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亚蒂对教士制度和教士阶层抨击最为深刻的演讲是《阶级倾向的伊斯兰》，这篇文章标志着沙里亚蒂对宗教的批判已经上升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有机关系这一高度。演讲一开始，沙里亚蒂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忽视了“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在个人命运中的作用提出批判，然后便对“宗教”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他指出，教士与政治权力勾结在一起阻止他翻译马西格农的《波斯人苏莱曼》一文，把阿布·扎的真实故事有意识隐瞒起来，然后又给自己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桂冠，如“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胡加特伊斯兰”等，故意隐瞒了伊斯兰教历史的一些重要事实真相——穆斯林社会早期领袖人物如先知本人都是出身社会下层体力劳动者如“牧羊人”、“园丁”和“手工匠”等——是存在必然性的，教士们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变成了“只注重施舍、慈善，讲究兄弟友爱、父兄和睦和自觉远离奢侈生活”等保守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必须获得物质生活。教士们之所以竭尽全力来掩盖这些社会矛盾和穷富差别，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他认为，教士阶层与有产阶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问问他挣了多少钱便知”。由于这些教士的物质生活来源是教会的地产和伊玛目捐献品，反过来，教士必然为这些“物质生活提供者”服务，与这些有钱阶级——国家、地主和巴扎商人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关系使教士阶层变成了有产阶级的工具，神学院获得经济支持是为了尽量不要涉及穷人利益，教法学家一套经济理论极力美化佃农制度和剥削乃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物质提供者。他们的经济观比资本主义的美国经济理论还要保守，是完全出于个人利益因素考虑的结果。他反问学生：“你们知道伊斯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然后自答道：
伊斯兰最大的问题，是伊斯兰已经演变成小资产阶级化宗教，毛拉与巴扎商人已圆满地缔结了一段邪恶的姻缘。在这场婚姻中，毛拉给巴扎商人制造宗教，巴扎商人为毛拉提供舒适的物质生活。你要是研究一下教法学家的经济理论，你便可以看出，他们经济上一套东西不过是为了实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像在封建时代，伊斯兰教美化地主权力一样，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伊斯兰教则美化巴扎商人，教士观念的狭隘和保守，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巴扎商人狭隘和保守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他由此得出结论，教士已经彻底与保守的巴扎商人为“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与政治统治者的“权力利益”结合在一起，伊斯兰教在教士手中不过是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不过是通过美化政治上统治者而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指望这些教士来拯救和解放伊斯兰或焕发伊斯兰生命力，简直是与虎谋皮，能够拯救和解放伊斯兰的力量非“自由知识分子”莫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的精彩运用！
沙里亚蒂从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等人手中接过了伊斯兰现代主义大旗，继续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内部寻找落后根源，以拯救和复兴伊斯兰社会和文明为最终文化使命，以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做出新的回应作为一种内在诉求，在继承他们的传统基础上，又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推进”不仅表现在沙里亚蒂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对西方思想的兼容并蓄、开放态度和创新上，更反映在沙里亚蒂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成功地动员了20世纪的最后一场革命及其所表现的思想威力上。而且，这种思想威力已借助伊斯兰革命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和影响，迅速地扩散到伊斯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沙里亚蒂的名字，连同他构建的一套“伊斯兰意识形态”，正在被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津津乐道，也为世界上众多学者所熟悉。“他的谈话被收集、印刷和广泛地发行。他成为一名英雄和伊朗革命的意识形态专家，而在那场革命以后，他的著作和思想将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开罗到雅加达，都可以找到全神贯注的听众。”
对穆斯林社会性质、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属性”进行一番考察与分析后，沙里亚蒂看到当今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普通民众还处于宗教蒙昧主义之中，“人的自由意志”处于被压抑之中，宗教在传统教士手中已经蜕变为“麻痹人民”的工具，与“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一起，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变成了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生存工具。从这种认识出发，沙里亚蒂热切地呼唤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一场像欧洲那样的“伊斯兰文艺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把“人的意志”从“制度化的”宗教和教士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对神的一味依赖和盲信中解放出来，像欧洲当年的启蒙知识分子那样，从自己的宗教中提取有价值的元素，加以解释和发挥，变成推动社会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出路，用“进步的”、“革命的”、“阿里的”、“红色的”伊斯兰反对“制度化的”、“保守的”、“落后的”、“萨法维的”、“黑色的”伊斯兰，把现存的伊斯兰教变成“有活力的、运动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力量”。应该说，沙里亚蒂毕生从事的“启蒙者”事业，在当时确实“启蒙”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觉悟和政治意识，有效地激发了“人的自由意志”和革命积极意识，不仅在革命前有自己的“思想结晶”（即“穆加黑丁”游击队）和“伊斯兰革命”这些“启蒙”成果，而且凭借自己激进的伊斯兰政治行动主义（Islamic Activism of Politics）主张引起了伊斯兰世界和全世界的关注。
与他的先辈思想家们相比，沙里亚蒂无疑提出了最激进的思想：“用宗教反宗教”——用“革命的”伊斯兰教反对“反动的”伊斯兰教。沙里亚蒂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认识是深刻的，但是，即便欧洲的思想史经验真的如沙里亚蒂所说，是“宗教反宗教”取得了胜利，那么，这种经验在伊斯兰世界就一定会成功吗？从百余年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历程来看，这些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家们，一直试图从伊斯兰社会内部寻找社会问题的文化根源、思想根源和宗教根源，总是把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的出现归因于伊斯兰社会，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受到“不纯洁”思想侵入所致，总是把现实统治者种种“恶行”归因于“早期伊斯兰精神”的丧失或削弱。在他们身上存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那就是，这些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总是本能地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试图从中找到现实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甚至试图从中找到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共同思想倾向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总是弘扬、宣传和建设自己心目中“预设的”“真正的伊斯兰”（Islamicness），而同时又贬抑、批判和破坏心目中“预设的”“非伊斯兰”（Un-Islamicness或Non-Islamicness）。按照自己的个人理解，人为地把伊斯兰“一分为二”，把“伊斯兰”作为一个整体，一边破坏，一边建设，即一边要维护其“精华”，一边要抛弃其“糟粕”。这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从阿富汗尼到艾克巴尔，一直未能克服的内在思想局限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沙里亚蒂也未能超越这种局限性，所不同的只是沙里亚蒂用现代概念和词汇，把自己心中的伊斯兰更加清楚地进行了“两分”而已，更加激进地表达出来而已。从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历程来看，用传统价值为尺度，对西方价值进行剪裁和取舍，其价值观指向与归宿，归根结底还是回归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应该说，沙里亚蒂也未能逃脱这一宿命。这是他所倡导的“伊斯兰文艺复兴”和“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最终难以成功的内在思想根源。正因为如此，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对传统的破坏，从其实际效果来看，是微乎其微的。否则，从阿富汗尼慷慨激昂的“破坏”到沙里亚蒂所倡导的“革命”迄今已100余年了，为什么传统力量在伊斯兰世界还如此强大，强大到连服饰“道德警察”都要干预的程度？
尽管如此，沙里亚蒂不仅继承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一以贯之的宗教批判传统，而且，从对传统宗教和教士制度的批判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以及对伊斯兰革命的实际影响等方面来看，沙里亚蒂已经超越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成为继他们之后，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
宗教思想哺育一代人：以当代思想家琐如士为例
1977年6月，沙里亚蒂在英国猝死的消息传开后，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的伊朗籍人士中，有一个伦敦大学的留学生，叫法拉吉·大巴吉，此人就是今天享誉世界的伊朗著名思想家阿卜杜勒卡尼姆·琐如士。
琐如士，1945年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商人家庭。高中阶段是在当时德黑兰著名高级中学“阿拉维高级中学”。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入巴列维王朝的国家军队，服义务兵役两年。1972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获得分析化学专业硕士学位，因受哲学人文科学的兴趣驱使，又转至切尔西学院（Chelsea College）求学，并于1979年获得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博士学位。琐如士留学英国这段时间，正是伊朗国内政局日趋动荡的时期，社会各阶层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呼声日益高涨。伊朗海外留学生和流亡海外的各派政治反对势力举行各种集会，与国内的斗争遥相呼应。伦敦也是政治反对派海外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琐如士在这里积极参加各种政治集会、抗议活动。琐如士曾是英国“伦敦穆斯林青年会”活跃成员之一，后因内部出现分裂，便带领一些人将活动中心转移到位于伦敦西区的“伊玛目会议中心”（Imam Barah）。海外政治活动使他在西方和伊朗国内声名鹊起。后来在伊朗国内出版的著作《辩证的对立》和《不平静的世界》，大都是当年他在这里发表的演讲内容，尤其后一本书，更是得到霍梅尼本人和蒙塔哈里的高度评价和赞赏。1979年革命胜利后，琐如士返回伊朗，出版《知识和价值》，并被任命为德黑兰教育学院伊斯兰文化系主任。1980年被伊斯兰政府最高领导人霍梅尼任命为“伊斯兰文化革命委员会”七成员之一，这是伊斯兰革命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推行“伊斯兰化”的重要机构。自1983年起，他辞去所有官方职务，专在德黑兰大学讲授科学哲学，研究伊斯兰神秘主义哲学，尤其是鲁米的代表作《玛斯纳维》。1988年起，他开始在德黑兰城北的萨迪克清真寺发表系列演说，由于演讲内容与官方宣传有悖，受到官方的关注。1990年，他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学术刊物《文化月刊》，这份杂志因发表大量的提倡宗教多元化、解释学、宽容等内容的文章备受国内外瞩目。1996年，琐如士不得不离开伊朗，前往英国和加拿大，开始了“思想流亡”生涯。从2000年起，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做访问教授，主讲“伊斯兰历史哲学”和“《古兰经》与民主”等课程。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哲学教授，讲授伊斯兰政治哲学。2004年，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荷兰政府“伊拉斯谟奖”和美国华盛顿伊斯兰和民主研究中心颁发的“穆斯林民主人士年度奖”。《洛杉矶时报》记者曾经称他是“伊斯兰世界的马丁路德”。“伊拉斯谟奖”颁奖主持人称他为“伊斯兰世界的伊拉斯谟”。
琐如士在西方政界和学界享有很高声望，被视为自艾克巴尔和沙里亚蒂之后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当今伊朗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经常在公共场合为仇恨他的人祷告，也虔诚地向着麦加伏地祈祷。他的大部分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印度尼西亚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广为流传。对于自己的思想来源，他本人在众多场合多次说他是“沙里亚蒂的学生”，很多思想直接受到沙里亚蒂的影响。确实，琐如士有很多立场和观点与沙里亚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