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由于沙里亚蒂生前曾在那里生活过，也有不少沙里亚蒂的学生移居到英国，所以英国也有一些人研究沙里亚蒂，如牛津大学的Hamid Enayat早在1982年出版的《现代伊斯兰政治思想》（Modern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一书中，就高度评价了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的贡献以及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改革意识，称他是“现代伊斯兰世界很少有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当代穆斯林思想家，不仅因为他在伊朗青年所拥护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基本思想发展史上，也因为在传播伊斯兰的激进特征上”。这部专著今天已经在英国重印了第三版（尽管作者早在1980年已去世），足见这本书在英国受重视的程度。牛津大学东方学院终身教授Homa Katouzian是伊朗移民英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曾出版了大量关于伊朗社会和历史的著作，在西方中东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在《伊朗的历史和政治：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Iranian History and Politics：The Dialectic of State and Society）一书中指出，欧洲自由主义在伊朗的传播过程中，被伊朗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不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tic liberalism），而是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romanticist liberalism），并且这种自由主义还在经济落后的伊朗社会找到了思想土壤，从宪政运动要求的“自由”到伊斯兰革命中知识分子所要求的“自由”都是“浪漫主义的自由”。作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社会官方和民间（“国家”和“社会”）与第三世界主义者所要求的“文化回归”和“文化寻根”是一致的，他们在伊斯兰文化，特别是什叶派文化中找到了共同点。在这本书的注释中，作者认为伊斯兰革命与伊朗知识分子持续的“文化寻根热”有极大关系。“我讲的是贾勒尔·艾哈迈德和阿里·沙里亚蒂两人也是第三世界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可以看出，这本书实际上是把沙里亚蒂归类为“第三世界主义者”。另外，巴基斯坦拉哈尔国家艺术学院的Suroosh Irfani在英国出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人民的自由还是宗教独裁？》（Iran’s Islamic Revolution：Popular Liberation or Religious Dictatorship）一书中，也是从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的思想影响和动员方面探讨沙里亚蒂的思想和作用的，并专设一章“Ali Shariati：Teacher of Revolution”，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的激进解释，尤其介绍了沙里亚蒂关于教士“垄断宗教解释权”可能带来的“教士独裁”（clerical dictatorship）的警告。在文中，他认为沙里亚蒂与霍梅尼相比，霍梅尼更多地代表“传统主义者的眼光和宗教魅力”，而沙里亚蒂则显得进步得多，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民主社会主义者”。英国研究伊斯兰，尤其是伊朗思想史的学者主要集中在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和剑桥大学东方学院。牛津大学有两份世界著名的中东研究学术刊物《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和《伊斯兰研究杂志》（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两份刊物主要发表中东研究各领域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成果，因此，专门研究沙里亚蒂的论文相对较少，笔者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官方网站的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目录上搜索“沙里亚蒂”的文章，只搜索到Yudian Wahydi的一篇文章“Ali Shariati and Bint el-Shati‘on Free Will：A Comparison”（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Sept.1998）；在Middle Eastern Studies目录中，只搜到“Shahrough Akhavi的Islam，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Thought of Ayatullah Khomeini，Ayatullah Taliqani and Ali Shariati”这一篇直接研究沙里亚蒂的论文。Ali Mirsepassi曾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院以《伊朗的知识分子话语和政治现代化》（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Iran）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该书专设一章“Islam as a Modernizing Ideology：Al-e Ahmad and Ali Shariati”，论述贾勒尔·艾哈迈德和阿里·沙里亚蒂两人以改革传统文化资源——伊斯兰教，使之能与现代社会适应，以之作为推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手段。同时，这本书还探讨了“一心一意”走“世俗化”、“现代化”和“西化”道路的巴列维政府之所以没有得到“世俗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与巴列维政府“狭隘的专制制度”“不加区别地镇压不同意见”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本书还探讨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困境”问题。本书认为，作为国家（State），巴列维王朝从来没有自己“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一方面靠“民族主义取得世俗成就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以“维护民族传统文化”（在伊朗特殊文化背景下，“什叶派伊斯兰教”和“民族文化”已经“合二为一”）为己任，唯独能够提供和保证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民主选举”和“政党制度”，在伊朗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一天，虽然有来自美国“一再的民主压力”。在巴列维王朝统治期间，代表“民族文化”的传统宗教势力的社会基础——“农村”和“巴扎市场”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相反，在“不反对现政权”的唯一前提条件下，宗教界和宗教倾向的知识分子可以“合法地”生存。“清真寺数量在减少，但是从清真寺内发出的声音愈加有力，伊斯兰教研究从专门的高深学问，变成了大众传媒的常见主题，现代化使传统宗教的传播方式也现代化。”本书虽然没有全面探讨沙里亚蒂的思想，只是就沙里亚蒂的“现代性话语”进行分析，但仍然显示了学者深刻的学术敏锐性，不失为西方学者研究沙里亚蒂的少见的功夫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