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敦煌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方法论研究是敦煌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
如上所述六端,为敦煌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亦聊备一说而已!
二、敦煌学转型与中层理论
自2006年一次以“转型”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后,敦煌学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方广錩先生云:“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似乎敦煌遗书大多已经公布,新资料已经很少了”,各自拿敦煌资料“开展研究,这就是转型”。“坦率地说,为什么要转型?怎样才能转型?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又称:仅就整理文献而言,应“扎扎实实地把资料工作做好,离所谓‘转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赞成方先生的意见,说实话,我非常费解,为何要提出敦煌学转型,也弄不明其含义?实际上转型概念是经济学常用的术语,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建言:当今中国要“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当然也有史家称唐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代,这里的转型仍是指唐宋之际经济、政治的变革,所以将唐宋称为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乃指制度而言。因此,转型概念是否适合一个学科如敦煌学的转型,是值得商榷的。前揭柴剑虹文云:“因此,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会‘消灭’敦煌学,而且能为其先天不足的躯体补充丰富的营养,促进敦煌学科自身的发展壮大,使其真正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所云“先天不足”,也就是说,还没有发育成熟。这与前文所述,敦煌学处在少年期(中期发展阶段)相契合。换言之,敦煌学还不是成熟的学科,距成年期(高度发展阶段)还有一段距离。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学还要搞一百年”。所以即使要将‘转型’理念引入敦煌学亦为时尚早!
关于“敦煌学中层理论”问题?
2006年6月(武当山)敦煌学会理事会上,有学者宣讲“敦煌学中层理论”,引起与会者关注。所谓“中层理论”,追本溯源,乃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中层(又译作程)社会学理论”,它既不是宏观也不是微观理论,而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社会学理论,故称“中层理论”。其核心是研究自然人进化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理论。这种美国社会学中层理论是否适合敦煌学呢?我以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自己的背景,学科也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国与美国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导致学科的学术背景亦千差万别。因此,将西方不同的学科理论简单地移植,由于土壤不适应是难以存活的。人们不是常说“本体论”吗?敦煌学植根于中国的敦煌。显然美国社会学中层理论不适合敦煌学。
一言以蔽之,“转型”与“中层理论”,不见得适合敦煌学。因为敦煌学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背景,诚如前揭柴剑虹文所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敦煌学理论应着力探索敦煌学内在的“构建”,即诸分支学科的构建和他们之间的关联以及相关的学科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
三、理论与研究方法
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敦煌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敦煌史学是敦煌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唐宋历史、西北区域史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敦煌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辨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敦煌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但是最适合的正确方法,却是“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独特的方法论。
关于“二重证据法”,我谈点意见。2000年6月,在首都师大举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讲“敦煌文献为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提供重要依据”。有论者则认为“二重证据法”,古已有之,如宋人就有运用者,用王国维的话说:“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但他对此有一段结论性语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为之。”也就是说,虽然“二重证据法”,古人有用之者,但是作为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论则是王国维创导的,“今日始得为之”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众所周知,文献始初意义乃指文字记载,献者指贤者论事。今国家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据此,文献分为存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王氏所云:“纸上之材料”为存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为出土文献。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开启藏经洞,5万余卷敦煌文书面世,接着吐鲁番出土文书、汉简(含敦煌简)、甲骨文相继发现,盖震动世界考古学的四次重大发现。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敏锐地发现新材料产生新学问。王国维指出:“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他们首先运用新出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特别是王国维把近代西方思辨的方法,同乾嘉传统考据方法及古人曾使用过的以地下出土材料证明纸上材料的方法合一炉而治之,发明“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资料(敦煌文书、简牍、甲骨文、金石文等)与存世的历史文献典籍互为印证,揭示古史的全貌。王国维研究敦煌文书的贡献,柴剑虹有专文,无须赘述。我仅扼要概述王国维最早利用甲骨文纠正《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帝王、世系、称号的舛误,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朝“职官”、“户籍”、“田制”等论文和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等堪称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他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发明将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他与罗振玉、陈寅恪研究敦煌文献的论著皆是敦煌学形成阶段的代表作。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有云:“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又称:“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及贡献所论精审。又郭沫若称道:“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可以说,正是20世纪初敦煌文书、敦煌汉简、甲骨文的发现,造就了王国维的历史方法论。反之,他发明的“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独特的新的研究方法,事实证明极大地推进了敦煌史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高第、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著《唐代敦煌差科簿考释》,征引《唐六典》、《唐书》、《通典》、《唐会要》等典籍与敦煌天宝十载徭役文书所记互相参证,揭示唐代郡上、纳资、子弟、侍丁、亲侍丁、执衣、捉钱、充傔、渠夫、斗门、卫士、土镇、豆卢健儿、终服等徭役名色的内涵,将此文书科学定名为“差科簿”,纠正了原定名《丁籍簿》的舛误。王文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敦煌史学领域最早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乃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可以说,王文是敦煌学术史上划时代著作,它在敦煌史学方法论上,影响了一代人。
20世纪80、90年代,出现唐长孺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王永兴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韩国磐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三部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高水平学术著作,也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典籍记载与文书互为印证,揭示唐朝政治、经济、军事若干重大问题,它是敦煌学中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些经典著作的昭示下,余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唐代过所研究》,在方法论上当是运用“二重证据法”,把汉唐史籍记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简牍互为印证,揭示烽堠、过所制度形成发展的规律。近来我著一组研究唐代杂徭的论文,仍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文书与唐文献互相参证,重新诠释唐《充夫式》,试图解决杂徭征役日数问题。凡此等等皆证明,“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综上所论,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及思辨法,可以统领敦煌学诸分支学科,这是共性,但各个分支学科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因此,每个分支学科又有适合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之方法论者然。从理论上讲,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最终归于和谐。
敦煌学的过去与未来
柴剑虹
柴剑虹,男,1944年生,浙江杭州人。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1968—197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任教;1982年到中华书局工作,历任文学编辑、《文史知识》杂志副主编、汉学编辑室主任等职。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论著有《西域文史论稿》、《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等,并主编有《中国历史宝库》、《走近敦煌》丛书等。
如果从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廿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时算起,敦煌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为了将学术推向前进,在新的世纪,我们当然应该对20世纪敦煌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一番科学的回顾与总结。但要对敦煌学这样一门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国际性学问作系统而全面的回顾,则远非自己的学识与笔力所能及。因此,本文只想就敦煌学百年回顾中学术界所普遍关心而又众说纷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浅见,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历史因缘及其正、负面效应
众所周知,封闭近千年之久的莫高窟藏经洞珍贵文物重见天日不久,便遭到了被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大量劫掠、流散海外的厄运,令中国学界与广大爱国人士痛心疾首,而且成为一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历史公案。时至今日,虽然多数论者仍坚持对此事进行谴责,而为外国劫掠文物者及当时看管洞窟的王圆箓道士等人开脱责任的亦不乏其人,认为藏经洞文物运走系“合法买卖”、“合理交易”者有之,认为拿走文物非但无罪反而有功者亦有之,后者的主要理由便是:如果这些文物不被运走便难逃中国国内种种灾变而将损毁殆尽。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人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分析问题,更有一个社会历史的因缘关系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就必须从分析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时代背景入手,实事求是地探寻其历史的因缘,并进而正确认识其正、负面效应。
我们这里是借鉴佛经的教义与语言,承认一切事物皆有“因缘”(Hetupratya)。其“因”,即内在的、主要的、根本的条件;其“缘”,即外在的、次要的、辅助的条件。某一事物必具备种种条件而后生成谓之“缘起”(Pratit yasamutpada)。那么,导致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因缘”又是什么呢?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统治中国两个世纪的清王朝已迅速从其巅峰康乾盛世中衰落下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危机日益加重。又经过以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为代表的外强侵略与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民众造反的打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已腐朽不堪,处于风雨飘摇状态。此时,从京城到地方的吏治极坏,世风日下,中央朝廷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也相当薄弱,对于本来就鞭长莫及的西北地区更是无力管辖。这是造成敦煌文物流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