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北地区，东至西安，西到伊犁河流域及塔里木周缘地区，是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唯一的汇流地，可谓得天独厚；又是通往欧洲、非洲的亚洲腹地，实为战略要冲。中国沿海门户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之后，西方人眼界大开，胃口也受到刺激，又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北地区。尤其是英、俄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手越伸越长，腿越迈越远。在他们的带动下，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东西方列强出于经济、政治、军事及学术研究等多种需要，纷纷派遣打着各色旗号、兼有多种身份的探险队、考察团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勘察、测量、摄影、绘图，甚至挖掘地下遗存。尤其需要提出的是，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根据俄国人拉德洛夫的提议，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而后在1902年汉堡的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批准了该协会的章程草案，1903年又成立了该协会的核心组织“俄国委员会”，并得到沙俄政府的资助。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进行“中亚探查”的政治、历史背景，也是导致文物流失的重要原因。
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咽喉，在历史上曾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尤其是唐、五代时期，敦煌作为西域重镇，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宋、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敦煌渐趋荒寂冷落，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又由于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反倒易于文物的保存。因此，即就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这里亦是一块蕴藏丰富又亟待开发的宝地。国外“探宝者”将目光聚集于此，也决非偶然。当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十分关切敦煌地区的情状。据我所查，仅从清光绪二年（1876）至五年（1879），作为封疆大臣的左宗棠在批复的札件中涉及敦煌的就有12通之多。可以说，注重对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西北史地及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已逐渐形成一种历史趋势；而要想研究深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这是藏经洞文物引起中外学者格外瞩目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这些文物流散不容忽视的主、客观条件。
封闭了近千年的藏经洞在1900年被王道士等人发现，当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偶然之中又带有必然性。因为洞窟年久失修，缺乏保护，加之风沙侵袭到一定程度，砌在第17窟门上的土坯墙迟早会坍塌，更由于“盗宝者”的灵敏嗅觉，藏经洞也肯定会被人发掘。如果是那样，文物的损失将更为惨重。至于王道士的愚昧，斯坦因的花言巧语及其雇佣的中国师爷蒋孝琬的为虎作伥，伯希和的通晓汉语，以及负责运送劫余写本的某些中国官员的监守自盗、趁火打劫等等，恐怕只是造成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次要因素或辅助条件。因为文物保护的兴衰成败，与“国运”密切相关，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控制或改变的。包括藏经洞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文物流散的痛心篇，只是整个中华民族灾难史、伤心史中的一篇一页而已。毋庸讳言，如今光是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中成千上万的珍贵的中国文物，又有多少是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的呢？比如笔者就曾亲眼看到，在巴黎郊区的枫丹白露宫，当年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抢走的一大批珍宝与工艺品，居然被侵略者当作战利品奉献给拿破仑第三的夫人用来装饰寝宫。相比较而言，敦煌文物的命运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了。
这里还有一件事必须澄清，即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花了银两从王道士手中买走那些藏经洞文物的，尽管在价格上不公平，但交易手段却是合法合理的。其实，这个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且不说一个道士身份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利来出卖千佛洞文物，也不说当时的清廷法律是否允许文物交易，单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讲，王道士与斯坦因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甚至连“贿买”都不是。斯坦因自己在《西域考古记》中写得明明白白，他多次对王道士所言均是“捐款”。双方定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而后王道士也的确用这笔钱去“修建”了洞窟与房屋，并在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时还给这位洋“施主”看了账目。伯希和在携走敦煌写卷时付出的银两，大致也是这种性质。至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在敦煌的作为，就更是地地道道的强盗行径了。所以说，当年外国“考察者”们对敦煌文物的劫掠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敦煌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文物的流散决非偶然事件，而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这些文物流散的正、负面效应。
敦煌藏经洞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对于有充分条件利用它们作研究却无力保护它们的中国学界来讲，是一种耻辱，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敦煌文物的流散促成了中外学者共同来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与艺术品，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文化交流，这无疑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亦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下面再作些具体分析。
从文物学、考古学的知识讲，出土或库（窖）藏文物的价值与其原出土或所藏地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对原出土地的相关资料缺乏科学、准确、详尽的记录与研究，所藏文物被随便搬离原地，文物的价值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敦煌藏经洞的数万件写本，一经搬移流散，其原始状态被破坏，就为研究其存放原因、方式、背景及本身内容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更不必说有些写卷被人为地散乱甚至撕开断裂以至成为碎片而永无复原之日了（这些碎片之多已令人扼腕浩叹）。至于洞窟壁画被胶粘切割，塑像被推倒搬走，更使这些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有人说拿走文物是为了保护或有利于保护，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即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对当时盗运敦煌文物的外国“探险者”、“考察队”做一些具体分析。我们在谴责他们劫走文物的前提下，也应该庆幸这些人之中确有几位高水平的学者，他们还能比较及时地将这些文献材料公诸于世，加以研究，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尤其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他作为唯一一位进入藏经洞内全面翻阅所藏文献的学者，能在1909年9月主动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并提供部分敦煌写卷及照片，从而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正式开展，也促使清政府下令将藏经洞劫余文献运回北京。对此，我们应予肯定。同时也必须看到，当时参与盗掘劫运我国文物的某些外国人，其真实身份是十分可疑的。比如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不仅日本政府一直未澄清他们的身份，而且他们劫走的敦煌写卷及其他文物一直没有完整的目录刊布，这些文物的归属也扑朔迷离，有的转卖给朝鲜都督府，有的散落于私家，给保护与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说，我们在对外国探险队、考察团作历史评论时，对他们的功过是非，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区别。时光流逝了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有责任加强合作，打开尘封的历史档案，进一步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对于推进敦煌学研究、发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都是有莫大益处的。这也是我们分析文物流散正、负面效应的一个重要目的。
二、敦煌学的发轫及学术渊源
对于敦煌学发轫的时间与标志，学术界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
1．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劫取藏经洞文物的西方探险家，所以一些外国学者就把1907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
2．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一些敦煌写卷及照片后，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年就整理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王仁俊）、《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沙州文录》（蒋斧）。因此，有人认为敦煌学当发端于1909年我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献的整理。
3．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期间，曾浏览过敦煌千佛洞，并于1902年在汉堡的东方学家大会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有人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的最早评述。针对这一看法，我国有些学者提出：早在清朝雍正时代（1723—1736），光禄少卿汪漋在督修沙州城时，就已用诗歌赞颂了莫高窟艺术。在嘉庆年间（1796—1821），著名地理学家徐松也曾游历过千佛洞，并在其名著《西域水道记》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敦煌与莫高窟的材料。据此，敦煌学最早应发轫于18世纪中晚期。
4．藏经洞发现后第三年（1902），身任甘肃学台的金石学家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瀚等人赠送的敦煌写卷及绢画，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文物的学术价值，除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尽快转运文物外，还在其所著《语石》一书中对所见敦煌写卷及绢画作了介绍与初步考订。因此有人认为叶氏的研究为敦煌学的起始。
5．1929年，历史学家陈垣（援庵）先生编成《敦煌劫馀录》，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所撰《序》中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许多人认为，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敦煌学由此正式发端。
6．有的日本学者在近期提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曾在1925年的一次会议上使用过“敦煌学”这一名称，早于陈寅恪，因此敦煌学的正式发端应以1925年算起。
笔者认为，上述六种看法，除末一种未见有正式文字资料可加证实外，其余均似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各有欠缺，不够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有自己产生的学术渊源，从发轫到正式形成应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一刻突然宣告诞生；只有具备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较为完备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这门学科才算是基本成熟。莫高窟千佛洞已在敦煌绿洲中耸立了一千多年，其间虽偶有对其洞窟内容及相关史地作介绍者，但并没有在20世纪前产生一门“敦煌学”，其理由即在于此。敦煌学的发端，无疑是与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密切相关的。正是藏经洞内大批4至11世纪的珍贵写本，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烈兴趣与关注，首先兴起的也正是对其中一批传统意义上的四部书的整理与刊布，然后是对其中佛经等宗教典籍的编目整理。因此，尽管早已有人注意到莫高窟千佛洞的壁画及塑像，也尽管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与《敦煌石窟笔记》已开外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之先河，总体来看，在上世纪30年代前，敦煌学主要还处在“敦煌文献整理”的初始阶段。
也有人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敦煌学”仅是一个不够科学的名称，认为它所涉及的至多只是“中国古代文献学”或“艺术学”中的新材料、新课题而已。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并没有弄清一门新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还没有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这段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这段话的关键就在于三个“新”字上，即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形成“学术新潮流”。这是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下的崭新的学术潮流。具体地说，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来讲，主要是用西学的理论、方法、角度、眼光来审视新发现的东方文献与艺术品，这里要特别注意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知识及技术手段（如绘图、测量、摄影、化验等）的应用，还要注意他们提出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上的新问题；而对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来说，则是努力冲破闭塞状态，通过交流等新手段（甚至走出国门），积极搜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并开始注意吸取西方学者的成果，借鉴他们的手段，然后采用乾嘉以来传统的目录、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基本方法来开展研究；日本学者采用的方法基本上与中国学者相同。所以陈寅恪先生称之为“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敦煌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汇、碰撞之中逐渐形成的。敦煌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新学，是中外学者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基础上共同创建的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对于西方学者来讲，它归属于“汉学”或“东方学”的大范畴；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
总之，从根本上说，敦煌学确实应发轫于1900年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这块学术园地经过中外学者近30年的共同开垦，于30年代初基本成形；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是万紫千红、硕果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