变成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化狂”、“西化病”和“盲目模仿西方”。随着1962年著名政论家、左翼知识分子贾勒乐·艾哈迈德（Jale-le Ahmad）的小册子《西化病》（Gharbzadegi）问世，“西化病”一词成为影射当局全面倒向西方怀抱的“战斗性词汇”。按照艾哈迈德的理解，巴列维王朝的“西化”，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一味屈从”和“盲目引进”成了伊朗的“文化之根”正在丧失的罪魁。他在强调“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抵抗殖民主义文化的同时，还提出了“伊斯兰”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宗教界是伊朗唯一不会屈服于西方的社会阶层，左翼知识分子必须与宗教界结成同盟才能对国家暴政构成挑战。左翼知识分子中，他最早公开提出与宗教界携手合作的主张。要知道，这位左翼知识分子，是一个著名的世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曾一度主张过政教分离！
对巴列维王朝的强烈不满和敌对情绪，反映到人民党内部，则是人民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再次出现严重分化。主张以武装斗争为手段，以革命暴力打倒反革命暴力的激进派，逐渐在60年代中期后的人民党中居于主流。与人民党遭受的思想打击和生命损失相比，“民族阵线”遭受的损失要轻得多，大多数被判5年监禁，不少人随后被当局予以假释。但是，“民族阵线”内部青年成员的政治激进化势头并未因此减弱。1954年底，原“民族阵线”成员巴扎尔甘、桑贾比、哈塞比、兹拉扎德等，联合“第三势力”领导人、政论家马莱基以及库姆的著名宗教领袖之一、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阿亚图拉塔里加尼等人，秘密成立“民族抵抗运动”（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1960年，该组织恢复原名，称“第二民族阵线”，并因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伊朗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伊朗“加快民主化进程”、“开放党禁”以及“对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予以让步”而得以“合法地”公开活动。“第二民族阵线”与原来的“民族联盟”一样，也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有桑贾比领导的“伊朗党”、福卢哈领导的“民族党”和马莱基领导的“第三势力”以及巴扎尔甘领导的“伊朗自由运动”四个小政治派别组成。其中一些温和派人士巴扎尔甘、塔里加尼等利用三年政治宽松期（即1960年初肯尼迪上台初到1963年的“库姆惨案”之间的三年，是巴列维王朝史上的第二个“自由化”时代。第一个“自由化”时期是从1941年盟军占领到“8·19”政变的12年，第三个“自由化”时期是从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上台到1979年初的两年。值得注意的是，巴列维的三次“自由化”都与美国直接有关。看来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伊朗内政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公开地批评国王的内政外交。但是受到这些温和思想影响的年轻学生对老一辈的温和批判渐渐地失去耐心，开始酝酿更加激进的组织。仅仅用“语言批判”，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年轻学生求变、求快、求根本的革命心理，“武器批判”呼之欲出。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伊朗政坛又发生了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库姆事件”。
1963年1月，巴列维国王为了使“白色革命”披上“人民的”外衣，决定举行全民投票。“白色革命”的核心是土改，土改的核心是大土地所有者和清真寺把超过限量的耕地、果园交还给国家，由国家来分配给无地农民。这一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宗教人士所享受的传统利益，因此招致宗教界人士的普遍反对和抵制。阿亚图拉布罗吉尔迪的去世把霍梅尼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反对“白色革命”，号召自己的学生予以抵制。在6月4~6日，什叶派穆斯林的传统宗教节日“阿舒拉”这一天，群情激昂的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死亡达2000余人，伤数千人。这就是伊朗现代史上著名的“库姆事件”。
“库姆事件”发生后，当局又一次展开政治大逮捕，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一大批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被捕，“第二民族阵线”被宣布为“非法”。“伊朗自由运动”领导人巴扎尔甘和温和的宗教领袖塔里加尼两人均被当局以“阴谋破坏君主立宪制”罪名各判处十年徒刑，两年后，马莱基连同其他三名“第三势力”领导人同时被捕，被指控犯有“阴谋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关于这起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库姆事件”标志着宗教领袖和宗教反抗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已经冲到了反专制、反帝斗争的前沿。以宗教领袖霍梅尼为核心的宗教势力在这次斗争中的表现已经扭转了1953年卡沙尼在国有化和对待政变问题上给群众留下的一些消极印象，赢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第二民族阵线”在一篇题为《1963年教训》的文章中认为“在1963年6月期间，发动和领导群众的不是某一政治党派，而是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应该认识到乌里玛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专制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和宗教领袖对未来的政治影响力，其基础就是通过这次事件奠定的。
其次，与人民党1953年时候成为当局重点打击对象，并遭受巨大损失不同的是，1963年被当局重点打击的是宗教势力和“第二民族阵线”。“第二民族阵线”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它在政治上主张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尊重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反对政治腐败和经济不平等”，不反对君主制，也不反对“白色革命”。比如“第二民族阵线”的成员党、巴扎尔甘领导的“伊朗自由运动”组织在成立时就曾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教不能分离，宗教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治自由和三权分立，反对外国资本对伊朗的掠夺，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这些政治主张虽然是相当温和的，但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第二民族阵线”仍然被丧失了任何政治宽容心理的巴列维王朝视为莫大“威胁”，因此，终究未能逃脱被取缔的命运。它的命运似乎在向人民昭示：以议会和民主为手段，以达到改造政治制度和分享权力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统治者已经对所有政治势力关上大门。
再次，“第二民族阵线”的失败不仅在于它的温和、消极和被动，而且还因为它的组织分散性和内部派别之争。“库姆事件”以后，其内部意见分歧更大，终于导致由“解放阵线”、“民族党”和马莱基领导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由“第三势力”改名而来）三个派别组成的“第三民族阵线”于1965年从“第二民族阵线”分裂出来。“第三民族阵线”积极在海外（主要在北美和法国）留学生中开展政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并与流亡在伊拉克纳贾夫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取得了组织联系。分裂组织“第三民族阵线”与母组织“第二民族阵线”之间的分歧不仅体现在斗争策略上，而且还体现在斗争手段上。（顺便说一句，沙里亚蒂在巴黎期间，曾积极参与过“第三民族阵线”的海外活动并担任该组织机关报《自由伊朗》的主编。）
最后，“库姆事件”加快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走上武装革命道路的前进步伐，直接导致了伊朗各政治派别内部的“代际分裂”，造就了“政治化的一代”。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激进主张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对老一辈的不满和反思过程中，逐渐地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