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7月到1972年11月在德黑兰侯赛因宣教堂的三年多时间里，沙里亚蒂在这里担任主讲，这一时期也是沙里亚蒂的演讲越来越激烈的时期，更是巴列维王朝对国内政治反对派镇压越来越严厉的时期。作为公共学术论坛的侯赛因宣教堂，却变成了地下组织“伊朗人民穆加黑丁”吸纳新成员的基地，也变成了这个地下组织开会、接头和交流革命信息的中心，甚至有些重要会议就是在这里秘密召开的。
更重要的是，很多学生在听了沙里亚蒂的演讲和阅读了沙里亚蒂的著作之后，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革命之路。阿亚图拉塔里加尼的儿子穆吉塔巴·塔里加尼也是在宣教堂和沙里亚蒂的影响下，逐渐变得激进，最后加入“穆加黑丁”组织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解释了这一转变过程，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写道：
我相信穆加黑丁成员在法庭演讲中所表达的思想。同时，我也不太关心宗教仪式以及阿拉维中学中发现的狭隘观念。阿拉维中学的总体气候也是极端反共产主义的。总之，我们很快就被富于战斗性的伊斯兰所吸引，特别是当沙里亚蒂和其他一些人以不同方式分析伊斯兰（当然，这种趋势较早时候是从巴扎尔甘工程师开始的）。但是，一旦第一次兴奋开始减弱，我就认识到，他们的说教并不能给我指明真正的道路，也不能把斗争的主要问题说清楚。和我有同样感觉的人在宣教堂还是积极的。当我不理解为什么与我想法非常相似的人还继续原来的方式时，我便不再认为这一方式是富于战斗性了……就在这个时候，武装斗争和组织开始了。对许多与我想法一样的人来说，这将是重要的转折点。一个指导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伊斯兰的组织，其外表自然对我有吸引力。
除了一部分人在宣教堂直接听课受到影响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之外，还有很多人在阅读沙里亚蒂的书之后变成了革命者。穆姆肯是“穆加黑丁”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回忆说，1977年6月在卡斯尔监狱时，那些有伊斯兰倾向的政治犯，都表示感谢沙里亚蒂在吸引和激发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积极投身革命组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70年代后期加入“穆加黑丁”的成员也是受到沙里亚蒂的著作影响后才走上武装革命之路的。1976年加入“穆加黑丁”并转入地下活动，并于同一年在与警察巷战中牺牲的穆赫比，也曾回忆说，他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是从阅读沙里亚蒂的著作开始的，并从此走上了政治思想激进和反抗现状之路。1972年之后被捕的伊朗政治犯的讯问档案显示，萨瓦克非常重视、也非常想知道他们所抓捕的人是否与沙里亚蒂有关。1972年8月，被巴列维王朝的特别军事法庭定为“武装反对国家罪”的“穆加黑丁”19岁成员雷贾伊，当被问到有哪些书籍影响他走上武装斗争之路时，他提到三个人的名字：霍梅尼、贾拉来丁·法尔斯和阿里·沙里亚蒂。
“穆加黑丁”理论家穆罕默德·哈尼夫里贾德以及该组织成员曼苏尔·巴扎尔甘都曾直接听过沙里亚蒂的讲座。“穆加黑丁”的第一个女烈士贾里里，也是沙里亚蒂的在册学生并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加入了“穆加黑丁”组织。
如果说霍梅尼是一位严谨的宗教学者，以传统的人格魅力逐渐走向伊斯兰革命前台，那么，沙里亚蒂则是凭借自己的激进思想和天才鼓动力走进了伊斯兰革命队伍的前列。沙里亚蒂对现状的不满、对伊斯兰的革命解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对专制统治的憎恨、对穆斯林精神生活的关注、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抗、对伊斯兰价值的尊重都是激发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洪流的动力，极大地感染了革命青年。所以，从1965年开始，直到1981年6月“穆加黑丁”被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宣布为“非法”之后，沙里亚蒂一直被“穆加黑丁”组织尊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今天，沦为流亡海外的现政权政治反对派的“穆加黑丁”组织（自1980年6月开始，“穆加黑丁”在国内政权大角逐中，政治地位每况愈下，其成员纷纷出逃伊拉克，并在伊拉克集结。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加以保护和支持，以之为抗衡伊朗政权“输出革命”之筹码。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诸多原因中，此为一因。该流亡组织总部现设于法国巴黎，在邻国伊拉克等国有活动基地，在美欧等地设有分支组织）仍然奉沙里亚蒂为本组织的“精神导师”，沙里亚蒂的著作仍被奉为该组织的思想源泉之一。沙里亚蒂的主要言论阵地德黑兰侯赛因宣教堂被查封以及沙里亚蒂本人第三次被捕原因，正是因为宣教堂为沙里亚蒂提供了“阴谋煽动颠覆政府”活动基地。伊斯兰革命期间，沙里亚蒂的口号和头像与霍梅尼像被高高地并举，今天，沙里亚蒂的头像仍然不时地被学生游行队伍高举着。沙里亚蒂被许多文献资料称为伊斯兰革命的“游击队之父”，看来是名副其实的。
伊朗游击队对伊斯兰革命的贡献
左派从未在伊朗掌握过国家政权，也没有接近于掌握国家政权，哪怕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然而它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却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宪政革命到国有化运动，再到伊斯兰革命，左翼势力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他们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伊斯兰主义的演变，包括对霍梅尼本人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
——史提芬·克罗琳
《现代伊朗的改革者与革命者》
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不仅使冷战后期的国际政治版图更加复杂化，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格局，而且也是世界范围内，政治伊斯兰主义在20世纪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全球化浪潮中，文明的“差异”和“冲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左右国际交往和“全球治理”的突出因素。职是之故，中外学术界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原因的探讨、分析和总结至今从未停止过。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以“霍梅尼主义”为指导的伊斯兰革命是保守的宗教势力和传统势力，在其利益被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政策损害后的一种“反动”和“反弹”。我们可以设想，一位手无寸铁的宗教领袖、革命老人，仅凭他的革命斗志，就能打倒一个武装到牙齿、号称“世界军事第五强”的“铁血”君主吗？事实上，霍梅尼从未孤独过，与他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思想上曾经与之水火不容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它领导的左翼游击队组织，而伊朗两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游击队核心领导和骨干成员中，有的直接受过沙里亚蒂的教诲，更多是受到了沙里亚蒂的激进思想影响。伊斯兰革命后，支持霍梅尼的伊斯兰复兴党主席贝赫什提曾公开说过，“伊斯兰革命成功依靠三根支柱：阿亚图拉霍梅尼、阿里·沙里亚蒂和‘穆加黑丁’组织”。而“穆加黑丁”组织的“精神导师”正是沙里亚蒂，所以，探讨伊朗游击队对伊斯兰革命的贡献，实际上也等于探讨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的贡献。
1953年发生在伊朗的“8·19”政变，是冷战开局后，由美英两国直接策划和实施的一起联合军事政变，也是美国二战以来首开动用国家力量以推翻他国合法政府之先河。“8·19”政变对伊朗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基于自身利益，亲手扶植了一个“遏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走狗政权”，激发了伊朗一般民众的反美反帝情绪，为日后伊美两国交恶和激烈对抗种下了恶因，统治者的“卖国”形象深入人心。二、美国扶植的巴列维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关门政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空前的独裁专制，统治者的“独裁”形象刻骨铭心。三、为了给自己的政治统治寻找正当性、合法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巴列维王朝一方面极力强调古波斯文化的“非伊斯兰性”（伊斯兰前文明），美化君主制度的“效用性”（Effecacy）（古波斯帝国的繁荣和伟大），另一方面又对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在不反对“现行的立宪君主制的原则”下，采取默许、扶持的态度，使宗教界的社会影响力及宗教知识分子如霍梅尼、塔里加尼、沙里亚蒂、蒙塔哈里等人的话语影响力逐渐扩大；在经济社会领域，拼命发展经济，投入了大量“石油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又大又空的“伟大的文明”复兴计划来凝聚人心、鼓动民气，以世俗经济成就和社会繁荣来证明和维持其政治合法性。四、执政党“民族阵线”以及其他曾经积极参与联合政府的“人民党”、“劳工党”和“第三势力”等小党派均遭到当局的血腥清洗、捕杀和心理折磨，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对当局的敌视和憎恨。由于政变的初衷就是“遏止共产主义扩张”，“防止伊朗落入苏联手中”，因此与苏联有联系的人民党便首当其冲地成为政变当局的重点打击目标。
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具体实施政变的军事指挥官萨希迪被国王任命为首相，伊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起初，新的军管当局集中精力抓捕摩萨台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外交大臣法塔米被乱棍殴残后拖到刑场处决。1954年9月，人民党内的军事派别又被挖出，数月后，人民党内的青年支部又被查出，70余人被捕，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的游击队“伊朗人民敢死队”（“费达依”）的领导人贝兹汗·扎加尼。“大逮捕”一直持续到1957年“紧急状态法”解除，包括摩萨台在内共有10000多名政治犯入狱。在押的人民党成员中有40人被枪决，14人在狱中受酷刑致死，20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6人一直被关到1979年初伊斯兰革命胜利。
除了镇压人民党外，军管当局还通过威逼利诱和篡改伪造“悔过书”等不义手段来诋毁、分化和消除人民党在国内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根据阿伯哈米安的研究，这些“悔过书”大致可分三类：“憎恶类”、“反感类”和“悔恨类”，而且都在官方控制的重要报纸上刊登出来，或者在官方电视上播放。“悔过书”一律套用同一种样式，其文字要么是否认自己与人民党有任何联系，要么是驯服地认罪悔过，声称他自己是受到蒙骗入党的，抨击党或其意识形态，乞求政府宽大处理，最后是表示其对国王的忠心和服从国家君主制的决心。写了“悔过书”的政治犯一般真的被“减刑”或“释放”，真的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一开始这些“悔过书”都是很短的，通常不过是一小段话而已，说明姓名、身份证号、一点表白及脱党原因。后来的“悔过书”越来越长，另附上悔过者的生平、照片以及真实通讯地址。而且这些“悔过书”上还有亚兹迪、巴赫拉米等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局成员的签字认可。而事实上，巴赫拉米从未对巴列维王朝屈服过，他在狱中饱受凌辱和折磨。
然而，这一用心险恶的分化瓦解手段，还真的奏效了，最终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和绝望情绪。绝望情绪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造成大批知识分子不再把人民党视为有能力的政党。如作家赛纳斯、诗人沙姆鲁就是在这段时间从感情上与人民党划开界限的，用沙姆鲁的话说：“很明显，党的领导人已经背叛了他们的事业，背叛了它的军事小组和众多党员追随者。”政论家、翻译家摩麦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自1958年从狱中释放后，我就根本不认可一个叫人民党的组织，我甚至认为那些流亡外国的人（指流亡海外的人民党领导人——引者加）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更不要提他们还能担任伊朗的未来政治领导人了。”这三位知识分子当初恰恰是人民党的忠实追随者。伊朗人民党经过这次灾难的摧折，永久地丧失了在整个40年代曾经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军管当局似乎控制一切，窒息了任何表达言论的机会和渠道，不要说政治结社，即使是学术研讨会也不能随意举办。结果，从政变开始直到1960年肯尼迪上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伊朗贷款的政治附件出台后的6年时间里，巴列维国王极力巩固其专制权力，控制国内舆论。这段时期被知识分子称为“最黑暗和极度消沉期”。愤怒、悲观、落寞、孤寂、心灰意冷等不良情绪笼罩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心头。
军事政变和大镇压既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沮丧、消沉和失败感，同样也培养了知识分子对统治集团的敌视态度。换言之，政变的意义就在于影响、改变了未来岁月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情。历史学家沙克雷曾细致地描述了众多知识分子对政变的看法和态度：政变是伊朗通往刚刚开始的民主之路的“主要障碍”，政变不仅在当时即被看作外国干涉的直接结果，而且被认为是一场导致军事独裁的政治悲剧，“摩萨台时代给人们带来巨大梦想和希望。民族阵线和摩萨台都表达了自由、拯救国家和独立自主……人民党还表达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他们各种许诺”。一句话，正是受到国家的严厉镇压以及追求理想遭到无情挫败才使知识分子与国家疏离（Alienation From the State）。政论家帕哈姆说：“从彼时起，好像我们的所有痛楚皆为政变所致，所以我们就和我们国家吵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