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汉民是否被回民军裹胁、随教或保教，在文献上的区别并不明显。一般情况下，随教（或保教）汉民的数量往往以“户”而不是以“口”来计算的。户有男女老幼，不能全体随军流动作战，而更可能是服从回民方面的控制，为之提供粮饷等支持。在饮食、活动上“回化”，如不食猪肉，不养猪等。而外部的明显标志则是戴穆斯林白帽。回民起义期间，各地回民军均以头戴白帽、或缠白巾为标志，⑤与团练、官军有着显著区别。在甘肃隆德县，有位名叫“火明黎”的“岁贡”，积极组织乡团保卫堡寨，但回民军到后，他要保护的老乡们却“众争迎犒以蓄粮，堡中人皆降。或以虏所戴白帽加明黎首，明黎伏地怮哭，绝食数日而卒。”①这段记载说明，凡依附回民或随教的汉民，大概都头戴白帽，以示向背。
汉民随教的情况在河狄地区早已存在。左宗棠的奏折说，“窃维狄道、河州夙为回众萃聚之所，土著汉民不过十之二三。回民恃其族大丁多，习为盗贼。汉民之弱者，供其役使，谓为从教之户。”②到了同治二年（1863），河州要隘太子寺为回军占领后，“汉民穷苦无归者依回度日，名为随教，虽尚存十之二三，然庄地皆被回族占夺，久成异壤。”③同年，撒拉回民攻占循化县城时，城内未能逃出的汉民也一律随了教。三年（1864）元月，回民军攻下河州时，据马培清说，所有“俘虏和降人”只要随顺回教，就免于杀戮。④十一年（1872）正月，马占鳌降清。清军将“随教汉民拔出六百余户。”⑤如按每户5人计算，人口达3000余人。
河州汉民大量随教，与回民军领袖马占鳌采取的策略有关。占鳌本人是精通经典、深具操守的阿訇，因此他倾向于使用宗教方法处理民族问题。据说同治三年初他围攻河州城时，考虑到破城后汉民会遭到冲击，就和部众立下禁约：“入城后对俘虏和降人只要顺随回教，一律保护，不准乱杀”。⑥在这种策略下，河州、循化两城被他攻下后，汉民多随教，虽然大多是被迫的，但在乱世中实是活人无数。马占鳌降后，左宗棠向他问起汉人随教的情况，他以“要汉人顺教是借此保护汉人”之语对之，左氏对这个答复很满意，⑦以至于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对此基本不持批评。
但是事实上，各种记载都表明汉民随教后，并不会就此获得信任或得到完全保护。相反，他们的境遇可能会比那些没有随教的汉民好一些，但仍然是回民军利用和防范的对象。根据马培清的回忆，同治六年（1867）杨文治、马士彦等扰河州，马占鳌令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西回民军在马悟真之弟的挑动下，亦杀数十汉人夺取财产。四乡随教汉人因此相率逃亡，集结到烟囱山，准备逃往藏区。马占鳌探悉这种情形，纠集回军四万多人，围困烟囱山将数万随教者完全杀尽。①在河州的这类随教情况，因有官方史料和回民文字的双重记载，显然是极为可信的。学术研究更不应将之视为会触动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关系的禁区。
清军平定河狄后，左宗棠对河狄地区加入回民一方的汉民情况有清晰的分析。关于本地汉民，“有受河回胁制，甘心役使，名为随教，以图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河境者。”外来汉民的情况，“有因陕回裹胁，而随其窜河境者。有被河回裹胁，而认为义子，齿诸奴仆者。应逐一勒令交出，护送原籍，以别种类，而资完聚。此外来汉民之应迁徙者也。”②官方在政策上对随教户的区分，使这部分人的结局发生转变。一部分人未再出教，成为地道的穆斯林。唐汪川汉民便在期间加入伊斯兰教，民国时期，仍然是虔诚的穆斯林。③另一部分人则逐步恢复了原先的非穆斯林身份。狄河有百余户随教汉民后来迁居安定县，随着时间的流逝，“仅有随教之名，毫无回教之行矣。”④
汉民大规模随教的另一地区是北路灵州。同治四年（1865），清军进入灵州境内，马化龙积极筹备粮草，“于金积堡内修仓一处，其木料则来自兰州，其作徒则不分回汉。”⑤马化龙数次向清军求抚，派出的人员却是汉民。同治八年（1869）九月十七日，“有久陷金积堡之山西、湖北各省汉民，来营具保马化漋永无反覆状。”这些人“向在金积堡贸易，被陷。兹马化漋扣其眷属，逼令来营具保，委非所愿。”九月二十二日，“马化漋复遣汉民解米粮十万觔来营，具保马化漋永无反覆状。”①同时，金积堡内随顺的汉民既被作为往来的信使，也往往乘间脱逃，向清军提供堡内虚实或回民军情。②与前述马占鳌所陈相同，灵州起义回民控制汉民，自己向官军的解释是“安辑地方，保卫汉民”。③
同治八年刘松山收复灵州城，两战先后“拔出”汉民男妇共900余人，对于这些“从逆”者，地方绅耆早已于刘松山在定边县时便积极上书求情：“灵州汉族，同治元年被回所胁，或随教或改姓、或佣工，蚩蚩者氓，完全回化。此皆朝廷赤子，荷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忘国。”刘松山顺水推舟，“善其言，赦灵州汉人从逆罪。”④所谓“蚩蚩者氓，完全回化”，证明北路回军中的汉民并非单纯被裹，且亦同时随教。在将近十年的时间，汉民生活于回军治下，回汉实已无多大界限。
①参见David G.Atwill：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p83－84.
①唐德刚先生通过对晚清历史的研究，赋予晚清以“弱大中国”的指称。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册一，页183。特木勒先生因此提出“弱大族群”的指导意见。
①王庆成：“前言”，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同书页39。
②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50。
③概引自Raphael Israeli：Muslims in China：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p138.
④牛贯杰：《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1期，页73。
⑤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64。
⑥Raphael Israeli：Muslims in China：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p51.
①绅衿，泛指地方上有地位权势的人。绅，指有官职或中科第而退居在乡的人；衿，青衿，学中生员所穿，指生员。参见《辞源》，页2416，商务印书馆，1988。
②焦云龙修，贺瑞麟编：《三原县新志》，卷八“杂记”，页七。
③杨毓秀：《平回志》，《回民起义》册三，页62。
①“聂沄，字雨颿，道光乙酉拔貢，丁酉举北闱第一，以七品小京官充军机章京，咸丰三年告归。粤逆起东南，督办本籍团练，赏加三品卿衔，主讲瀛洲书院，士多宗之。壬戌回乱，总理城防，百方筹御，危困日亟，团兵欲开城决战，沄度众寡悬殊，力持不可。有谓其拒粮入城者，误也。旋以积劳病殁。”［清］刘懋官修，宋伯鲁、周斯亿纂：《重修泾阳县志》，卷十二“列传·仕宦”，页五十六。
②《华阴县续志》谓“陈茂经，字纬山。良村人，性豪爽。幼业儒，以功名不就，捐州判职衔。咸丰辛酉文宗狩热河，遂上疆臣书，愿招勇勤王，疆臣壮之。时发逆自湖北窜陕，即面陈方略，奉札招兵，得三百余人，以兵法部署编制，束白巾为号，号白头军。军与贼战于鄠杜间，冲锋陷阵，锐不可当，有从壁上观者，见所率丁壮杀敌，致果无不以一当百。”见张崇善等主编《华阴县续志》卷五“人物志·忠节”，页二十。另，《同州府续志》记载陈茂经之死：“茂经出麾所部与贼战韦、杜间，大呼突陈（阵），所部握槊直前，杀伤千计，贼大衂。一夕东徙去。……竟引而东追至渭南黄家屯，贼望见即走，尽弃辎重田间，五百人争相取，伍乱，贼反蹑之，后无救者，茂经乃与技击河东李某、华阴武举李君楫、蒲城张龙骧俱死之。五百健儿无一生还。其兄茂本后亦督团死事。经奏闻奉旨悯恤茂经由通判加赠道衔，照阵亡例议给云骑慰世袭。”则陈茂经虽是团练的杰出人物，但与太平军作战时，即已被杀，未曾洗杀回民。见［清］饶应祺等纂：《同州府续志》，卷十二“列传下”，页五十一。
③左宗棠：“审拟静宁州民万选中京控万朝宗仇杀案折”，光绪三年五月十八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页688。
④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88。
⑤余庚阳：《池阳吟草》，载《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86。
⑥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页103－104。
①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90。
②曹骥观纂：《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七“人物”，页四五、四六；卷十一“兵事”，页八。
③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217。
①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马长寿“序言”，页21。
②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66。
③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209。
①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128。
②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59。
③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66。
④白遇道纂：《高陵县续志》（光绪十年印），卷八“缀录”，《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200。
⑤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二，《回民起义》册四，页222。
①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三，《回民起义》册四，页227-228。
②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二；张兆栋《守歧纪事》则曰民团人数达27000人，不知孰是。《回民起义》册四，页223、274。
③刘懋官修，宋伯鲁、周斯亿纂：《重修泾阳县志》，卷七“兵事志·军事”，页五。
④任瀛翰纂：《崇信县志》，卷四“志余”，页三十五。
⑤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页268－269。
①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页115、118。
②王黼堂纂：《安定县乡土志》，“兵事录”，页廿五。
③顾寿桢：“孟晋斋年谱”，收《孟晋斋文集》，《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150。
④李启讷：《忧愤疾书》，载张崇善等编《华阴县续志》，卷七“艺文志·书”，页七十三。
⑤杨毓秀：《平回志》卷三，《回民起义》册三，页112。
⑥《穆宗毅皇帝实录》（二），卷八六，同治二年十一月下，页八○八。中华书局《清史录》影印本，第四十六册。
⑦《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附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折”，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页378。
①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214。
②魏丙：《琐尾记》，《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74。左宗棠谓：“秦俗强悍，古已云然。自逆回构乱以来，好勇尚气之士，半就凋零。加之鸦片流毒，渐染太深，陕西与山西、甘肃同一痼疾。此次军兴，求骁桀于行列中，百难得一，更有何精壮勇丁堪以入募？”见：“成禄办理西路军务情形片”，同治九年闰十月十九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页466。
③胜保奏，《方略》，册二，卷十九，页十五。
①原文出处不详，转引自邵宏谟、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页20。
②周铭旂纂：《大荔县续志》，“足征录”卷一“事征”，页一。
③霍维洮：《近代西北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页79。
④杨酼秀：《平回志》卷一，《回民起义》册三，页59。
⑤郑士范：《旧雨集》，《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173。
⑥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64。
①何鸣臬：“述同治壬戌之乱”，收柏坤：《泾献文存》，载《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105。
②牛贯杰：《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1期，页79。
③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65。
①李启讷：《忧愤疾书》，载张崇善等编《华阴县续志》，卷七“艺文志·书”，页七十二。
②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二，《回民起义》册四，页221。
③孔飞力：《叫魂》，页300。
④李启讷：《忧愤疾书》，载张崇善等编《华阴县续志》，卷七“艺文志·书”，页七十三。
⑤佚名：《纪事》，《回民起义》册三，页239。
①刘懋官修，宋伯鲁、周斯亿纂：《重修泾阳县志》，卷十三“列传·忠烈”，页十九、二十。
②邵宏谟、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