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工作党支部的组织形式，一般由支部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组成，也有的加上乡长、民兵连长或锄奸主任。盐池县26个农村支部，其中17个支部的支干会是5人组成，有7个是3人组成，有两个是只有支书1人的。有的乡支书能力强兼任乡长，有的乡乡长能力强兼任支书。例如，三区一乡乡长周治能力强，兼任支书；二乡支书郑信能力强，兼任乡长。有的乡没有兼职的名义，但谁的能力强就受谁的领导。如一区二乡支书张志才常对乡长说：“上面有什么事情下来，你多出主意，我给你跑腿子。”一区五乡乡长就是支书的跑腿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少有互相争名夺利的现象。
支部会议，按规定每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议每月召开一至三次。会议内容是区上下来什么任务，就讨论什么。一般以生产建设为主。如四区四乡（支书乔德俊）几次支干会的内容是：如何动员群众开荒揭地（耕地），给抗属建立家务，党员如何在群众中（做）动员（工作），布置扩大党员等。凡是上面下来的工作，首先开支部会讨论，然后召开“一揽子”会（支部委员、乡政府委员、参议员、行政村主任）讨论执行办法。有时党内召集小组会讨论，配合政府工作。农忙时期一揽子会召集不起来，支书、乡长便跑到各行政村去传达，这样就解决了开会难和开会不能解决问题的困难。总之，战争年代的工作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任何的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
1940年，为了严密与巩固边境党的工作，将边境的支部由公开转入秘密，单设一副书记管理秘密党员。加强党内教育，在乡上普遍开展流动训练班。
自1936年盐池解放后，广大贫苦农民翻身了，随着生产运动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财富增加，党员的成份也有了变化。例如，盐池城区二乡有党员30名，1936年以前他们的成份是：雇农2人、贫农17人、贫民1人、中农10人；1944年的成份是：贫农9人、贫民1人、中农14人、富裕中农5人、富农1人。
1946年全县党员发展到550多人。
十六厉行廉洁政治
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廉洁的政治。边区的民众与政权组织是融合在一起的，不是两相隔绝的。它消除了旧时代官僚分子存在的基础，各级官长由选举产生，薪俸不超过熟练劳动者所得，隔断了“升官”与“发财”的联系，消除了政治腐败的祸根。
厉行廉洁政治，密切政府人民关系。边区所有公务人员都保持着一贯的艰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坚韧自持，生活等于一个平民。参加体力、智力劳动，自己成为人民的公仆，为人民忠心耿耿办事，切实朴素，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没有官僚气息。他们和老百姓食宿一起，劳作一起，草鞋布衣薄被，每人日食一斤四两小米，八分钱菜钱，每月一元至五元的津贴，每年参加农工业生产。上自首长下至勤务、马夫，种粮、种菜、打柴、养猪、纺毛线、打毛衣，改善自己生活，减轻人民负担。今年各县经费自给，除粮食由公家负责外，其余办公、伙食、津贴全由各县自给。少拿钱，多办事，不拿钱，亦办事。因此人民与政府的团结更加亲密。（1941.10.27.《陕甘宁边区民族工作三年总结》摘抄）
边区时期，盐池人民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爱，完全是出于一片真诚的。在1945年的普选过程中，各区乡群众对县政府及其它机关共提出88条意见。其中，对县政府的47件，对税务局及交换所的3件，对盐务局的1件，对县警卫队及各区游击队的11件，对其他机关的3件，还有对驻军警备七团的23件。除此之外，二区尚有群众给毛主席提了一个意见。这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和边区的无限热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陕甘宁边区的大小官员，都完全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正如陈毅所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对于敢于搞贪污腐败的人员，无论官大官小，一经发现，一律严惩不怠。
1937年，二区书记王富应将私自处罚赌博款80元不交公家，被撤职法办；1938年1月20日《新中华报》登载：“反对贪污行为，盐池县曹县长撤职”。该县长因没收赌博款159元未曾登记上交，边区政府予他以撤职处分。“闻曹经宣布撤职后，尚能诚恳接受，承认错误，政府将给他自新及学习的机会”。同年，盐池县开展了一场反贪污斗争，凡情节严重者，均给予法律制裁。如，五区二乡乡长员登科在群众中动员抗日经费等60多元，私自贪污，后经乡代表大会讨论免职；五区助理员高尚匀、四区秘书王克勤，亦因贪污腐化被撤职。还有个别干部未经上级批准，随便在下面处罚群众罚款，自收自用，均按照边区反贪污斗争条例及时作了纠正。并严格规定：今后凡各区乡所收到的各种款项，一律上缴县二科金库，不许自收自用。
1941年10月4日《解放日报》发布了边区政府通缉三名贪污分子的消息。其中说：“盐池县政府第二科副科长冯皋林，工作消极怠工，进行私人营业，并于今年旧历年关开场聚赌，当经盐池县长查获，记大过一次。因念冯具相当长的斗争历史，并且尚属年轻，拟派赴延安行政学院学习，希其改进。不意冯竟请假回家，携眷潜逃……边府现以该员等身为公务人员，在抗战期间，不能克己奉公，忠于职责，竟贪污舞弊，弃职潜逃，（不）争取改悔，又怙恶不悛，乃依法没收其本人财产，并通令各级政府严缉归案惩办。”
在边区时期，人民群众对于民主的认识和运用相当积极，敢于同办事不公、徇私舞弊的干部进行斗争。盐池县政府第一科1942年9月24日《一年来民政工作总结报告》中记载：二区一乡群众反映，乡长黄治邦和群众叶宽，两家的经济状况和劳动力均等，然而1939年和1940年以来，叶宽家的负担往往是黄治邦家的十倍。例如，黄家出公盐款40元，而叶家则给摊派了450元。因此叶宽抗拒不出，影响了该乡的动员工作。县政府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处理。除了将两家的公盐平均负担而外，并在乡议会上对黄乡长斗争撤职。该《报告》还记载，三区五乡自卫军指导员官恩，在群众会议上决定了他应该交纳的公盐、公粮数，但会后官叫其他群众给他“暗”出些。群众胡生勤替他出了1驮公盐，官四寡妇和朱彦在替他各出了8升和1斗2升公粮，然而收据上都写的是官恩的名字。县上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官恩进行教育，并决定让他给群众如数退出替交的公盐和公粮；五区三乡议员张国威，在会议上决定他出公粮5斗（细粮250斤），但他在会后改为3斗6升。经过批评处理，张不但出了原定的5斗，而且又加征了1斗4升；一区三乡乡长高维昆，因有群众反映其贩卖过大烟而被宣布撤职。当时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及纪律严格情况，由上述事例可见一斑。
边区时期，政府对于发扬人民民主的方式与方法非常重视。如征粮、扩兵、运盐、选举等各种工作的进行，不仅经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的、群众组织的、党的各种动员，而且要经过村、乡群众大会讨论通过。在群众大会上，使群众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向不正确的行为作斗争，而不是由政府或少数人包办代替。人民群众是工作者，又是负担者，他们最了解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
边区各级党政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以盐池县长闫志遵为例，他1938年4月9日到职，20日就召开区长联席会议，接着到各区调查研究，28日就写出了《盐池县政府工作报告》。在以后的几年县长职位上，每季度、半年、全年，都有详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些重要工作如征粮、扩兵等，都要向上级写专题报告。他的反摩擦报告曾经引起过毛泽东主席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并批复。
从1941年以来，各级政府都实行精兵简政。县政府将原来的5个科合并为4个，第五科粮食科并入二科财政科。县政府只有人员32人（包括杂务人员6人），精简至23人；区级干部，每个区只有5至6人，其中还包括伙夫（炊事员）1人；乡级干部只有乡长1人为脱产干部，其他4名委员都不脱产，工作要做还不拿津贴。县领导既是领导又是干事，有了任务常常要到乡下去跑，在当时地域辽阔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又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干部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
边区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干部大多能密切联系群众，并且特别讲究工作方法。以1941年盐池县城区一乡《选举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例：
“对群众的宣传方式，应对付群众的时间，以地形来确定开会的单位，如白天召开妇女会，晚上召开男子会，是最适当的办法。在开会时多讲老实话、群众话、能和群众本身利益联系起来的话，收效最大。不要文哉武也咬文嚼字，群众除听不下去还要打瞌睡”。
“对群众讲话要耐心。召开村民会，群众来了为某些问题乱七八糟发言争论，也不要限制，才能得到实际材料。假若不耐心不耐烦，甚至于把民主扔到一头，就发脾气，此后又讲民主，你再讲个天花乱坠，群众既听不下又不发言并怀疑着民主还是不民主，宣传工作收不到效果”。
“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不要只注意在会场，而要注意在行常（平时）。根据一些群众看来，虽有意见，但在会场上的批评是很少的。行常宣传时利用个别谈话的机会，即可吸收到纷纷批评。同时还可以发觉另外的一些问题。将这些批评和问题拿到村民大会上适当的去发扬，是提高民主发扬民意的好办法”。
“尽量发扬民主，就能揭露下面埋藏的一些坏现象，同时还可以发现积极分子”。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边区时期盐池县委和县政府的一贯作风。1945年冬季，在全县进行乡级选举的过程中，专门制订了一项“吸收群众意见”的步骤。结果，群众对各级政府共推出意见和建议近2000条。各级政府虚心接受，且绝大部分获得了解决。在县上的《选举工作检查报告》中总结说：“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对政府的正确批评和建议，都将是我们今后改进工作、改造作风的最好学习材料。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没有干部的诚恳坦白的态度和虚心接受批评的作风，群众是不会轻而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的。这些意见本身，不仅说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和群众的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且还说明了各区乡干部在此次选举工作中，作风上起了怎样的转变。”
在这次“吸收群众意见”的过程中，县长孙璞还亲自到五区三乡和三区五乡的全乡干部会上及二区一乡的群众大会上，对县上曾经处理过的一桩人命官司进行反省，诚恳地向干部和群众承认是“处理错了”。这种态度，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评。
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陕甘宁边区党委（1941年5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改组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抗战及争取抗战胜利，领导全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实行了三三制，开展了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进行了文化教育运动，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摩擦……采取各种人民拥护的政策和措施，建设和开发边区经济，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因而成为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模范、榜样，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向往的革命圣地和灯塔。毛泽东主席曾经高度评价陕甘宁边区，他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8页）。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是人们心中的一片净土和圣地。美国人卡罗尔？卡特在他所著的《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一书中说：共产党“最伟大的魅力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还说：“共产党……士气高昂，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士气低落……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
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影响、教育、团结、带动着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以至全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并且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