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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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红色根据地的创建(1)

陕甘宁边区盐池县

一盐池县地理历史概况

(一)地形气候

盐池县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为吴忠市所辖七县市区之一。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06。30’—107。41’,北纬37。04’—38。10’之间。北靠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东与陕西省定边县毗邻,南与甘肃省环县交界,西、西南与本区灵武市、红寺堡移民开发区、同心县接壤。县城东至陕西定边县城30公里;西北距自治区首府银川市174公里;西距灵武市城114公里、距吴忠市政府所在地利通区129公里;北距鄂托克前旗政府驻地敖勒召其镇68公里;南距环县县城186公里。版土南北长130公里,东西宽76公里,总面积9600平方公里,约折合960000公顷、14400000亩(据1960年统计)。

盐池县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北低,无大山大河。南部为黄土高原北部边缘之丘陵山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0%,海拔1600-1800米,最高峰蒋家山高1951米。该地沟壑纵横,梁、峁、塬、涧(两山之间所夹的平地)四种地貌类型相间,水土流失严重;中北部为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称滩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80%。这里地势开阔平漫,多为缓坡丘陵地带,间有部分山梁。土地沙漠化严重,已沙化土地占该区域面积的80%左右,已形成5条较大的流沙带。

盐池县深居西北内陆,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其特点是干旱、少雨、多风,冬寒长,夏热短,春暖迟,秋凉早,日照充足,蒸发强烈,无霜期短。年平均气温7.6℃。极端最低气温-29.6℃,极端最高气温38.1℃。南北部平均无霜期分别为124天和128天。年均降水量296.4毫米,南部稍多,350毫米左右;中北部偏少,250毫米上下。年均蒸发量2124.9毫米,约为降水量的7倍。平均日照2901小时。

(二)历史沿革

盐池县历史悠久,设县已两千余年。商朝时盐池一带居住着熏育族游牧部落,称为鬼方。西周时为西戎部族所居。春秋战国时期属于秦的势力范围。汉初置昫衍县,因其地居住昫衍戎族而得名。东汉时昫衍县被废减,其地属北地郡。五胡十六国时期,盐池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南北朝时期先属北魏西安州大兴郡,后属西魏西安州五原郡。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改戏安州为盐州。隋朝改盐州为盐川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改为盐州。宋夏时期盐州为西夏腹地。元朝,盐州并入环州。明正统八年(1443年),置花马池营;弘治十五年(1502年)置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1506年)改为宁夏后卫,治今盐池县城,为明朝西北边防重地。清代,盐池成为灵州的花马池分州。民国二年(1913年)正式更名为盐池县,隶属甘肃省朔方道(旋改宁夏道)。1929年宁夏省成立,盐池属宁夏省八县之一。1936年6月21日,红军西征解放盐池,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1949年全国解放后,归属宁夏省(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

(三)土地人口

盐池县地界蒙古与三边,汉代虞诩在他的《复议三郡疏》中曾记载这里的自然环境:“沃野千里,谷稼既殷,又有龟兹盐池之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清代以前,这里是水碧山青,万木峥嵘,遍布红柳、沙柳、芨芨和沙蒿。行人入内,不复见顶。放牧者寻找牲畜,皆以铃声或草木摇曳为标记。飞禽起落,野兽出没,时而可见。真乃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好地方。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后,实行“与民杂耕”,内地农牧民大量涌向长城外垦荒种地,放牧牛羊,草原植被逐年被破坏衰退。加上民国以来,城乡居民及来往驻军均以沙蒿柴与灌木做燃料,年复一年,草原沙化日益严重,滚滚沙丘逐渐南侵,使得长城内外变成了瀚海沙漠。

盐池县历来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人民多从外地移来,居住特点是“满天星”散居。据清末《花马池志》记载:清同治以前,花马池(不含惠安、盐池、隰宁、萌城4堡)原有户口16967户,10888丁口。自同治兵燹,人多逃亡,十室九空,至清末只有816户,5947人。1925年资料统计,全县有4516户,16837人(含惠安、盐池、隰宁、萌城4堡)。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政府对移民难民的优待,对逃兵问题的恰当处理,扩大和提高了边区的政治影响,大量移民从马管区来到边区,使盐池县的人口迅速增加。1941年二届参议会召开时统计,全县共有19179人(不含国民党统治区,下同)。据三边地委调查研究组1944年12月《三边分区经济概况》统计,盐池县有5个区、26个乡、105个行政村、479个自然村。1942年有人口3347户、19810人;1943年3759户、21600人;1944年3979户、22854人。1946年有5个区、26个乡、107个行政村、523个自然村,5083户、27265人。全县人口除了给盐业区划分出去的以外,至1946年初又增加了8089人,增加数达全县原有人口的42%强。1949年9月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盐池县有5083户、27265人,土地407500平方公里,耕地400899亩。到全国解放后的1959年统计,全县已有10388户,53939人(其中男29020人,女24919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5人。

(四)物产与民生

盐池地方土地辽阔,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近蒙古,自古以来,人民过着“半农半牧”甚至是“以牧为主”的生活。“盐池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三宝”是盐池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中的咸盐与甘草是天赐的自然资源。但以上资源的所有权都掌控在少数有钱人手中。在1936年以前,这里的境况是:军阀争夺,土匪横行,苛政如虎,烟毒遍地,民不聊生,荒凉满目。邻近的甘肃环县、华池县,被称之为“土匪区”,周边的内蒙古、陕北地方,也经常有土匪出没。出名的土匪有杨老二、杨猴小子、赵老五、范玉山、薛子茂、倪疤子、史老幺、高光仁、张廷芝等,小股土匪如耿子平、苗福禄、施彦芳等,今天你过来,明天他过去,奸淫烧杀,抢夺财物,人性丧失,无恶不作,老百姓一日数警,居无安宁。

当时,全县人口不足2万,平均200人中间才有一个识字人,大中学生更是难以寻觅。人民生活习惯落后,封建迷信盛行。男人蓄发女人缠足的现象极为普遍。小户农民人畜同居一室者很多。其原因,一是住房困难,二是怕牲畜被偷盗,三是冬天怕牲畜被冻坏。总之是因为贫穷。

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差别悬殊。城区二乡北王庄地主郭生财,民国16年(1927年)作了当地的绅董(相当于后来的区长),家有土地面积约400平方里(100平方公里)。北起田家掌村,南至红山子沟村;西起石山子村,东至武庄子村,长宽各20里左右的土地全归他家所有。政府向地方征收的款项,都由他摊派,如有出不起的,就要向他借高利贷。所以周围百姓欠他钱者很多,常年至少有十四、五家佃户租种他家的土地。每年收租子细粮达八九石(每石500斤左右)之多。民国17年(1928年)陕北大旱,刀镰未动,牲畜多死亡,百姓大批向西逃亡,许多人成了郭家佃户。民国18年(1929年),郭生财由绅董降为绅士,但势力仍然很大,直到1936年盐池解放为止。

曾家畔有个冯万仁,是盐池县数一数二的大豪绅。他家有骆驼300余峰,牛400多头,羊两千八九百只,骡马60多匹,驴数十头;经营着农业、牧业、商业、油坊等,种地六七百架(每架5亩),常年存粮在300石(每石700斤)以上。雇佣长工达70人之多。群众说冯万仁是“钱财遍山屲,花钱如流水,粮食堆满仓,随便进衙门”。

四区三乡俞家圈村地主俞本义,有土地7000多架(折合35000多亩,有佃户20余家,也称得上是盐池县的一大地主。

豪绅地主、富农在农村所占的比例不过10%,但他们却占有着80%以上的土地。依靠出租土地、放高利贷和雇长工剥削贫苦农民,过着富裕奢侈的生活。而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缺少耕畜农具,只好当佃户或者为地主揽工受苦。每年青黄不接时,就要向地主借贷。而地主的高利贷是“驴打滚”,利滚利,春天借粮一斗,秋天就要还二斗。春天借钱一块,秋天就要还二至三块。一旦借上,永远就还不清了。有些人因此被逼得家破人亡,卖儿鬻女,甚至到处讨饭。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吃的常常是家无隔夜之粮,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穿的是,无论冬夏一领破皮袄,白天穿,夜间盖,下雨的时候毛朝外(当雨衣)。很少有人能穿得起棉布;住的是,滩地里是地坑窑(地上挖坑,坑壁上凿窑洞)、茅草棚,山区里是“鸦儿洞”(没有窗户,光线暗淡的土窑洞);交通工具是,中等人家有毛驴,穷人只有两条腿。无论多远的路程都要步行。

(五)马家军集团统治宁夏

辛亥革命后,“西北三马”之一的马福祥投靠了袁世凯,于1912年9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宁夏镇总兵官,从此揭开了马氏父子统治宁夏38年的历史。1933年3月1日,蒋介石委任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从而开始了马在宁夏长达17年的残酷统治。

马鸿逵以十五路军总司令、省主席和省党部主任的三重身份,成为宁夏的“土皇帝”,把宁夏变成了独裁专制的马家小天下。最苦害老百姓的是国民兵训练和拔兵。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马鸿逵连年抓兵不断。宁夏省只有70万人口,马家就有10万以上军队。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都要按期集中训练,训练费全部由农民负担。1934年至1935年,仅一万多人的盐池县,被马家抓去的兵就达800多人。军队和乡、保长经常三更半夜闯入老百姓家抓兵,鞭打绳捆,鸡飞狗跳,害得贫苦百姓居无宁日。为了逃避抓兵,老百姓东躲西藏,四处逃亡,有的甚至自残自戕;有一首民谣说“穷人出兵舍儿男,富人买兵舍银钱”,即使是家道富裕的人家,也要被各种名堂的兵款榨干榨尽。其次是苛捐杂税,“地亩粮”、“保甲粮”、“人头税”、“草头税”等等,多如牛毛。时有“百物皆上税,唯有屁无捐”之说。以1935年为例,当时全省约70万人口,农业户14.6万余户,征收田赋总额2522207元,其中折实收小麦73240石(每升小麦按2角钱折算)。而市价小麦每升为1元,折合现金应为732万余元,连同田赋正税156.7万元,农民的实际负担达850多万元,平均每亩田赋达4元多。此外,农民还要承担马鸿逵十五路军军饷附加费200万元,“烟亩罚款”17.8万元,民团和乡镇经费34万元,保安壮丁费40万元,国民军训练费15万元等,实际每亩土地交纳的赋税高达6元,另外还不断有各种劳役和小额摊派。马鸿逵还将宁夏银行改组为以官僚资本家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自兼董事长。它垄断商业,大作投机生意,统制土特产购销,操纵民生实业,进行“特货”(大烟)走私,构成庞大的金融剥削网络。所以,商贾裹足,视宁夏为畏途,造成城镇商业凋零,实业破产,百业俱废。(据钟侃等著《宁夏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由于马家集团的抓抄抢掠,横征暴敛,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家业破产,贫困不堪,卖儿鬻女,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宁夏人口1935年为1002876人,到1949年解放前,马鸿逵统治区的人口只有742921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马鸿逵统治下的盐池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正蕴育着一场巨大的反抗与斗争。

二盐池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盐池解放前共产党的革命影响

盐池县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之县。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盐池人民的革命活动很是活跃。1911年11月,盐池人高登云响应辛亥革命,带领一帮盐池志士,在灵州(今灵武市)举行起义,建立了“灵州复汉军”,高登云被推举为大元帅。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宁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第一枪,在宁夏的革命史上写下了英雄的一页。

公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24年开始,与盐池县毗邻的陕北地区首先有了党的组织与活动。革命先驱魏野畴、李子洲在陕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引导许多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刘澜涛、马明方、贺晋年、马文瑞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后来都成为创立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