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
既然我们认为敦煌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学科，那就必须回答“什么是敦煌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弄清它的内涵与外延，它本身的学科特点。对此，学术界也是至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的。
我认为，如果要为敦煌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是否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敦煌学是以敦煌及相关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献、艺术品及该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
我们先来看“敦煌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即其所指对象的范围。
第一，“敦煌及其相关地区”是一个广义的不特别确定的大范围。鉴于古代“西域”范围的不确定性，鉴于“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又鉴于古代敦煌与瓜州、甘州、凉州、肃州乃至西州的密切关联，也鉴于其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敦煌的相关地区可以包括丝路古道上现今武威、张掖、酒泉、吐鲁番以至哈拉浩特（黑城）及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地区。又从历史文化因缘（包括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同一性）考虑，目前我国学术界又习惯将与敦煌西邻的吐鲁番地区统一起来一并考虑，统称为“敦煌吐鲁番学”，而吐鲁番的相关地区又可以包括围绕塔里木盆地的古龟兹、楼兰、于阗地区。
第二，敦煌学的“国际性”表现为：（1）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保存在中、英、法、俄、日、韩、印度、美、丹麦、瑞典等国；（2）世界上不少国家均已建有较稳定的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机构，包括开设相关讲座与系、科，培养新老交替、代代相承的研究人才；（3）关于敦煌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相对频繁而且稳固，卓有成效，不少国家建有相应的学术团体；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3月，“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在日本京都成立，目前已有中国干事4人、日本干事2人，俄罗斯、英、法、美、德、哈萨克斯坦干事各1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4）敦煌莫高窟已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关敦煌文化及其学术知识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敦煌学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1）它的治学范围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多民族语言、文学、考古、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体育、数学、建筑、民族、民俗等多门学科知识，而且与中亚学、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都有交叉；（2）它的治学方法融会中西、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既有中国的传统方法，又有反映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手段；（3）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
敦煌学的内涵，也就是反映这个概念本质属性的内容，似应包含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理论。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2）敦煌地区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肃北五个庙、一个庙、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型制；（3）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史迹、遗址、景观、民俗以及其他出土文物（如汉晋简牍等）；（4）保护与修复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科技手段与理论；（5）在研究上述内容基础上开展的为当代服务的文学艺术创作。以上五个方面的对象有一些不确定性，而且会随着研究的深入缩小或扩展。
敦煌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但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应用最多、最基本的方法：（1）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方法；（2）文物、考古学最基本的实地勘查、测绘、挖掘、临摹、复原及现代化学、物理手段及电脑技术等；（3）各文明体系及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
敦煌学的学科理论，是在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方法以及研究历史、现状、前景作科学的探索与总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完善起来的。应该承认，尽管敦煌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学科理论的建构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中十分关键的、与该学科形成有特殊意义的一些问题（如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藏经洞的历史文化背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些重要细节等），至今还未给世人一个明晰的解释；至今尚未见有较权威、系统的敦煌学理论专著问世。值得学术界高兴的是，由中国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大辞典》已经正式问世，这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基本成熟；但是学科理论的高度完善，还有赖于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敦煌学在其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学科特点、学科理论等方面，还带有相当多的“模糊”色彩，也就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它与另外一些学科（如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还有一些难以理清的枝蔓交叉；在国际汉学界，对敦煌学的科学界定似乎也还处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门“模糊学”。笔者始终认为，对一门新兴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与解说属于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好事情。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也是一门学科形成、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我国学术界一般将近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09—1949年；第二阶段：1950—1978年；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笔者认为，第一阶段可以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算起，而第三阶段应该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和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举行为标志，1978—1982年这四年为过渡时期。每一阶段又都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特点。从198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的后期——我又称之为敦煌学研究的新时期。
1988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季羡林会长在会议开幕式上正式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从此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年来，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有以下显著特色：第一，我国敦煌学界与国外相关机构及同仁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大大加强，尤其是进行一些实质性合作的项目范围扩大，计划性增强，成果显著。第二，研究的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尤其表现在研究队伍渐趋年轻化并相对稳定，以往薄弱的环节（如对涉及藏外佛经、道教、体育卫生、乐舞、天文历法等方面文献及艺术形象的研究）得到重视与加强，全面系统地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更科学地进行深入研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第三，敦煌学界与出版界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为编辑出版高质量的文献图录书、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及普及读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外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相继译成中文出版。
展望未来，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是需要进一步努力与加强之处，也正是发展敦煌学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