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研究沙里亚蒂的学者，稍早的有Nouchine Yavari-d'Hellencourt撰写的论文“The Shi'ite Radicalization of Ali Shariati”（收录在Richard Yann主编的Shiite Islam：Polity，Ideology and Creed.Basil Blackwell.1995）。这篇论文追溯传统什叶派教义对世俗政权的态度，以及近代以来，在频遭内忧外患的千年变局下，什叶派作为“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维护者”，逐渐对“现实政治”产生兴趣，并有效地发挥了“民族主义的抵御外来势力的功能”，因为什叶派在伊朗属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成为民族的“共同心理”（Common Sense）。伊朗的民族主义（以“波斯主义”为形态）与什叶派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伊朗，讲“伊斯兰教”更多含义是指“什叶派文化”，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比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优越得多，实际上就隐含着“什叶派文化优越于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文化”。该文认为，作为伊朗民族的“共同心理”，当宗教势力代替了“民族主义的功能”时，人们便会走到“什叶派文化”这面旗帜之下。该文还认为，近代以来伊朗的伊斯兰政治积极意识（Political Activism of Shiism）是普遍存在的，对什叶派教义激进解释的远不止沙里亚蒂一人，在他之前有众多先行者如卡什拉维、巴扎尔甘和塔尼贾里等。沙里亚蒂在60、70年代对伊斯兰的激进解释之所以有极大的吸引力，乃是因为他“迎合了当时知识青年的胃口”，用“一套西方概念和话语”来反对西方，反对当时的巴列维王朝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正”和“对外投降”政策。这篇论文在介绍沙里亚蒂用激进语言解释什叶派教义的同时，认为沙里亚蒂的思想主要混合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而成就沙里亚蒂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地位和影响力的，正是巴列维王朝本身，因为，当时在国内，唯一可以利用公开场合来宣传激进思想的事实上只有沙里亚蒂一人，而且他的宣传对当局来说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当局也想利用他来反对“保守宗教势力”和“唯物主义势力”对国家权力的挑战。这篇文章的作者，作为新闻记者，曾在伊朗生活多年，对伊朗文化和民众心理状态相当熟悉，所以他的分析结论很有见地，很有说服力，在西方学者研究沙里亚蒂的成果中，属于难得的力作。稍后的有法国巴黎美洲大学的Ali Rahnema和Farhad Nomani在《世俗奇迹：伊朗的宗教、政治和经济政策》（The Secular Miracle：Religion，Politics and Economics Policy in Iran）一书中认为，沙里亚蒂本人以及受沙里亚蒂影响最大的伊朗武装政治派别“穆加黑丁”提出的许多社会、政治和外交主张，都作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子系统”，被伊斯兰革命所实践。同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子系统”的还有蒙塔哈里、巴扎尔甘两人的思想，并认为，沙里亚蒂对西方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伊斯兰革命后的外交政策，巴扎尔甘的辞职不仅是因为巴扎尔甘本人有亲美倾向，更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对美国采取极端措施，扣押人质，试图迫使美国卡特政府引渡巴列维国王。本书指出，霍梅尼作为传统势力的宗教领袖和事实上的新政权领袖，在当时必须平衡各派势力，因为伊斯兰革命后出现了“政治压抑”之后的“参与爆炸”，作为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政治领袖，恢复伊朗“极权主义专制”的政治传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作者在书中还援引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政治”的最大特征是“恐怖政治”这一定义，认为霍梅尼建立的“教法学家统治”模式完全符合标准。作者深刻地指出，在这场革命中，沙里亚蒂的反帝国主义激进言论和其本人形象，已逐渐变成了“政治符号”，“逐渐远离真实的沙里亚蒂本身”。本书虽然介绍和论述沙里亚蒂的篇幅并不是很多，只强调沙里亚蒂作为伊斯兰革命的“卢梭和伏尔泰”对革命实践的影响，但是关于伊斯兰革命的结局倒是得出了相当深刻的结论。Ali Rahnema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内容翔实的沙里亚蒂个人传记《伊斯兰乌托邦：阿里·沙里亚蒂政治传记》（An Islamic Utopian：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li Shariati）。这本传记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本沙里亚蒂个人英文版传记，也是唯一一本英文版传记。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法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印尼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对推动沙里亚蒂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书以沙里亚蒂生平为主线，以政治活动和思想变化为副线，互相交织，全面地叙述了沙里亚蒂一生中政治思想的转变历程。作者在书中认为，沙里亚蒂是特殊历史环境和条件下的产物，生活经历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复杂性是他生活的现实矛盾反映，也是个人天性与环境因素互相结合的产物。就政治思想变化而言，作者认为沙里亚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的宗教倾向和政治态度，直接影响了沙里亚蒂的早年思想。他从最初的积极“关心政治”到“摩萨台积极追随者”，从“伊斯兰社会主义者”到“第三世界主义者”，从“思想激进”到“言论激进”，从“失望”、“不满”、“反对”到“仇视”社会现状的过程，与国内外的政治气候有直接关系，他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变化，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思潮逐渐激进化的整体过程。但是，作者也指出，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沙里亚蒂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从西方思想中借来的概念，将之塞进伊斯兰教的框架中，加以“糅合”和“提炼”，按照“自己的理解”随意地“嫁接”在一起。他的“语言表达”和“个人行为”曾令无数人着迷，德黑兰曾经因为他的演讲出现了“交通拥堵”。作者认为，尽管沙里亚蒂作为青年人的“朋友”，走进了青年人的内心世界，但是作为一个“波斯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总是在“民族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之间摇摆”，总是“以今天之我，否昨天之我”，“他是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思想的产物，他是东西方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综合体。从表象上、教育上，以及他采用的方法论上来看都是一个西方化的人物，可是他却到传统文化中寻找慰藉、宁静，可是在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时，又涂上了西方教育的色彩。他用西方人的眼睛看东方，又用东方人的眼睛看西方。他引用非穆斯林的经典来高举伊斯兰，宣扬什叶派思想而不根据什叶派的文献。他是一个反自己、反自己社会、反自己宗教、反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反叛者。作为一个反传统主义者、破坏偶像者和乌托邦者，他与一切’是什么‘开战，而努力创造一个’应该是‘”。作者认为，沙里亚蒂所面对的现实不仅与自己“诗人理想”存在差距，甚至连充满了“社会病态的西方”都不如，这使他感觉到一种“超越尘世的痛苦”，他以一种“人的悲悯”关注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他不仅为自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寻求一种思想“突围”和“境界”，甚至还有一种救世主般的拯救世人的“先知心态”。作者在这本传记中，记述了沙里亚蒂生活中一些生动感人的细节，概述了沙里亚蒂生活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思想背景，探讨沙里亚蒂政治态度和思想变化的现实环境根源，为我们理解沙里亚蒂的思想形成过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作者在序言中写到，这本传记的“写作目的”是，争取“客观地把沙里亚蒂和他的思想变化历程展现给读者，写作根据是沙里亚蒂本人的著作中反映的思想变化”，以此进行回溯式探讨，而“不是根据新闻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廉价的”沙里亚蒂来“评判”自己的传主。对涉及沙里亚蒂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作者全部是根据其本人的采访材料，如果“说法不一致”则“一并罗列”，“自己不做推断”。比如，沙里亚蒂在英国猝死一事，至今伊朗绝大部分人，甚至官方对“沙里亚蒂死于萨瓦克暗杀”也毫不怀疑，但是，该书作者查阅了英国和伊朗所能找到的所有档案材料和走访了有关当事人后，认为“没有任何可信材料可以证实沙里亚蒂系萨瓦克所谋杀”。书中还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分析全面、结论公允，为研究沙里亚蒂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属于沙里亚蒂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本人写作中，许多资料性的说明材料都直接来自该书。
另外，在研究沙里亚蒂的英语著作中，还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Rorugh Jahanbakhsh的《伊斯兰、民主和宗教现代性在伊朗：1953~2000年》（Islam，Democracy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in Iran 〔1953-2000〕）一书，其中，也涉及沙里亚蒂对“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现代政治概念的理解，重点介绍了沙里亚蒂的“指导下的民主”（directed democracy）。书中指出，沙里亚蒂并不反对西方民主，而是与第三世界的理论家一样，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落后的国家和社会，特别强调自己社会的条件和“国情”的特殊性。
综上而言，西方研究沙里亚蒂的学者和著作，最主要集中在美、英两个国家的几大中东研究机构。在美国，还有一批专业性极强的学术刊物，特别是国际伊朗学界的权威刊物Iranian Studies，已经发表数篇关于沙里亚蒂的论文。与美国中东研究的世界中心地位相一致的是，很多中东研究项目还直接得到众多基金会的资助。另外，沙里亚蒂研究在美国比较突出的原因，既与伊朗一些宗教研究和宣传机构直接推动有关，也与在美国生活和执教的沙里亚蒂的儿子艾山·沙里亚蒂大力倡导有关。
二、伊朗国内沙里亚蒂研究
伊斯兰革命胜利伊始，也就是说从霍梅尼指定的“临时政府”接管巴列维王朝政权伊始，沙里亚蒂生前所在的德黑兰侯赛因宣教堂便重新恢复活动（1979年2月），并成立了以沙里亚蒂生前在侯赛因宣教堂的同事、伊斯兰革命的另一位著名理论家蒙塔哈里为负责人的“沙里亚蒂著作编辑委员会”和“沙里亚蒂基金会”，负责整理出版沙里亚蒂著作。截至2005年底，出版《沙里亚蒂选集》共32卷，包括沙里亚蒂著作、文章、演讲稿、日记和书信等各类作品。这些作品的整理和出版都是在得到“国家文化指导部”批准后才得以公开出版的。
在伊朗，官方对沙里亚蒂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沙里亚蒂研究。据了解，沙里亚蒂还有不少批判、警告和揭露当时宗教界人士的“教士专制”与“统治者合谋”的文章和著作被禁止出版，如警告人们提防“教士专制”的重要演讲“Class Orientation of Islam”，只在海外流传，在伊朗国内尚属被禁之列，《沙里亚蒂选集》也没有收录这篇文章。同样，研究沙里亚蒂的文章和著作在伊朗也属于严格审查之列。目前，在伊朗国内流传的沙里亚蒂传记只有沙里亚蒂的遗孀普冉·拉扎维·沙里亚蒂根据个人回忆撰写的沙里亚蒂传记。2007年6月17~19日，为了纪念沙里亚蒂逝世30周年，才由侯赛因宣教堂和“沙里亚蒂基金会”共同主办了第一次“沙里亚蒂国际学术研讨会”。看来“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还是有着相当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