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一、列宁的城市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的思想在俄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战胜农村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的发展过程，恰恰发生在19世纪最后10年俄国工业增长最迅速的时期，这个过程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标志着城市统治农村的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证明了城市在政治上战胜了农村。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又将这一过程推至顶点。
列宁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在俄国取得了统治地位；传统农业组织的集体主义的特点已经为现代经济力量和阶级差别所削弱，现代城市工业化的逐步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都使革命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列宁严格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城市优越论的理论，分析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并不存在足以使我们游离于社会一般规律之外的历史特殊性”。这些规律规定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其给社会带来的所有后果，包括城市对农村的完全统治。他认为，“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因此，城市优于乡村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一般的必然的现象”。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列宁提出了如下政策主张：
第一，无产阶级为了自己革命的目的，必须实施革命的工农联盟，由农民来代替软弱无能的城市自由资产阶级，但是，他又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只不过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种权宜之计，在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这种联盟成为推进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手段，而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这种联盟将是无法维持的。即使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过程中，农民也仅仅是作为次要的伙伴参加这种非正统联盟的，无产阶级不仅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还要“领导”农民。这种只代表城市利益的理念必然遭到农民的抵抗与反对，这是农民生存本能的需要。
第二，国家政权必须掌握在以城市为基础的体现着“无产阶级觉悟”的政党手中。一切利益由城市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主持进行，并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还把城市党员派到农村，从怨气十足的农民手中强行征粮，这都体现着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采取的不信任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优越论由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处理解决农村和城市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哲学。诚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列宁及其追随者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即城市拥有现代历史的进步力量，而农村则蕴涵着潜在的停滞和保守的力量。”
这种被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继承了的城市优越论成为苏联建设史上一贯坚持的发展战略。列宁时期提出了政治上从城市对农村施加影响，经济上从乡村农业生产中提取城市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全盘肯定集中化的长处，等等。斯大林以此为出发点制订了把城市工业化建立在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之上的方案，确定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为了加快这种城市工业化进程，把城市的经济建立在对农村的剥削之上等等。斯大林后来的继任者尽管在农业体制进行了种种改革，但城市优于乡村的指导思想始终不曾改变。苏联的这种城市优于乡村的工业化模式培植了大批的城市精英，在实际上非但没有解决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而是进一步扩大了现代城市和落后的乡村之间的差别。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自由发展的城乡一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奋斗的目标，但是他们提出的城市优越论策略在实践中的失败需要进行新的思考。我们既不赞成乡村优越论，更反对城市优越论。乡村和城市在发展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们是人类生存空间两个不同的载体。在乡村中生活的农民和市民以及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和市民都是平等的主体，他们都有在整个社会平等发展的权利。而平等地配置这种资源的只能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经典思想家们提出的计划机制。
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主要贡献
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他们在亲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便及时确定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应有的新型城乡关系，并努力付诸实施，他们结合自己的国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实践的基本问题“是建立城乡间的结合，消灭城乡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提出城乡融合的社会发展目标基础上，都曾就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途径和任务做出过多次论述，对指导今天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他们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确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消灭城乡对立的出发点和根本方针
近代的城市化运动、城乡分离对立的形成以及城市社会问题恶化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固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因此城市问题的彻底解决和城乡融合的最终实现也必须挖根寻源，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便作了透彻的分析：“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2.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实现城乡融合的经济基础和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曾多次重复和深化过这个重要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提出：“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可以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后来他们又写道：“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种分离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求”，“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列宁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3.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巩固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村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联盟，这是消除城乡隔阂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列宁为我们提供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宝贵经验列宁曾多次强调：“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中间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他还指出，要促进城乡的结合，“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结成联盟”。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将社会主义时期城乡结合的使命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具体化：“什么是结合呢？结合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结合问题是我国工业的生存问题，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生存问题。”
4.积极发挥城市在现时代的中心作用，促使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待城乡发展的，他们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城市不仅不会消失，“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而且“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做我们的理想”。在现时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社会经济和整体进步仍具有决定的作用，为了联合和顺利地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列宁等人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心城市功能强化和发挥的观点，有助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作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城乡“融合”理解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事实上在生产更社会化、私有制消失后，社会再生产仍然需要依托经济中心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通过合理的城镇布局、社区分工，使未来的生存聚落体系能兼有城市和乡村两种居民点分布形式的优点，并能克服原先各自的缺陷，最终形成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三、苏联城市化的成果
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的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1917年的18%上升到1985年的65%，仅用了68年的时间。1917～1985年，苏联人口增长了0.6倍多，从1.63亿人增加到2.738亿。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5倍，从0.291亿人增加到1.775亿人。从整个城市化进程来看，其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平稳上升的趋势，而主要是1926～1979年半个世纪过程实现了城市化。苏联城市化有许多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1.苏联城市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苏联城市人口以机械增长为主要特征，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苏联的城市化主要是吸引广大农村人口，满足高速工业化的需要，只有拉力，而无推力。苏联的农业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与20世纪20～50年代粗放式增长方式有关。据1926年和1959年的两次人口普查，从乡村直接向城市迁居的人口数量，以及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农村居民点转为城市，因而成为城市人口的人口总数为5610万人，是全国城市人口总数的80.8%。苏联城市化中没有出现失业严重现象，反而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较低，这些都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一直能够大量吸收从农业流出的人口充分就业。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20年内，苏联城市工业仍然与以往相同，能够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据全苏1959年和1979年两次人口调查，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人口的人达3700万，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数的58.2%。由于同期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来自农村的人口在城市都得到了较好的安置，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因此，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贫民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苏联大城市人口一直处于机械增长状态，但大城市的劳动力却严重不足，属于人口资源短缺的国家。
第二，大城市人口增长快于中小城市人口增长。自1926年实行国家工业化战略以来，苏联大城市的数量几乎增加了8倍，其人口则增加了9倍多。1979年与1959年相比，全国大城市数量增加了124个，其人口则增加了1倍。其中，50万和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一些。在全国人口中，1970～1979年大城市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为2100万人，第一次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增长量2070万人。
苏联特大城市，尤其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迅速。根据1979年的人口普查，它们集中了全国12.6%的人口、20.3%的城市人口和33.5%的大城市人口。
第三，苏联城市化的地区性差异。在苏联的欧洲地区，平均每一万平方公里就有10～17座城市，亚洲地区仅有0.6座。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北部地区平均每20～50万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市。1985年，苏联城市化整体水平为65%，这意味着苏联已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里，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过程。在苏联人口最多的俄罗斯联邦（1985年占全苏人口51.8%）城市化水平已达73%，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接近；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上述比重也达到71%。城市化水平低于全苏平均水平的是中亚的乌兹别克（42%）、吉尔吉斯（40%）、塔吉克（34%）。苏联城市化总体水平已经不低，应列入城市化发达国家的行列。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经济差异都影响到城市化，中亚地区有其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苏联学者伊利英认为：“这些共和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速度缓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地方农业人口流动量很小，同时这里出生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