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辉
回族经济史的研究十分重要，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却不能令人满意，或者说与回族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可以说是大大滞后的。
回族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并走向成熟。其中关于政治史的研究尚还红火，文化史（包括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也正蒸蒸日上，然而经济史研究则似乎显得薄弱，甚至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在关注文化史探讨的同时，即对回族经济史的研究，稍有所虑；读了几本专著和一些论文后，有所感触，略谈一二，或有不妥。
一、回族经济史研究的回顾
回族经济的发展，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有关回族经济发展的记载与研讨，是伴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想我先民跋山涉水，或穿越荒漠，或漂洋过海，或被迫东迁，从西域（包括中亚、西亚）来到中国，以商业走四方，或“买田宅”，或“营屯”，扎根土地，与各族人民交流、融合，终于植根于中土，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成为各民族大家庭中之重要一员。除了文化的沉淀（特别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之结合）外，其经济基础之牢固，是为重要的支柱。随之而来，人们对其经济发展也十分关注。唐宋时期对回回先民——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的商业经济的描述就是一例；“胡人”“胡贾”识宝的传说和神话，就是其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折射。
一直到清末及民国初年，因长期以来人们将回回人误当做“回教人”，不仅对民族的研究缺乏，且对民族经济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1930年日人桑原骘藏的《唐宋时代中西通商史》（后来冯攸译为《中国阿拉伯海外交通史》，再后来陈裕青增订为《蒲寿庚考》），此书通过阿拉伯商人蒲寿庚（有认为是占城人者）来华进行海上贸易的历史，描述了唐宋元时期回回先民早期的海上交通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回回先民与唐宋元王朝通商或商业贸易的历史。此书之价值早有评论，此不多言，但有一点可以说，它在回回先民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却开了先河。1937年，白寿彝先生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发表的文章《宋时伊斯兰教徒的香料贸易》之类，更是凤毛麟角……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曾派遣一些人在东北、内蒙古、华北等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写了一些调查报告，可资参考，但说不上什么研究。总之，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关于回族经济的研究十分匮乏。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89年前的近40年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的工作，还写出了《内蒙古自治区朝鲜、回、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黑龙江省回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编》《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编》等。其中均有“经济状况”一节。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人为的干扰，这些调查报告，就经济方面而论，是非常肤浅的，或如人们所说的“水分不少”。当然像《解放初昆明回族社会经济调查》《玉溪地区回族社会经济调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经济调查材料，也是不可多得的、很有分量的。至于单篇的文章，也有一些好的作品问世。有对一个农村调查的，如江应梁先生的《滇南沙甸回教（应为回族）农村调查》，这样的典型调查报告实不多见，该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沙甸农村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尤其注意经济和农业生产的调查，且文辞生动，很是好读，使人仿佛随作者去沙甸周游了一番。一些议论颇有见地，发人深思。对一个企业发展历史的调查，如丁福亭等的《北京东来顺羊肉馆发家史》；对一个企业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如武树滋等撰写的《正兴德茶庄经营概况》；还有对一个家族一个行业的经济发展史的调查研究，如庄为玑等写的《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都是难得的佳作，它们都将历史与现实调查相结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族商业贸易的历史。至于穆宝修的《元代回回人的农业》、郑勉之的《近代江苏回族经济概况》、穆德全的《元代回回人在河南的屯田》、穆宝修的《元代回回炮手军匠》等文章，将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回族经济进行了归纳与研究，这些虽是初步的，但其开拓之功不可没。
1987～1997年10年间回族经济史的研究有了新进展。这10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研究，为形势所迫，被逼上了日程。随着这10年对外进一步开放，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市场经济的启动，回族人民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进一步挣脱过去“左”的束缚，发挥其特长，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并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在少数民族中处于突出的地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势必要求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方面有所反映，希望专家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来论述和回答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于是在1987年前后，有一些论述发表。特别是1989年9月18～20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专门讨论回族经济问题，实为创举。在回族研究史上，其倡导之功，意义深远，值得大书一笔。此次会议提供论文和专著40余篇（本），其中探讨回族经济问题的论文就有23篇之多，而且关于现实的调查研究的论文居多。这种古为今用、历史联系实际的做法，本身就值得提倡。此次会议研讨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历史上回族经济发展的问题
与会者以农、工、商等各个方面，或从一个地区，或以一个城镇进行剖析，他们进而认为，在历史上，回族是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商业等，为其重要补充的混合型经济，重商和善于经商是其特点。这是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经济基础，也是回族能在如此分散的情况下，艰难曲折的历程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白寿彝先生在题为《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录音讲话中，特别指出：“回族解放前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有手工业、运输业、饮食业等为补充经济。回族作为一个全国性分散民族而能存在和发展，同他扎根在土地上有很大的关系。手工业的家传习俗，是一种封建的生产方式，但在民族人口的延续上也有一定的稳定作用，这些都是回族史上很重要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即农业经济问题，但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一些文章还论述了回族先民到元明清三代的经济发展变化。学者认为，回族先民时代（即唐宋时期）是以商业为主，少数也有置田宅的。而到了元代除一部分继续商业外，大部分参加了垦荒、屯田，从而改变了回族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各地、定居在田畴上的大批农民。农业经济成为形成回族的经济基础，所以元朝是回回由商业转为以农业为主的转折时期。当时商业仍较发达。到明朝是农、商俱为发展时期，但因当局的限制，商业则由海外贸易为主转为以国内贸易为主了。香药、珠宝、饮食等业，仍为其传统行业。商业贸易的范围在扩大，部门在增多。随着商业的兴盛和人口的迁徙，城市人口也大大发展了，如在北京，一度蒙古人、回回人就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南京回回不下10万。由于回回军匠、工匠大量转为屯田，一些著名手工业和局匠，逐渐削弱了，甚至到明朝断层乃至失传，这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有的文章还探讨了伊斯兰教对回族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商业、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影响。
（二）对近现代回族经济发展的探讨，是这次会议的重点
许多文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回族经济的变化，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展望了未来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