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重构不仅形成了全球新的经济空间结构，而且形成了新的空间权力结构，使全球经济实体多层次化，出现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等全球经济实体或跨国经济组织。这些经济实体的所在地（即城市区域）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社会特征的建设中，正在进一步替代了国家的作用，使国家权力空心化。因此随着信息社会的确立和全球城市化的普遍到来，城市间的经济网络将会最终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形成全球城市体系的格局。城市左右和逐渐主宰该国或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趋势已见端倪。
二、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形成的国内条件
1.中国城市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曾处于顶尖地位，并延续了相当长时期，后来的工业革命才使西欧、北美的城市崛起，取代了中国的地位。但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城市经济一直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1936年前后，中国若干通商口岸的发展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活力，如上海、天津、广州等。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经济被排斥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中国的城市体系也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城市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开始日益重要。198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81亿美元，1990年增长到1154亿美元，1997年更增长到2000多亿美元；“八五”时期，累计进出口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跃居世界大贸易国之列。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额也呈飞跃增长势头。“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的大国之一。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1980～1990年为9%，1990～1995年总量达到57600多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年翻两番的既定奋斗目标。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加强，对外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阶段。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信息社会，世界正在经历着继20世纪60代以来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着全球的劳动地域分工格局。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也相继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亚洲五虎”又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加上美国西海岸、澳洲及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地区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人们已经观察到世界经济的主轴正在从北大西洋转移到亚太地区。与此相对应，欧洲（除德国、荷兰、比利时及北欧以外）、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均表现出相对停滞的态势。
在迈向信息时代的进程中，中国还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和优势，一是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价格低廉，可以大量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扩散；二是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在商品市场，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三是中国拥有许多特大城市，具备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潜力和能力。因此，在不发生重大灾变和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中国在21世纪肯定能发展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在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相适应，中国也将出现更多的国际性城市，占据全球经济空间网络中更多的节点。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如何将其城市体系与世界城市体系顺利接轨的重要抉择。而中国经济能否与世界经济顺利对接，并在接轨过程中积极调整自己的城市体系，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把握时机，最大限度地发挥和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
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载体，对一国确立未来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应始终将城市发展放在最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来加以考虑，并逐步将城市作为立足全球经济竞争的桥头堡。
据全球10大主要贸易国近5年来情况的比较研究，认为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将主要取决于4个方面，即生产要素条件、市场需求条件、工业支撑条件和公司发展条件。生产要素条件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和基础设施5个方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前3个资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有限性，后两个资源具有无限性和易变性，是构成生产要素条件中的高级要素。市场需求条件显示了一国市场对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的检验与监督程度，能够用来确保公司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产品质量。工业支撑条件显示了一国的工业整体实力，可以用来反映该国的未来工业发展潜力。公司发展条件显示了一国对发展何种公司的优先选择和倾斜政策，是确保产业更替的有力杠杆。
随着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和21世纪环太平洋时代的来临，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强度将显著增大。根据联合国等机构预测，中国未来经济若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发展，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加快中国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力度，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尽快实现与世界城市体系的顺利接轨已成为政府制定战略决策的当务之急。
2.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我国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一直位居世界先进行列的。但由于社会（如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变革、人口数量等）、地理（如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国土面积、地理位置等）、经济（如经济开发水平、工业化进程、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到近代以后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状态。
总结新中国城镇化进程具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城镇人口增长较多，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不快，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入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城市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我国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38244万人。城镇人口相当于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三个国家1984年的人口总和。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902.2万人，其数量久居世界首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由10.6%上升到36.6%，增加了2.5倍。据1986年资料统计我国仅城市的总人口（不包括市辖县）已达23324万，37年净增17559万人（大约相当于日本、英国1984年的人口总和），城市总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22.13%，其构成农业人口12264万，占城市总人口的52.58%。尽管如此，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不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我国1950～1960年间城镇化速度较快，均高于世界平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水平；1960～1970年间城镇化发展负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及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速度；1970～1980间，尽管我国城镇化速度低于发达国家，但快于世界平均速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但总的说来，城镇化水平仍十分低下。
第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很不稳定，既有激增，又有骤减，波动十分明显，并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36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波动变化很大。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大致经历了如下转折：（1）两个增长时期，即1949～1958年和1978～1983年，这两个时期社会经济稳定，国民经济都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特别是1978年后知青和下放干部、职工回城，导致了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很快，城市与镇的人口比重增加5.6%；（2）两个激增时机即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和1983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前一次激增是盲目冒进，后一次激增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城镇人口比重年增长率均达到了1.43%和6.55%；（3）一次骤减时期，即1961～1965年的三年困难及经济调整时期，既调整撤销了部分市镇建制，又动员下放了一批城镇人口回农村，导致了城镇人口比重骤减；（4）停滞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使城镇人口转为农村人口达2000多万，城镇人口每年增长速度只到2%，接近于我国这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年自然增长率为2.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城镇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尤其近两年机械增长明显，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过程加剧。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资料统计，1949～1985年36年间，我国城镇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即自然增长率大于机械增长率）的年份为1954～1955年、1961～1963年、1965～1972年和1974年共14年，仅占总年份的39%，而61%的年份，城镇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从自然增长率与机械增长率强度看，机械增长率远远大于自然增长率，据统计36年中城市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7.88‰，而机械增长率则达38.00‰，大约是自然增长率的两倍。再从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城市人口绝对数量看，36年中自然增长的城镇人口仅为7765.4万人，而机械增长则为24713.6万人，是自然增长城镇人口的3.18倍。尤其近两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落实和城镇法制标准的变化，机械增长率达150‰～350‰，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5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仅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即达24713.6万人，相当于美国、苏联两国1984年人口总和的一半，即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从这个意义说，尽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才达到36.6%，不及美国的92.7%，苏联的68%。
3.沉重的“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我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过度缓慢的问题，改革初期曾一度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再度呈扩大的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事实表明，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事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尽管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但成效不很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劳动力过多，人均支配的土地资源太少，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无疑是最根本原因。农民投入土地的劳动力和资金受到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收益效应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推广，一方面使农业迅速增产，另一方面又往往使供给很快过剩，价格下跌，造成农户增产不增收，这虽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进入市场难息息相关。但在农业已从供给约束型产业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产业的背景下，农民很难依靠经营小块土地增加收入，脱贫致富。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现阶段的乡镇企业又不能有效吸收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这样一方面使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逐步实现脱贫致富。据测算，近年来，全国各地进城农民工带回农村的财富平均每年达2000亿元，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六成以上。另一方面又通过农民市民化大幅度减少农民，把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到农民手中，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收入。即使农业增长缓慢，也能迅速提高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