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回族经济落后的历史根源
一些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从大西北地区来说，回族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经济，而且也是一种地方经济。造成这种经济落后的根源有四个方面：第一，首先是“军屯”的历史，造就了回族经济的历史命运。元代回回人大量东迁，参加统治者统一全国的战争，后随着“上马”战斗，“下马”屯田，除少数散居内地（也有少数商人最初居于沿海）外，其主体则居于中国大西北；这种从军屯到转业为“与编民等”的历史，决定了回族经济与边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命运。其次是在明清以后至解放前的数百年中，战争和民族压迫，迁徙和安置，使回族经济永远立于贫瘠之地。它不仅使回族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而且多集中于滩涂河渠之边梢和荒绝无人之山区。使其经济一开始就与特殊的地域结合，这是造成历史上回族经济发展缓慢的又一原因。第二，在封建社会，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劳动人民一样，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上民族歧视，抑制了回族人民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的机会，使他们代代处于贫困之中。第三，民族的隔阂和宗教信仰习俗的不同，又影响到民族间，特别是回、汉之间的经济交流和相互促进。第四，自然条件和自然生产力的制约。从大区域看由于回族的主体居于大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且集中于自然条件极差的边远山区，地下资源贫乏，气候、土壤条件都很差，主要是干旱农业，加之经济处于封闭状态，这就造成了民族经济的落后。
郑州会议之后，人们开始较多地注意对回族经济的研究。陆续发表约60余篇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并有几本专著出版。其中大多数为经济生活方面介绍性的文章，或从民俗角度介绍回族饮食业，如清真小吃，乃至珠宝玉器等商业经济的文章。值得提出的是，人们开始较多地注意对回族农业、手工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诸如《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元代回回人的手工业》等一些文章。近几年来，还有专著问世，如赖存理的硕士论文《中国回族商业史》，洋洋22万余言，第一次对回族商业史进行了系统整理，并提出了一些看法，虽是初步的，但值得重视。4年以后，他又写出了《中国回族社会经济》一书。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搜集并摘取了宁夏、新疆、云南、西藏的一些典型调查材料，结合历史与现实，对回族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回族散居全国，即使在西北地区，以其微薄之力量“要在其项目进行的短暂时期，对回族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特征，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和研究是不可能的”（参见该书《前言》）。因而其不足、不妥之处亦在所难免。由张永庆等编著的《伊斯兰教与经济研究论文集》，汇集十几篇论文，对伊斯兰教与回族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以后在此基础上，张永庆等3人又写成了《伊斯兰教与经济》，不仅其方法值得借鉴，而且独辟蹊径，专论伊斯兰教与回族经济的关系，这一被人们忽视的或禁锢的课题。岂止是填补空白，实为打破禁区，或可认为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这在过去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其开拓之功，不可低估。其现实意义，不可轻视。
二、回族经济研究需要深化的几个问题
（一）要把经济史研究放在应有地位和高度来重视
它是决定政治、文化的基础，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正可以提供为当前发展民族经济作借鉴。
当代的农学家、企业家，一是要了解这些历史知识，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二是我们可以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为搞好民族农工商企业，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要加强对回族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史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回族经济研究的文章，多偏重商业史的研究，而对农业和手工业史的研究显得相对单薄。事实上，回回民族就人口而言，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是回族的根基。就城市而言，虽然经商者不少，然而手工业者还是居多。家庭手工业作坊比例仍较大。回族，这个中外结合性的民族，能扎根于中国土地上，农业是安身立命之基础。从历史上看，元代是回回民族形成的时期，当时民族之构成，主要是从西域（包括中亚、西亚）被征调东迁的各族人民，到中国后分散于全国，能凝聚在一起，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共同心理素质。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屯田”和“匠营”，即依靠农业和手工业，才得以在各地定居下来，牢牢地扎根、散布在各地的“回回营”“回回寨”“回回凹”等，就是其历史的遗存和见证。与契丹、蒙古族、满族的情况比较，契丹人统治过大半个中国，但他们不事农业生产，不能在土地上扎根，后来就消失了。蒙古族、满族贵族统治了全中国，但入关后，不耕种，不学艺，不做生意，坐吃俸禄，他们虽然属于统治民族，但他们把自己民族削弱了。这是由于他们飘在上面、没有扎根于土地的缘故。正如白寿彝先生指出的“回族经过多次迫害，但恢复得很快，并且不断有所发展。这同他们以农业为主，在土地上扎了根有很大的关系。……手工业的家传习俗，虽是一种封建的生产方式，但在民族人口的延续上也有一定的稳定作用。”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言，在60余篇有关经济的论文中，关于农业的专论只有五六篇，真是寥若晨星，且仅限于元代，谈不上对整个回族农业史的研究。一些关于回族农村现状的调查研究，也偏重于乡镇企业和商业，对农业本身的研究，或处于次要地位，或轻描淡写，甚至一笔带过，似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慨叹。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三）要注意对近代工商企业及业主的调查研究
这里也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受“左”的干扰，对民族资本家或工商企业家的情况，就很少有人去调查，更谈不上研究了。害怕被人认为是“为剥削阶级张目，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这是一个历史误解。最近一些同志合作，编写了一部《中国工商资本家人物传》，我看很有眼光，遗憾的是缺乏少数民族人物。我以为要写一部近现代的回族商业史，不对一些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或资本家一个一个搜集材料进行研究，恐怕是写不好的，或写不全面的。问题不在于写不写这些人物，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的辞典、人物志、人物传，应反映回族历史的全貌。一些著名的企业家或资本家或民族工商业者，都应在此之列。要为这些“大财主”“资产者”立传。前些年，我到泰安出差，顺便参观了当地清真寺，拜访了阿洪、乡佬。一位寺管会主任，就向我提出：“回族辞典、志书为什么没有马伯声的传记呢？”我当即感到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也很现实。他还举出，马伯声在济南、泰安、天津等地不仅办企业，还支持修清真寺、办回民教育等，为回族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我想只要对人对事采取唯物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分析的态度，我们当然也应当为他们立传。我们既然可以为“军阀”、敌对的将领立传，为什么不可以为工商企业家、民族资本家立传呢？这里当然不止一个马伯声的问题。
（四）要进一步调查和整理回族经济史的资料
除了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资料要搜集整理外，我以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抓好对近现代经济资料搜集、调查整理工作。不仅一些近代文献，报刊上的材料需要整理，而且一些活材料，由于当事人年事已高，若不抓紧抢救，就会瞬息即逝，将是不可弥补之损失。我以为：1.各地民族宗教工作者，在编写地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时，要注意对经济资料的搜集、调查和整理的工作。2.要把各地的民族工商企业和企业家，一个一个进行调查研究，编写出他们的发展史、发家史，以便在此基础上，使各地的农、工、商等业发展史、地方经济发展史水到渠成。试想，一部部地方工商业史、地方农业史，乃至地方经济史不断编写出来，一部回族农业经济史，或工商业史，甚至一部回族经济史也就好写多了，也丰富得多了。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