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方面，盐池县也开展得很有朝气。1938年，政府在县城办起了民教馆一所，主要搞宣传教育。城区办起夜校一处，由县城完小主办，报名学员46人，主要是店员；妇女半日校一处，教师陈凤兰，参加青年妇女30多人。教材是抗日常识。夜校、半日校以扫盲识字为主，每星期还上政治课、自然课、唱歌各一次，学习气氛很是活跃。
全县农村共办起识字组108个，参加学员600多名。二区教育科长亲自领导一个模范识字组，学员有的在两个月中认识三四百字；三区四乡群众自动组织起识字组，每晚集会识字。
农村社会教育的重点是办冬学。是年，边区教育厅要求盐池县消灭文盲500个。10月27日，县委、政府在区长联席会上布置了办冬学的任务。当即三区成立4处，其它各区各成立2处。共有学员68人。在识字组和冬学、夜校的相互配合下，至1939年基本完成了消灭500文盲的任务。当时对学员的要求是要达到“四会”，即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盐池县教育的最大困难是师资缺乏。1945年，全县教员和区教育助理员共31人，其中盐池籍的本地人只有7人；公派教员15人中，本地教员只有2人。从1942年起，边区政府每年从延安派来一批冬学教员，由分区和县上干部配合，深入到各区乡宣传动员办学。截至1944年在全县办起冬学、夜校、家庭识字组、读报组、半日校、轮学班等57个，参加学习的1765人，其中妇女255人。在办学过程中，延安来的教员们能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如，延安大学派来的教师王哲在二区二乡办冬学。他首先说服动员了几个学员，就一边教这几个一边继续动员和影响其他人。一些原来不愿意入学的人，看到入学既能念书认字又不耽误生产，于是纷纷报名，学员很快增加到45人；三区二乡从延安来的冬学教员梁尔钧，用“拆字”的方法教学，如将“主”字拆成“王、三、二、一”来教，学员在学会一个字的同时，就学会了5个字，效果很好。他用这种方法教一个哑巴学会了367个字。二乡的群众说：“我们的那个教员真耐心吃苦！雪下得那么厚，他总是跑着，留也留不住。”第二年，当听说梁老师不再来了，一个小女孩学员当场就哭了起来；当地人对于办学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五区一乡劳动英雄牛天业，从县上开会回去后，就挨门逐户地“劝学”。在他的努力下，先后办起了3处冬学；二区石家庙子的石礼老汉，30多年坚持自学，不仅读了许多戏本子和小说，还学得了不少应用文知识。他深深明白学习文化的重要，不让一个子女成为“睁眼瞎”。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识字班，5个儿子、2个女儿、3个侄儿、2个孙子和一个妻弟的儿子共13人，都由他一人承教念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庄稼杂字》等4本书。他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到处劝学。他们村子及周围的许多男女，都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学会了不少字。早在民国13年，他赶着毛驴到宁夏请先生，在天池子办了一所私塾，前后教出了30多个学生。二区的识字人，大多数都是他办的私塾里教出来的。在当地数十里之内，自请先生办私塾的，他是第一人；二区五乡妇女李兰英，自己从小跟哥哥学习认识了一些字，就搞起了家庭识字组，教丈夫和两个孩子识字。《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个好经验，县委也给予宣传推广。受李兰英启发，二区的750户农民，到1944年有80户办起了家庭识字教育。
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盐池县形成了一个人人学文化扫除文盲的热潮。以城区二乡深井村为例：1944年该村共182人，其中常年上学的学生6人，冬学14人，夜校30人，丈夫教老婆的25人，妻教夫的1人，儿子教母亲的5人，小姑子教嫂子的1人，兄嫂教弟妹的6人，父教子的9人，上半日校的3人，其它办法识字的20人，共120人参加识字，都订了学习计划，村民们自称是“村民公学”。冬学是村民朱彦政在自己家里创办的，自任教员。农历10月开学，春节前放假。年底前政府给深井村帮助教育经费15元。县三科干部冯茂来检查奖励一次。给学员朱新月、朱全各奖铅笔1支，给教员奖2支。
社会教育的教材内容，县城内的半日学校和夜校，以学习新文字（拼音文字）为主，乡下学校以学习汉字为主。使用的教材有边区教育厅编印的《识字课本》、《日用什（杂）字》和三边分委宣传部校阅、吴百宣编的《新三字经》。有的教员如朱彦政，还自编了一本教材《新华什（杂）字》。其他教员自编教材的也不少。有的教员给学员每人每天写一个字片，学会之后自己保存，作为复习资料或拿它再给别人教。还有的学校（班、组）为结合实际需要，增添了珠算课程、记账方法和写契约、写条据、写写信等内容，受到群众拥护和欢迎。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1942年边区教育厅指示，把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扩大为进行一般的社会教育。1943年冬更明确指示，社会教育要和各县其他工作任务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县上成立了一个民教馆，经常出黑板报宣传党的政策和时事新闻。1944年4块出14期，1945年5块出109期。
通过边区文化干部的宣传辅导，新的群众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开始在盐池活跃起来，成为当地“社火”的一种表演形式，很快在群众中传播开来。每逢举行群众大会和春节期间搞“双拥”活动时，都有不同内容的新秧歌队表演，群众大为欢迎，宣传效果极好。
同时，群众与生产结合的读报组普遍出现。各乡村的读报组纷纷组织起来。每个乡订一份《解放报》或《三边报》，各村指定识字的人，负责轮流传读，利用群众空闲的时间或晚上读给大家听。有的把读报、认字和生产结合起来，取得很好成绩。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大会在延安召开，有450余名代表参加。如此规模盛大的文教大会，在全国还是第一次。毛泽东、朱德、林伯渠、李维汉、吴玉章、徐特立、李鼎铭等出席会议并先后讲话。毛泽东在10月30日发表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为大会的胜利召开指明了方向。大会共奖励了71个先进单位和202个模范人物。盐池县由宣传部长何广宽带队，还有田大润（县政府一科长兼完小校长）、李望平（完小教导主任）参加。在大会上，二区获集体特等奖，李和春（二区教育科长）获个人特等奖，驻盐警备三旅七团七连张治国班荣获部队特等奖，二区教育模范石礼获个人甲等奖，民办小学教师阎成美、王百宜获个人二等奖。
四李季写作《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是河南省唐河县人，192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他初中尚未毕业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1943年春，奉命从太行山区来到革命胜地延安，旋被分配到三边分区靖边县小学任教导主任。
李季自幼爱好文学，尤其喜爱民歌。当他一踏上三边的土地，就被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深深地迷住了。在陕北民歌中，最能表现当地劳动人民粗扩性格和真挚感情的，当推“信天游”。顾名思义，“信天游”就是敞开胸怀，无拘无束，一任其感情漫天飘游。在七沟八梁的黄土高坡上，在空旷荒寂的毛乌素沙漠上，一声哀怨缠绵的信天游，就能使周围的环境顿时充满生气，让疲劳的行人即刻忘却困乏。“千里里的黄河连山川，好地方还数咱老三边”，“亲不过爹娘一片心，三边是咱们的命根根”。李季反复品味信天游的意境，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扇洞开的门户，那里面既广大又幽深。于是，他下定决心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真正了解这块产生着美好民歌的土地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陕北人最爱唱，谁一开口，他就留了意。他用边区造的马兰粗纸订成厚厚的本子，随身携带，听人一唱，就掏出本本记下来。有时候，听见赶牲灵的脚户对唱，他悄悄地跟随在脚户的后边走，竟然忘记了时间和里程。日积月累，他把醉人的民歌词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十几本，有好几千段，1944年秋，李季从三边干校“抢救失足者”运动学习班出来，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盐池县，担任政府秘书。其时，他尚无出名的作品发表，但优美的信天游，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热情。经过很长时间的琢磨，一篇以三边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的曲折道路为素材的叙诗长诗，终于在腹内酝酿成熟。
1945午隆冬，塞上的夜晚朔风怒吼，寒气袭人。李季在盐池县政府一间小小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就着豆大的麻油灯，开始挥笔疾书。手冻硬了，脚冻麻了，到微有温热的炭火盆跟前去烤一烤，接着再写。苦熬了整整二十个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的长达740多行的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狼湾》脱稿了。之后，李季利用饭后茶余或下乡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念给盐池县委、政府以及区乡的干部和农民们听，虚心接纳众人的意见，又作了多次修改，然后才寄给报社。
1946年夏，《红旗插到死狼湾》首先在《三边报》上连续发表。同年秋延安《解放日报》将该诗题目正式改定为《王贵与李香香》，于9月22日至24日连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高度评价《王贵与李香香》，说它是“新诗歌的方向”。接着，《王贵与李香香》又由延安广播电台广播，并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出，不少解放区出了单行本，盛况空前。从此，李季一举成名为四十年代中期解放区诗坛上的新秀。《王贵与李香香》也从盐池走向了全国，轰动了新诗文坛。
五王有的民歌
王有是盐池县四墩子人。盐池县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艺术的地方。王有从小就喜欢民歌、皮影戏、秧歌、秦腔等。他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强，看得各种“红火”多了，记住了许多曲调和唱词，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其逐渐成为一位生活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民诗人和民歌手。他在边区时期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生活、抒发人民感情的作品。如《红军打屈县长》、《父子揽工》、《劳动英雄王科》、《四季生产歌》、《自由结婚多喜欢》、《父想子能》、《鬼讬梦》、《寡妇断根》等。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疾苦，说出了贫苦农民的心里话。再配上群众熟悉的《信天游》、《打宁夏》、《探情郎》等旧有的民歌曲调，很快就能在群众中流传很广。在当时很少有其它文娱活动的环境下，几乎是家喻户晓。有的歌词刚编好唱出来时，曾使当事人感动得痛哭流涕。当时在盐池工作的诗人李季、朱红兵，都是王有的好朋友。
王有的前半生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受尽了兵匪、地主的压迫和折磨。在严寒的冬天里，一件破烂的老羊皮袄，日当棉衣夜当被。为生活所迫，年幼的儿子也只好跟着自己外出揽工。对苦难生活的不平，对儿子的深切疼爱，使他常常夜不能寐，就编出了《父子揽工》的唱词：“自幼生来家贫穷，旧社会里苦受尽。三十六岁妻丧命，丢下父子两个人。父子两人一个命，一年四季揽长工……冬夏衣裳换不齐，六月身穿山羊皮。暑伏太阳实在晒，头上没有草帽戴。数九冰雪滩里站，身上没有好衣穿。脚手冻得一起疼，想吃干粮冻成冰……”
《父子揽工》虽然是根据王有个人生活的感受创作的，但反映的悲惨生活景象，却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在劳动人民的感情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