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是和我国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化经济协调发展的。也可以看出，要实现我国城市化，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不能忽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由于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我国经济发展的迅速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农村改革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稳定增长，城市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更促进了县城和集镇的发展。再加上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随着工业布局的展开，在沿海沿江河、交通便利和资源富集地区，出现了一批中小城市；原有城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数据显示：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38892万人，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提高到30.9%。设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座猛增到1999年的667座，增加了474座。建制镇数量由2550个增加到19244个。因此，在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的基础上，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发展。1992～2003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40.53%，年均提高1.28个百分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转向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化健康前进的时期。
2.与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陈云同志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982年1月，陈云同志又指出：“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人们的生活要改善，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了，但也不能吃得太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经济发展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必须与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同步。我们党之所以强调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在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能忽视，是因为“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也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了更快、更好地推进农村思想观念的解放，为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邓小平于1979年10月30日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多次强调文化是广大人民的文化，是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邓小平也充分认识到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并指出：“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
邓小平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邓小平以“丰富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为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快，进一步解放了广大农民的思想，促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也进一步缩小了城乡的差距。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城市化进程应与经济同步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落后，因为“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也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与经济同步发展。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邓小平高度强调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解放了农民的思想，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不仅从身份上转化为市民，而且在生活、精神方面也实现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不仅加速了农村和城市的协调统筹发展，也大大了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见，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带有明显的阶段性。
三、互助性
1.农村支援城市，城市反哺农村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具有典型的互助性特征。在农村与城市的互助上，表现为农村支援城市，城市反哺农村。
首先，在农村支援城市方面，邓小平多次强调了农业的根本性特征，他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并且首先在农村实施改革，取得较大的成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邓小平说：“这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巨大的人力支持，并且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也突出讲到农村改革的经验对城市改革的影响。他指出：“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城市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一改革就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在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上，邓小平多次强调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提出农业恢复政策时就提出：“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
1975年，邓小平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上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许多三线的工厂，分散在农村，也应当帮助附近的社队搞好农业生产。一个大厂就可以带动周围一片。这样还有一个好处，附近的社员就会爱护工厂，不去厂里随便拿东西。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好？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互助性。城市化的发展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持农业人口向非农业流动，有利于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收益，扩大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为工业的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
2.西部支持东部，沿海携手内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邓小平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含有丰富的内涵：发挥增长极的作用通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产生的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对落后的地区不能漠视不管，国家还应从各方面给以帮助。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
1981年11月下旬，国务院召开沿海9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提出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重要城市，应当充分发挥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善于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资金和先进技术加速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有效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是当前需要和可能采取的一个切实步骤，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署。
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沿海部分城市负责人座谈会。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并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在“六五计划”中，要求要积极利用这些地区的现有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内地则是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建设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处于不同的地位。沿海是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而内地则是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体制格局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七五计划”提出，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七五”期间以至20世纪90年代，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把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1990年，他进一步把沿海如何帮助内地当成一个“大问题”提出来，而且把搞经济协作区的思想引申为“包省发展”的大思路。他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1992年初他又提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应当而且必须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根据这些论述，邓小平关于沿海带动和帮助内地发展的思想主要包括：沿海一个省包内地和西部地区一两个省；沿海省份和内地与西部地区省份建立经济协作区；沿海向内地进行技术转让；沿海向中央多交利税，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西部发展。近年来，这些措施已付诸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