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从沙里亚蒂对西方的态度，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对摆脱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为核心内容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和追求，对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价值的维护和尊崇，对社会底层群众生活状态的关注和同情，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等理论倾向和立场来看，他与所谓第三世界理论家的倾向和立场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基本上也没有突破第三世界理论家的思想框架和立场。作为伊斯兰革命的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立场对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地说，他对西方的立场和帝国主义的态度、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在伊斯兰革命后一度也确实变成了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革命也有第三世界革命的一般特征，至少在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的政治理念全面付诸之前具有这样的特征。换句话说，至少在霍梅尼进入权力中心，逐渐使巴列维王朝苦心经营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被“伊斯兰化”之前，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性质不是西方学者所笼统地加以概括的“反现代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至于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越来越在“伊斯兰价值高于一切”的名义下，向“教士专制制度”（clerical despotism）或者“教士独裁”（clerical dictatorship）的转变，那正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塑造作用”的结果。它与巴列维王朝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区别，也不在于“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区别，而在于“孔雀宝座的君主独裁”与“戴头巾的教士独裁”的区别。“革命”经常是政权更迭的急剧变革形式，它本身并不能必然地带来“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相反，革命后政治制度本质上回归以往，倒是屡见不鲜的、普遍存在的“革命学现象”。伊斯兰革命也没有摆脱这样一条“革命周期律”。
一个肩负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1977年6月，沙里亚蒂去世前不久，在流亡英国的途中，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间客栈里，给远在国内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诉说了内心的苦闷：
在伊朗，没有几个人欢迎我、接纳我，视我为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陌生者。他们骂我打搅了他们的好梦——物质主义的美梦和伊斯兰蒙昧主义的美梦。在那里，我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现代哈拉智。我在那里一次次体验过死亡的味道，有自我施加的死亡，也有来自恨我的人给我的回报。然而，西方这片自由的土地并未给我带来心灵的平静和慰藉，在这里我同样感到窒息。
……
我一生的最大任务是把伊斯兰变成具有革命性的伊斯兰（to Revolutionize Islam），让它充满活力和进步，又让革命者回到伊斯兰价值（to Islamize Revolution）。这是我很小时候就给我自己树立的目标，也是你教给我的一个信神的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信条。如果有可能，我们（指米纳齐，侯赛因宣教堂的创办人之一，沙里亚蒂出逃前曾与米纳齐约定在英国再办一个“新”侯赛因宣教堂——引者注）会在英国继续我们的任务。
应该说，沙里亚蒂给自己立下的两大使命“伊斯兰革命化”和“革命者伊斯兰化”都已实现。这封信写完不久，国内的革命浪潮已经风起云涌，宗教势力、左翼势力、社会主义者、工人、青年学生和社会失业者，纷纷加入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队伍，尤其是深受自己思想影响的“穆加黑丁”游击队、“费达依”游击队以及其他几支小股游击队，已经开始走上街头，与“不可战胜的”帝国军队直接交火，出生入死。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在这场革命的思想准备中，沙里亚蒂的影响力达到极点。“伊斯兰”作为革命口号，与民族主义第一要义“独立”和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民主”并列在一起，变成了“独立、民主和伊斯兰”，成为所有参加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人民的共同口号，成为伊斯兰革命中最响亮的口号。伊斯兰的地位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伊斯兰的价值也似乎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是否尊重伊斯兰”俨然成为“敌人与战友”、“革命与反动”、“落后和保守”、“前进与倒退”之间截然分明的区分标准。伊斯兰，尤其是“什叶派伊斯兰”，这一敏感的、曾经在巴列维时代被“麻醉”的“神经中枢”，在这场革命中充分发挥了神经中枢的功能。而这一切，都是与沙里亚蒂所宣传的、鼓吹的“革命的伊斯兰”、“阿里的伊斯兰”是分不开的。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的激进解释，使伊斯兰变成了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是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的最大贡献。
沙里亚蒂不仅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所深信的伊斯兰反抗权威和现状的信条，而且还用西方最流行的“存在主义”观点和最具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来重新诠释伊斯兰。用西方经典作家的“科学方法”来包装自己所理解的伊斯兰，吸引了无数来自社会上和自己教授的知识青年，从马什哈德大学到侯赛因宣教堂，都有对自己醉心、痴迷和陶醉的“听众信徒”，不仅为沙里亚蒂本人的社会关怀和责任心所感染，也为他敢于一次次坐牢而折服，更为他所赋予全新思想的伊斯兰解说而陶醉。一批批对社会不满、对保守而枯燥的传统伊斯兰解释不满的知识青年在阅读沙里亚蒂的书后，或者是听了沙里亚蒂的演讲之后，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沙里亚蒂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和一套带有魔力的伊斯兰宣传，把那些潜在的革命者引向了伊斯兰道路，“让革命者回到伊斯兰价值”。
沙里亚蒂是巴列维专制王朝“最可怕的敌人”，他对巴列维王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所进行的“政治颠覆”，不仅用现代的“民主”、“自由”、“选择”、“自由意志”、“责任”、“阶级”、“阶级斗争”等这些思想和语言为工具进行颠覆，而且还通过自觉地、有意识地选择人民熟知的宗教语言为工具来进行颠覆，通过拨动“宗教社会”的神经中枢——“什叶派伊斯兰”，有效地颠覆了现行制度。
沙里亚蒂在巴黎留学期间曾对人吐露过心声：
我到这里来学习的钱是人民给的，我不能再把只为自己的个人爱好把心思用在读诗、写诗上。我应该想一想我一旦回到伊朗，我的起点在哪里。
诗人只专注于自己的事、自己的爱情和写诗，这显得太过自私，相反，他应该去唤醒沉睡者。
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供养“学习的钱”的伊朗“人民”心存感激之情。他回到国内后，也一直以“社会的良心”自居，自认为代表“民本立场”，代表着最需要拯救和关怀的社会底层人民。正因为如此，当别人惊奇于金字塔的辉煌和壮观时，他看到的是被“集体埋葬”的奴隶。正因为如此，当1968年马什哈德发生大地震时，无家可归的灾民使他完全变成了“社会救助者”，甚至连苏联的广播电台都报道“马什哈德大学的师生的救助工作比政府还卓有成效”。他代表着一个下层穆斯林的良知，对一切自认为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批判，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语言，更用自己的思想。“民本立场”使他具有了知识分子自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态度明确，立场坚定：现状必须改变，制度必须颠覆。为了这一使命和责任，他把44岁的短促生命全部投身到“颠覆”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