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形势急剧恶化。5月，边区保安处发布《关于加紧建立边境保安科情报网的指示》，强调指出：“边区目前环境处于比前更加严重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形势下，特别是边境县保安科情报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加紧边境县保安科情报网迅速地建立起来，是保安科目前工作一个刻不容缓的严重任务。”据此，盐池县保安科及时总结了以往建立情报网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盐池县周围环境情况，作了周密布署，派保安科外情干部卫波前往盐池县边境的兴武营情报据点，以半公开的身份和经商营业的形式为掩护，发展和巩固宝塔及盐池二、三区一带的情报网组织，开展宝塔、炭井（磁窑堡）方向的情报工作。彭凤桐受命前往大水坑情报据点，以半公开身份和经商营业形式作掩护，发展巩固盐池四、五区一带的情报网组织，开展惠安堡、石沟驿方向的情报工作。盐池保安科干部程希萍还在大水坑小学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做大水坑地区靠近红井子一带的情报工作。保安科秘密发展了一批情报力量。在大水坑一带，先后发展为骨干情报人员的计有圈湾子村的冯世杰（中共党员）、冯世成、冯玉钊，碱沟子村的单维卿（中共党员），狼儿沟村的张生俊，朱禾场村的冯三华（中共党员），贺坊村刘生祯（中共党员），关记沟的蔡生芳，，芨芨峁村的李文荣；国统区有金积县的康占英（康老二，国民党马鸿宾部团长康占元之堂兄）、潘吉虎，盐池县白区摆宴井村的石生华，下马关的周双喜，惠安堡的和相等共十几名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乔装打扮，奔走于街市乡镇，出没于虎穴狼窝，利用各种关系侦察敌情，为党和人民工作。
1942年盐池县保安科按照“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对原有的情报网员进行了一次审查整顿，清除了28名不起作用的情报网员，在此基础上很快建立起由59人组成的新的情报网，广泛分布于二、三、四、五区的交通要道、复杂地带及偏僻地区。形成了以兴武营为据点，由宝塔经石家坑、天池子、牛毛井、二十里铺、苟池、叶家豁子到盐池县城的情报线，和以大水坑为据点，经莲花池、双圪瘩、杨成沟到盐池的“两点两线”。点线情报网的形成，将敌方的活动纳入视线，为广泛收集情报奠定了基础。在整顿情报组织建立点线力量的同时，盐池县保安科按照边区保安处1942年下达的关于县保安科不再建立侦察网，只须单独建立情报网一种组织的通知要求，将所属情报网员和各区领导的60名侦察网员重新整编。整编后的情报网员统归保安科管理，在各区开展工作。如遇有案件或侦察目标，保安科可直接调遣情报网员使用。
情报网员分为基本网员和利用网员。基本网员的选用，首先对其进行全面地了解，掌握其社会关系、活动应变能力、社会经验等，然后分析其能否适合情报工作。确定使用后，即派人用交朋友或其他方式靠近，时机成熟时向其讲明情况，从政治上教育启发，使其愿意做情报工作。利用网员是在了解本人情况后，先加强往来，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使其在交往时无戒备心理，交谈各种社会情况，从中筛出有利用价值的情报。对一些提供情报的人，根据情报价值的大小给以适当的报酬。如有的人把敌方文件偷偷拿出，则给其300银元，以资鼓励。有时也利用网员制造假情报，迷惑敌方。如三边军区剿匪司令高岗骑兵团在盐池剿匪时，盐池保安科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四处放风，假传骑兵团的住址，使敌方信以为真而轻举妄动，结果中了骑兵团的埋伏。高岗当时就表扬盐池县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4年2月，盐池县保安科加强惠安堡、灵武、磁窑堡、石沟驿、宝塔等据点的情报工作，制定了在银川、惠安堡、吴忠堡、石沟驿、沙葱沟、宝塔、金积、横城、北大地、阿拉庙等地建立情报力量，明确计划和工作方法，组织各地情报力量分头行动。派遣李耀秀以经商为掩护去银川开展活动，刘玉山去五原、临河一带活动，康邦卿以贩卖甘草之名去西安活动，王有明、武常新二人以协助杨万做生意为名去往包头活动，刘养民去山西活动，屈风成赴绥远深入敌章文轩部，刘景春前往金积打入敌一六八师，田荣到三段地一带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盐池县发动二、三、四、五区的区、乡干部、农村党员中觉悟较高的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发展情报力量。如盐池二区一乡乡长孙占元得知灵武磁窑堡炭井小商人石荣贵与炭井公司主任杨建轩是同乡，杨对石也较尊重，便将这一情况告知情报人员卫波。卫波指示孙占元做石的工作，并通过石向杨引见卫波。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建立起了关系。
盐池西线情报工作的开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盐池西线的情报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生入死，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小功劳，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下面概要地介绍一些情报工作的具体事件。
1939年，在三段地据点做情报工作的张自珍，因身份暴露，被马鸿逵部逮捕杀害。
1941年3月，盐池县保安科派遣梁子俊（化名梁山发）以破产商人身份为掩护，利用在银川的老关系打入宁夏国民党省政府要害部门秘书处工作，机智勇敢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后因被敌人发现真实身份而遭杀害。
李有祯在学生时代就是宁夏少战团的骨干分子，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后成为边区保安处派驻三边外情组的情报人员。1943年，李有祯受组织派遣改名李福明，利用其父在银川警察局工作的关系，打入宁夏省警察局治安科潜伏下来，在外情干部何述田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地开展秘密情报工作，为边区情报组织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受到组织上的赞扬。1947年马鸿部进犯三边攻占定边后，定边县公安局局长张永安被捕叛变告秘，李有祯在银川被捕，同年9月英勇就义。
1940年10月至1942年夏，边区保安处三边情报组胡建萍、何述田在定边开办了一个名为“义盛西”的小货栈，作为秘密联络点。通过这个商号，先后派出胡建萍、何述田、冯益等二三十人去宁夏做情报工作。何述田曾两次到银川向情报人员李有祯布置任务，具体指导工作，还发展了一批情报人员。
1942年8月26日晚，盐池三区兴武营“天西成”商号遭石炭井刘清民团4名队员和暗探的抢劫。案发后盐池县保安科使用网员高仰华、李清秀分头到炭井进行侦察。他们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巧妙地从刘清民团分队长刘明（此人因被刘清撤职而与刘清结怨）口中得知，此抢劫案为刘清民团班长刘逢、李科和暗探匡万有、吴万邦4人所为，而匡万有、吴万邦2人就潜伏在红区。根据情报，盐池县保安科在三区张家沟将匡、吴二人捕获，及时打击了敌人的破坏。
盐池县保安科长张广珍，在宁夏上中学时曾有登记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驻惠安堡的国民党盐池县书记长张丕民、李志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于1943年给张广珍写信对其进行策反，要张广珍加入CC特务系统，继续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给他们做事，为他们提供情报。他们让在惠安堡揽工的张广珍的叔父将信送到张广珍的手中，并委托张的叔父做张广珍的思想工作。张广珍将此事向组织汇报后，盐池县保安科决定将计就计，安排张广珍抓紧时机打入特务组织中去。当年8月9日，张广珍给张丕民、李志东各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建立关系，并有意向对方透露了一些内部已公开的消息。9月19日，对方复函肯定了张广珍的“态度”和“决心”，并向张布置任务。张广珍向上级汇报后，又于10月间给对方去信一封，并按对方要求附了一些无须保密的小册子、宣传品，但敌方获得后却视为至宝。为了进一步取得敌方信任，1944年1月，保安科将邮检中截获的一封国民党宁夏教育厅转给惠安堡姚县长的信，交由张广珍交给张丕民、李志东。此信系惠安堡教育科长海明控告李志东不理校事，鲸吞钱财，吸大烟等问题的状子。这样的东西对于边区情报工作可说一钱不值，但对于离间敌方人员之间的关系却很重要，张广珍因此更加取得了张丕民、李志东的信任。3月19日，张、李二人通过书信向张广珍布置任务，要张广珍调查盐池红色根据地的有关情况，并“指示”张广珍通信要用代号。4月，盐池保安科以张广珍名义写信，不时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透露给敌方。张广珍本人从此以代号“星光”成功地打入敌CC特务系统中。
盐池县保安科长邓国忠亲自深入大水坑（五区）圈湾子村开展工作，与老盐池人李金（特嫌）拉上关系。李金表示愿意为革命工作并提供了惠安堡的一些情况。保安科还密捕了惠安堡方面派出的便衣特务何金，通过政治攻势和宣传教育，将其发展为利用对象，何先后三次报告了惠安堡方面敌人的情报。
磁窑堡是马鸿逵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直接深入边区活动的一个据点，驻有刘清的宁夏灵武边区游击大队。刘清是马鸿逵部卢忠良暂九师领导下的特工人员，其主要任务是刺探边区情报。对边区威胁很大。1944年春，盐池县保安科派孙瑞（刘清的姨侄）以做生意为名，接近刘清，成功地打入民团内部，成为刘清的宁夏灵武边区游击大队的一名“侦察员”，并被呈报暂九师备案。孙瑞利用“侦察员”的身份，经常来往于磁窑堡和盐池之间，借为敌方搜集情报之名，实为边区方面传递情报，并一边做策反刘清的工作。1944年4月28日，孙瑞在刘清处见到暂九师师长卢忠良给刘清的一封信。孙瑞见信中有敌军防御办法等机密，遂心生一计，对刘清说此信易暴露自己身份，提出把信烧掉。刘当即应允孙瑞把信烧掉，孙在烧信时偷将信瓤抽出藏在身上，只将信皮烧掉，然后以到盐池“做生意”的机会把信交给保安科。经过孙瑞的多次争取，刘清后来也愿意保持中立态度，并于6月间以亲戚关系托孙瑞送给边区盐池县县长孙璞一些驳克枪子弹和一双鞋。盐池县保安科也以孙璞的名义回赠刘清马毡一块，镫套两对。7月间，刘清又给边区盐池县送了一批步枪子弹。通过情报工作，不仅使磁窑堡这一威胁边区的敌方情报据点基本形成中立，而且边区的情报据点也在这里建立了起来。
1944年，盐池保安科情报力量谭林以亲戚关系，先后与灵武十五乡富户、曾任过国民党保长的方彬及十五乡乡公所贺文俊建立了关系。经谭林多次做工作，方、贺被争取过来，提供了一些宁夏军队及省政府的情报。
原国民党下级军官夏麟阁早年曾在孙殿英部当过连长，在军队方面有不少关系，对宁夏的情况较熟，退伍后经商。1944年5月，夏麟阁趁边境封锁撤销之机到盐池经商。盐池保安科宴请了夏，与之建立了朋友关系。此后，夏经常来往于盐池和灵武之间，向边区报告灵武方面的情况，还帮助边区警备七团卫生队和三边专署卫生科购买了不少所需药品。
1944年，边区保安处外情干部何述田通过情报员梁光华（梁大均的哥哥，人称“梁老二”），将国民党八十一军（马鸿宾部）军械库人员李振邦（进步青年，是早年曾参加过宁夏“小南门兵变”的骨干分子之一）发展成为情报人员，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骨干人员。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宁夏时，李振邦在八十一军中积极开展瓦解工作，对促使该部和平起义发挥了一定作用。李振邦还绘制了宁夏省城银川的马鸿逵部军事防御布置图，并印制了三百余份提供给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所以，人民解放军在进军银川之前，各部都已掌握了马鸿逵部在银川的军事防御情况，为后来解放军顺利接管银川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一次夜间，盐池县保安科和游击队配合深入敌占区摆宴井，将保长石生华抓获。经过思想教育争取工作，石当夜即同意为解放区做情报工作，接受任务后被放回。从此，石生华名义上仍为国民党的保长，实际上在为边区方面做情报工作。起初，石只是将敌人抓兵、要粮、催款等任务事先向边区报告，经批准后再去执行，既向敌人交了差，又保护了群众利益。后来经教育提高了觉悟，及时向盐池保安科提供情报，尤其是将敌清乡团活动的情况随时报告，为边区武装力量打击敌人创造了条件。
家住盐池县大水坑南部山区康家山的康老大（名字不详）系国民党马鸿宾部103团团长康占元之兄，与家住金积的康占英（康老二，康占元之兄堂兄）二人，均系边区情报工作者。康占英利用看望其堂弟等为由，经常到康占元处借机侦察掌握国民党马家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由康老大往来联系，形成一条情报线，从而使边区掌握了马鸿宾八十一军活动的不少情况。如1946年、1947年，马鸿宾部进犯盐池的行动，大都事先已在边区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