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为了保卫西北，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于是决定由陕北向西发展，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打通苏联、蒙古的联系，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红军西征，先后解放了宁夏的盐池、预旺两县和时属甘肃省的海原、固原两县各一部分，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面上，曾经建立过盐池、豫旺、豫海、固北4个县一级苏维政权。但是，1936年11月以后，随着红军主力部队的东移，豫旺、豫海、固北等县又相继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旧政权重新复辟。宁夏唯一保留与巩固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就是盐池县。因此，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才有了“陕甘宁边区”这样一个伟大的名称。可以说盐池县是宁夏的骄傲。从1927年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到1949年全国解放共有22年多的时间，而党中央、中央军委在陕甘宁根据地留驻的时间就长达14个年头（从1935年10月19日长征到达陕北吴旗镇，至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毛主席离开陕北，共14个年头。许多文章写的是13个年头，似不准确）。陕甘宁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在十年内战时期建立的众多根据地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抗日的总后方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总指挥部。毛泽东主席曾在题为《“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里说道：“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实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陕甘宁边区共辖有23个县，盐池位于边区的西北边缘。西、南两面与宁夏的马管区交界，北与国民党控制的绥远省毗邻，战略地位尤其重要，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本文意图通过阐述盐池县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来说明当年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是怎样创造、培养和孕育出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延安精神的。盐池县的地位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是她的“门户”和“前哨”作用。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虽然将大部分兵力调往正面战场，但仍将嫡系胡宗南3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留在西北，与马步芳部队从南面虎视眈眈地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边区的西面，就是马鸿逵、马鸿宾10万大军的包围圈。马鸿逵将重兵全部陈列在边区的分界线上，形成长达200多里的封锁线；边区的北面有邓宝珊、高双成的部队，还有伊蒙章文轩的蒙兵；东面隔黄河就是山西前线。顽固派如果从边区的西北部进犯，盐池县必然首当其冲，因此，盐池县的“门户”和“前哨”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10月近一年的时间内，国民党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就达221次。其中，在边区西北边境制造的摩擦，主要发生在盐池县，也有数十次之多。回族英雄马文良，就是1941年元月率中央派遣的三边回民工作巡视团在盐池县回六庄开展工作的时候，被马鸿逵部队和国民党盐池县警察抓捕的。马文良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与崔景岳、孟长有一起被马鸿逵活埋了。
在抗战时期的反摩擦斗争中，盐池军民遵照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粉碎了顽固派进攻边区、破坏抗战的阴谋，终于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确保了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真正起到了边区的西北大门和前哨阵地的作用。
第二点，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
这个“中心”不是盐池人自封的，在宁夏社科院2005年编辑出版的《全民抗战与宁夏》一书中，有一篇在1941年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文件，标题是《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近况》。文中就肯定：“定、盐是边区的经济中心”，“定、盐失则边区失去了西北门户”。这里说的“定”是指与盐池为同一专区的定边县，但这个“定盐中心”的中心还是在盐池。盐池自古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抗战时期，盐池三宝在很大程度上救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驾”。当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把边区军民逼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和菜吃，没有纸用，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重局面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在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伟大号召的同时，首先想到了“到盐池驮盐去”。电视剧《八路军》里有这样一个镜头：朱老总向毛主席请求，他要亲自去当运盐大队的队长。毛主席说，那我就当你这个运盐大队的政委吧！党中央和边区党委除了大力发展当地干部群众打盐外，还派王震三五九旅部队四支队到盐池打盐，至今，他们打盐时住过的100多孔窑洞，还遗留在古长城的土壁上。三边专员罗成德亲自带领干部下湖打盐，毛主席曾亲笔题词表扬他“不怕困难”。据统计，1939年三边产盐19万驮（每驮平均200斤左右），1940年23万驮，1941年29.9万驮，1942年无考，1943年38．8万驮，边区军民将这些盐运往西峰、关中、西安等地，换回急需的粮食、棉花、布匹等等，为缓解经济困难，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