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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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发展教育文化事业(2)

三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方面,盐池县也开展得很有朝气。1938年,政府在县城办起了民教馆一所,主要搞宣传教育。城区办起夜校一处,由县城完小主办,报名学员46人,主要是店员;妇女半日校一处,教师陈凤兰,参加青年妇女30多人。教材是抗日常识。夜校、半日校以扫盲识字为主,每星期还上政治课、自然课、唱歌各一次,学习气氛很是活跃。

全县农村共办起识字组108个,参加学员600多名。二区教育科长亲自领导一个模范识字组,学员有的在两个月中认识三四百字;三区四乡群众自动组织起识字组,每晚集会识字。

农村社会教育的重点是办冬学。是年,边区教育厅要求盐池县消灭文盲500个。10月27日,县委、政府在区长联席会上布置了办冬学的任务。当即三区成立4处,其它各区各成立2处。共有学员68人。在识字组和冬学、夜校的相互配合下,至1939年基本完成了消灭500文盲的任务。当时对学员的要求是要达到“四会”,即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盐池县教育的最大困难是师资缺乏。1945年,全县教员和区教育助理员共31人,其中盐池籍的本地人只有7人;公派教员15人中,本地教员只有2人。从1942年起,边区政府每年从延安派来一批冬学教员,由分区和县上干部配合,深入到各区乡宣传动员办学。截至1944年在全县办起冬学、夜校、家庭识字组、读报组、半日校、轮学班等57个,参加学习的1765人,其中妇女255人。在办学过程中,延安来的教员们能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如,延安大学派来的教师王哲在二区二乡办冬学。他首先说服动员了几个学员,就一边教这几个一边继续动员和影响其他人。一些原来不愿意入学的人,看到入学既能念书认字又不耽误生产,于是纷纷报名,学员很快增加到45人;三区二乡从延安来的冬学教员梁尔钧,用“拆字”的方法教学,如将“主”字拆成“王、三、二、一”来教,学员在学会一个字的同时,就学会了5个字,效果很好。他用这种方法教一个哑巴学会了367个字。二乡的群众说:“我们的那个教员真耐心吃苦!雪下得那么厚,他总是跑着,留也留不住。”第二年,当听说梁老师不再来了,一个小女孩学员当场就哭了起来;当地人对于办学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五区一乡劳动英雄牛天业,从县上开会回去后,就挨门逐户地“劝学”。在他的努力下,先后办起了3处冬学;二区石家庙子的石礼老汉,30多年坚持自学,不仅读了许多戏本子和小说,还学得了不少应用文知识。他深深明白学习文化的重要,不让一个子女成为“睁眼瞎”。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识字班,5个儿子、2个女儿、3个侄儿、2个孙子和一个妻弟的儿子共13人,都由他一人承教念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庄稼杂字》等4本书。他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到处劝学。他们村子及周围的许多男女,都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学会了不少字。早在民国13年,他赶着毛驴到宁夏请先生,在天池子办了一所私塾,前后教出了30多个学生。二区的识字人,大多数都是他办的私塾里教出来的。在当地数十里之内,自请先生办私塾的,他是第一人;二区五乡妇女李兰英,自己从小跟哥哥学习认识了一些字,就搞起了家庭识字组,教丈夫和两个孩子识字。《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个好经验,县委也给予宣传推广。受李兰英启发,二区的750户农民,到1944年有80户办起了家庭识字教育。

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盐池县形成了一个人人学文化扫除文盲的热潮。以城区二乡深井村为例:1944年该村共182人,其中常年上学的学生6人,冬学14人,夜校30人,丈夫教老婆的25人,妻教夫的1人,儿子教母亲的5人,小姑子教嫂子的1人,兄嫂教弟妹的6人,父教子的9人,上半日校的3人,其它办法识字的20人,共120人参加识字,都订了学习计划,村民们自称是“村民公学”。冬学是村民朱彦政在自己家里创办的,自任教员。农历10月开学,春节前放假。年底前政府给深井村帮助教育经费15元。县三科干部冯茂来检查奖励一次。给学员朱新月、朱全各奖铅笔1支,给教员奖2支。

社会教育的教材内容,县城内的半日学校和夜校,以学习新文字(拼音文字)为主,乡下学校以学习汉字为主。使用的教材有边区教育厅编印的《识字课本》、《日用什(杂)字》和三边分委宣传部校阅、吴百宣编的《新三字经》。有的教员如朱彦政,还自编了一本教材《新华什(杂)字》。其他教员自编教材的也不少。有的教员给学员每人每天写一个字片,学会之后自己保存,作为复习资料或拿它再给别人教。还有的学校(班、组)为结合实际需要,增添了珠算课程、记账方法和写契约、写条据、写写信等内容,受到群众拥护和欢迎。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1942年边区教育厅指示,把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扩大为进行一般的社会教育。1943年冬更明确指示,社会教育要和各县其他工作任务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县上成立了一个民教馆,经常出黑板报宣传党的政策和时事新闻。1944年4块出14期,1945年5块出109期。

通过边区文化干部的宣传辅导,新的群众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开始在盐池活跃起来,成为当地“社火”的一种表演形式,很快在群众中传播开来。每逢举行群众大会和春节期间搞“双拥”活动时,都有不同内容的新秧歌队表演,群众大为欢迎,宣传效果极好。

同时,群众与生产结合的读报组普遍出现。各乡村的读报组纷纷组织起来。每个乡订一份《解放报》或《三边报》,各村指定识字的人,负责轮流传读,利用群众空闲的时间或晚上读给大家听。有的把读报、认字和生产结合起来,取得很好成绩。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大会在延安召开,有450余名代表参加。如此规模盛大的文教大会,在全国还是第一次。毛泽东、朱德、林伯渠、李维汉、吴玉章、徐特立、李鼎铭等出席会议并先后讲话。毛泽东在10月30日发表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为大会的胜利召开指明了方向。大会共奖励了71个先进单位和202个模范人物。盐池县由宣传部长何广宽带队,还有田大润(县政府一科长兼完小校长)、李望平(完小教导主任)参加。在大会上,二区获集体特等奖,李和春(二区教育科长)获个人特等奖,驻盐警备三旅七团七连张治国班荣获部队特等奖,二区教育模范石礼获个人甲等奖,民办小学教师阎成美、王百宜获个人二等奖。

四李季写作《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是河南省唐河县人,192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他初中尚未毕业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1943年春,奉命从太行山区来到革命胜地延安,旋被分配到三边分区靖边县小学任教导主任。

李季自幼爱好文学,尤其喜爱民歌。当他一踏上三边的土地,就被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深深地迷住了。在陕北民歌中,最能表现当地劳动人民粗扩性格和真挚感情的,当推“信天游”。顾名思义,“信天游”就是敞开胸怀,无拘无束,一任其感情漫天飘游。在七沟八梁的黄土高坡上,在空旷荒寂的毛乌素沙漠上,一声哀怨缠绵的信天游,就能使周围的环境顿时充满生气,让疲劳的行人即刻忘却困乏。“千里里的黄河连山川,好地方还数咱老三边”,“亲不过爹娘一片心,三边是咱们的命根根”。李季反复品味信天游的意境,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扇洞开的门户,那里面既广大又幽深。于是,他下定决心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真正了解这块产生着美好民歌的土地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陕北人最爱唱,谁一开口,他就留了意。他用边区造的马兰粗纸订成厚厚的本子,随身携带,听人一唱,就掏出本本记下来。有时候,听见赶牲灵的脚户对唱,他悄悄地跟随在脚户的后边走,竟然忘记了时间和里程。日积月累,他把醉人的民歌词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十几本,有好几千段,1944年秋,李季从三边干校“抢救失足者”运动学习班出来,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盐池县,担任政府秘书。其时,他尚无出名的作品发表,但优美的信天游,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热情。经过很长时间的琢磨,一篇以三边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的曲折道路为素材的叙诗长诗,终于在腹内酝酿成熟。

1945午隆冬,塞上的夜晚朔风怒吼,寒气袭人。李季在盐池县政府一间小小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就着豆大的麻油灯,开始挥笔疾书。手冻硬了,脚冻麻了,到微有温热的炭火盆跟前去烤一烤,接着再写。苦熬了整整二十个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的长达740多行的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狼湾》脱稿了。之后,李季利用饭后茶余或下乡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念给盐池县委、政府以及区乡的干部和农民们听,虚心接纳众人的意见,又作了多次修改,然后才寄给报社。

1946年夏,《红旗插到死狼湾》首先在《三边报》上连续发表。同年秋延安《解放日报》将该诗题目正式改定为《王贵与李香香》,于9月22日至24日连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高度评价《王贵与李香香》,说它是“新诗歌的方向”。接着,《王贵与李香香》又由延安广播电台广播,并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出,不少解放区出了单行本,盛况空前。从此,李季一举成名为四十年代中期解放区诗坛上的新秀。《王贵与李香香》也从盐池走向了全国,轰动了新诗文坛。

五王有的民歌

王有是盐池县四墩子人。盐池县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艺术的地方。王有从小就喜欢民歌、皮影戏、秧歌、秦腔等。他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强,看得各种“红火”多了,记住了许多曲调和唱词,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其逐渐成为一位生活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民诗人和民歌手。他在边区时期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生活、抒发人民感情的作品。如《红军打屈县长》、《父子揽工》、《劳动英雄王科》、《四季生产歌》、《自由结婚多喜欢》、《父想子能》、《鬼讬梦》、《寡妇断根》等。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疾苦,说出了贫苦农民的心里话。再配上群众熟悉的《信天游》、《打宁夏》、《探情郎》等旧有的民歌曲调,很快就能在群众中流传很广。在当时很少有其它文娱活动的环境下,几乎是家喻户晓。有的歌词刚编好唱出来时,曾使当事人感动得痛哭流涕。当时在盐池工作的诗人李季、朱红兵,都是王有的好朋友。

王有的前半生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受尽了兵匪、地主的压迫和折磨。在严寒的冬天里,一件破烂的老羊皮袄,日当棉衣夜当被。为生活所迫,年幼的儿子也只好跟着自己外出揽工。对苦难生活的不平,对儿子的深切疼爱,使他常常夜不能寐,就编出了《父子揽工》的唱词:“自幼生来家贫穷,旧社会里苦受尽。三十六岁妻丧命,丢下父子两个人。父子两人一个命,一年四季揽长工……冬夏衣裳换不齐,六月身穿山羊皮。暑伏太阳实在晒,头上没有草帽戴。数九冰雪滩里站,身上没有好衣穿。脚手冻得一起疼,想吃干粮冻成冰……”

《父子揽工》虽然是根据王有个人生活的感受创作的,但反映的悲惨生活景象,却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在劳动人民的感情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