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当代典范：
从阿富汗尼到沙里亚蒂
沙里亚蒂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大声疾呼：“我们这个昏睡的、反动的社会正缺少像艾克巴尔和阿富汗尼这样的改革家。”艾克巴尔和阿富汗尼两人不仅成为沙里亚蒂精神生活的完美榜样，在伊斯兰世界中，沙里亚蒂与他俩一起，共同成为19世纪末以来伊斯兰现代主义进程中的代表性人物。沙里亚蒂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典范。
沙里亚蒂与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先驱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之间存在众多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沙里亚蒂在众多方面延续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传统。
第一，对宗教的改革态度，三人是一致的。阿富汗尼极力主张伊斯兰教改革，呼唤伊斯兰的复兴，号召伊斯兰民族的觉醒，认为伊斯兰价值包含着西方现代价值如自由、公正、平等的思想，主张把东方的哲学和智慧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反对一切僵化、保守的宗教弊端，同时捍卫《古兰经》的最高尊严，主张伊斯兰世界以《古兰经》为主宰，统一在伊斯兰教旗帜之下，团结友爱，呈现统一的伊斯兰面貌；《古兰经》的“证言”是伊斯兰民族的向导，是追寻先知及哈里发足迹的所有穆斯林的第一精神源泉，在统一的伊斯兰民族中建立公正、安全和自由；“原本的伊斯兰教中，没有消极和屈从，它的真谛是理性、科学、积极进取、爱国主义，是伊斯兰世界独立和抵抗外来侵略与渗透的力量源泉。他总是相信，伊斯兰教现代化是必需的，但同样，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也是现代化所必需的”。艾克巴尔则用欧洲现代哲学范畴重新审视伊斯兰教，阐述伊斯兰思想“精髓”。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的、精神的、理想的和优越的信念”，也论证了“伊斯兰教一直与科学处于和睦状态之中，事实上，它为中世纪科学精神的发展直接尽到了责任”，近代伊斯兰思想衰落的原因是外来思想的侵入造成了“消极遁世思想迷惑了穆斯林大众的心灵，使他们在信仰上误入迷途而无力自拔”。他号召伊斯兰世界应该以深刻的思考和全新的体验勇敢地继续目前的改革和复兴，“亚洲邻国的改革新经济试验使我们看到伊斯兰的内在意义和命运”，批判当今的教士，在政治权力的保护下，思想上更加保守，企图在固守传统中保存实力。总之，作为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艾克巴尔对伊斯兰给予现实生活的影响持质疑态度，认为造成今天落后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丧失了它应有的活力。同样，沙里亚蒂也认为今天的伊斯兰已经沦为“保守的”、“落后的”并且“敌视西方进步文明”的“宗教形式主义”和“宗教教条主义”，从“革命的”、“进步的”伊斯兰蜕变成“萨法维的”、“安于现状的”、“维护个人利益的”，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一起构成了统治人民的“三位体”和“统治者本身”，是伊斯兰社会落后的内部根源，“社会主义的”、“保障个人自由的”、“革命的”、“进步的”“平等和正义的早期伊斯兰”的丧失，是一切社会落后、精神堕落、政治专制、经济剥削和宗教麻痹的罪魁祸首，对“穆斯林社会一切弊病”“负全部责任”。
第二，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三人是一致的。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是纯真的”，具有崇高价值，“外来的异端邪说渗入了伊斯兰教，造成了不利影响”，“坚决主张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使伊斯兰适应社会经济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并复兴伊斯兰教”，西方是掠夺成性的，“道德上是腐败的、堕落的”，总之，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应该学习、吸收，而西方价值观则应予以拒斥。艾克巴尔用诗歌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欧洲文明已经站在坟墓的边缘/它岂能使伊朗和阿拉伯复活/欧洲文明是对心和眼的猥亵/因为它的灵魂已经不纯。”他对西方价值观持否定态度，认为西方人金钱高于一切，他们的上帝是金光闪闪的金属，“西方人将生命置于实用理智之上/东方人在爱中寻找创造的神功/而精明者需要爱的力量？”对西方个人主义则说他们已经“停止了他们的生活灵性，也就是失却了内在生活，在思想领域，他与他已公然冲突；在经济领域，他们则生活在与他人的公然冲突中”。总之，在艾克巴尔的眼里，这些西方人已经被个人主义折磨得“对生命”产生了“厌倦”，“请相信我，今日的欧洲是人类道德进步上的最大障碍”，但是，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则必须学习和吸收。而沙里亚蒂也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成就完全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对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工业化”的浪潮下对穆斯林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危害表示焦虑：“他们的全面渗透中，殖民主义者总是把这个社会的宗教视为文化和政治渗透到他国，特别宗教发达的他国中的最大障碍。而且，他们还会比殖民地人民更会利用这些社会的‘文化可靠性’、‘历史特殊性’和‘牢固的传统根基’，把其中一切能够促进社会凝聚的能量和营养统统瓦解，好让这些‘肤浅的消费主义文明’和‘同一生产的普遍精神’不再在这些社会中遇到任何阻力。……那些殖民帝国，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总是披着‘打击狂热主义’外衣打击宗教，在‘反对反动思想’的名义下破坏历史，以‘消除迷信和过时观念’为借口攻击传统，竭尽全力造就一群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文化、没有宗教和没有任何认同的人。在殖民主义面前，人们像猴子一样，他们以‘新消费观念’最时尚为骄傲，丢弃了自己的传统，表现为华而不实的模仿和同化。结果，他们热情地为敌人敞开了大门，变得两手空空，心甘情愿成为‘消费哲学’和‘金钱宗教’的奴隶，成为假民主、假人道主义、假哲学的工具”，“当殖民主义进入新阶段，把手伸到亚洲时，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名义下破坏各大宗教”。
第三，在宗教具有防止和抵御西方文化入侵的屏障功能的认识上，三人是一致的。阿富汗尼认为，以伊斯兰教为精神支柱的伊斯兰世界，在处于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所有国家的第一责任是为伊斯兰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并维护它，伊斯兰国家实行改革是保存伊斯兰教的当务之急，伊斯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唤醒“穆斯林民族反对西方侵略”。他相信，伊斯兰既是宗教，也是政治，既是伦理道德，也是社会组织，其本身就有把穆斯林团结起来并具有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能力，宗教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复兴和保存宗教，一个有活力的宗教可以有效地抵御西方对穆斯林社会的征服和破坏。艾克巴尔则试图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高度，重新解释、补充和修正伊斯兰文化传统，包括宇宙观、本体论、知识论和全部信仰体系，达到“重建”伊斯兰宗教思想的目的，以适应时代需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摆脱落后、被动局面，重振雄风，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沙里亚蒂则从民族文化的存亡高度认识到宗教具有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屏障功能：“历史的、科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经验已经教会殖民者，在任何一个社会拥有‘经济生产力’，成为其他人的物质生产的永久消费者之前，这个社会的‘智力生产’必须停止。它必须成为他人的‘思想产品’的全面消费者，最终失去‘人的独立’。历史经验已让殖民者得出教训，当面对外来者时，宗教是赋予一个社会强化认同、自立、信念和独立的最强大因素。”
第四，在“创制”（“独立判断”）问题上，三人也是一致的。阿富汗尼曾指出：“任何宗教都有其不合时宜的一面，这样说并不是为伊斯兰教开脱，穆斯林当然再也不能这样无知下去。”作为信仰的宗教和作为理性的科学都要长期并存，一个民族之所以频遭灾难，根本原因是自身犯错误，穆斯林也要成为有科学和技术的人民，伊斯兰本质是为现代社会服务的，“创制”是每一个民族进化、跟上时代变化和发展的必须行为。艾克巴尔则从哲学高度论证了这一伊斯兰教法学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创制”是先知与神秘主义的主要区别，“‘创制’是伊斯兰文化的灵魂”，理性的出现是人类的进步，使人类可以控制环境，完善自己，伊斯兰教的诞生本身就是“创制”的结果。他还引经据典，证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来自伊斯兰文化的启发和影响，伊斯兰思想最近几百年的落后、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创制”的丧失，穆斯林社会复兴的根本，就是“创制”，“创制”的丧失就是忽视理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的作用。而沙里亚蒂对“创制”的重新解释则更具有革命性，即“创制”不仅对时代的进步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每个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的权力”，把传统上掌握在宗教人士，特别是宗教领袖手中的“创制权”，彻底下放到每一个“进步的”穆斯林手中，即使是一个文盲，只要他有“社会意识”和“责任感”，便拥有“创制权”，“在法制、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应用自由‘创制’，是宗教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过程同时进行的可靠保证，只有社会生产领域作为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他甚至还把“创制”的意义提高到关系到伊斯兰生死存亡的高度。
另外，在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对一切不平等现象的猛烈批判、积极介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开放态度和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对保守的宗教人士和一味模仿西方的批判和厌恶上，三人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三人都宣扬尚武精神，主张采用暴力手段铲除社会不公、腐败统治和“邪恶”政权。也就是说，从阿富汗尼到沙里亚蒂，中间虽然相隔了一个多世纪，但伊斯兰现代主义精神和传统仍然在20世纪后半期的沙里亚蒂身上得以继承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