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
分析中国的回族，往往可以观察到它许多特点。例如，回族的分布之广，是除了汉族以外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回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杂居，也是相当广泛的；而回族的善贾特点，更是令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赞赏不已。正由于以上诸特征，回族往往在中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中间充当着一种重要的桥梁作用，其手段就是商贸流通。从对近代以来（清中叶至民国年间）甘青川康边藏区与内地商业贸易中的回族中间商历史作用的考察，可以较好地印证这一论点。
一、构架“新月形”对边地藏区贸易态势的经商者
按传统的划分方法，中国的藏文化区分为藏、卫、康区与安多四部，其中除藏与卫以外，康区与安多地区也是藏文化的重要地域之一。康区、安多地区主要是指甘青川康（康指旧西康省）四省边缘地区，大致范围是今日甘肃省西南部的甘南，青海省的海南、海西、果洛、黄南、玉树，四川省西北部的甘孜、阿坝等藏族自治州。
甘青川康边藏区（以下简称为边地藏区）可以称为一个地理单元，这一地区，“论山有积石西倾居其中，崛山贯其东南，祁连障其西北，巴颜喀喇贯其西南，更有高与喜马拉雅山相伯仲的马勒山峙其南，以与‘世界屋脊’相毗连，论水，有黄河的发源及其两曲，长江上游的许多支流，以及洮河、大夏河等灌溉区，不但自成天然区域，且有高屋建瓴，摄制其他区域之势”[1]。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境内“全系高原地带……有高达六千公尺之山峰，积雪寒光，终年射耀。二千四百公尺以上之原地，则农作物与森林，难于生长，概系草原。每年冻雪期长，占全年三分之二，气候严寒，仅适畜类与野牲生产。除溪河谷地，略有定居农村外，均采游牧方式之畜牧经营，故是区社会经济，几全以畜牧经济为主干。唯其以自然环境限诸高寒也，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唯其以地理条件陷诸阻塞也，内外文化难于交流，社会长期停滞于畜牧经济形态中”[2]了。
以甘青川籍（其中以甘青籍为主）的回族商人们，很早以前便依托内地广大地区，以当面的边地藏区作为他们的经商范围，展开了立足本地、沟通内地——边地藏区的商业经营活动，及至近代以来，成功地扮演了非常出色的中间商角色。
甘青川回族的分布特点，为他们对边地藏区的贸易奠定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基础。一位外国学者认为，在旧时代，“尽管中国全国性的回族中心不存在，但地区性的中心是存在的，最主要的就是甘肃的河州和青海的西宁”[3]，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结论不无正确性，至少从商业经济中心的角度看确实如此。
纵观甘青川回族对边地藏区的商业贸易史，自清代中叶以后，这里的回族商人对边地藏区的商贸中心应当说就设在甘肃的河州（即今临夏）。打开历史地图，先由河州往西北方向延伸经过循化到西宁，再由临夏往南深入经临潭、松潘、阿坝到甘孜，恰好形成了一个半包围、“新月形”的对边地藏区的贸易态势。以甘青川籍为主的回回商人们，便沿着这一线，向边地藏区展开、进发，为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贸易关系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近代以来甘青川回族商人对边地藏区的贸易路线主要有以下4条，即甘青道北线：兰州—民和—西宁—湟中，再往草地深入，甘青道南线：河州—循化—尖扎—贵德，再向草地深入，远可及玉树；甘川道：河州—夏河—洮河—迭部—松潘，再向草地深入；甘康道：洮州—阿坝—色达—甘孜—石渠，再向草地深入，由此亦可直达玉树。
在甘青川所有对边地藏区的商业贸易基地中，河州堪称首屈一指，因为它的存在实在显得太重要。河州位于甘青两省交界处，素有“河湟雄镇”之美称。它临近边地藏区，从河州城里出来南行不过数十公里便是土门关，“土门关是汉藏民族的分界线”[4]，出关即是甘南藏区草原。历史上中原与边地藏区早有商贸往来。至明代，河州便有茶马司的机构设置，“数年之内，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5]，表明内地与边地藏区的互市交易空前繁荣。有清一代仍沿用明制，直到雍正年间才裁撤，但河州在甘青交界处的商业中心地位却有增无减。当时河州“全境周长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6]。清同治以后，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大量回民逃亡、避难于河州，使这里人口不断增加，成为甘肃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区，尤其是八坊一带更是如此，据云“盖八方（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7]。而至清代末年，回民聚居的南关，“市面最盛，富商大贾群聚”[8]。进入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临夏八坊更发展成为甘肃四大商镇之一[9]。河州回族社区的繁荣兴旺，直接建立在边地藏区与内地商贸经济的基础之上。
青海东部一带以西宁为中心的回族商贸基地与河州的情形相类似。青海的东部是湟水河流域农业区，在历史上与河州本为一体，并称为“河湟地区”，而向西、向南均为藏族聚居区。由于十分接近甘肃以及与西藏、甘肃、四川的贸易路线关系，使得这里尤其是西宁的商业地理位置更显重要，从清代至民国时期，“价值最大的皮、绒、鹿茸、麝香、黄金以及羊毛的贸易都以西宁为集散地”[10]。而西宁附近的湟中、湟源等地，也是重要的商贸中心。“查西宁市口外之丹噶尔（湟源）地方……距府城九十里路，通西藏，逼近青海，自移多巴市口于此，为汉土回民并远近番人暨蒙古往来贸易之所”[11]。以上情况表明，有清一代甘青地区早就形成了专门从事对边地藏区的商业贸易。从别的资料中也同样可以反映出这种情状，如有的资料称，青海黄南藏族地区“一切近河州，去松播亦不甚远，向来原在河州、松潘贸易”[12]，间接地说明甘青回族深入黄南藏区的历史事实。
与河州、西宁等地的情况相比，甘肃拉卜楞的地位毫不逊色。虽然它没有河州商业那样的规模与包容性，但由于它“扼四省之咽喉”，不仅为军事要地，同时更靠近草地，并直接处于藏传佛教重要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院地区，更兼具安多地区宗教中心之利，所以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商贸也极其繁盛，且长久不衰。清至民国，它不仅是“牧地货物输出之集合地，又是腹地货物输入之分散地”[13]，“商旅云集，为汉蒙藏回各民族往来贸易之中心，故蔚为西鄙一大市场”[14]。特别是民国16年设县以来，地方骤加繁荣，商业愈加发达。
如果说河州尚处于“二线”的话，那么清代洮州（今临潭）则因其身处边地藏区而名副其实地站在了对藏区草地商业贸易的最前沿。史载：“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其土著以回民为多，无人不商”[15]。与其他地方相比，洮州与内地的交通不尽如人意，但它四面均为藏区，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尤其是去川、康两省贸易的牛马商队一般都经由此地出发，故其商业地位尤为重要。
二、转手贸易的主要角色与获利者
据史家考证，甘青川地区的回族商贸活动之雏形较早形成于明末，伴随着当时的茶马互市而兴。至清初甘青川地区回族多从事小商小贩或脚户贩运，规模均有限。及至清中叶，甘青川地区的回民从事边地藏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才渐具规模，同治年间因陕甘回民起义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回民流离失所，对边地藏区与内地的贸易无暇顾及。战乱不仅使回民及其他各族人民蒙受心灵上的痛苦，而且也使这一地区的回族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清末以后，各地回民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尤其是那些饱受战争创伤、生活困苦的回族群众，纷纷重操旧业，以小本生意起家，再赴边地藏区草原觅食，从而使昔日的边地藏区与内地的商贸活动重现生机。至民国年间，边地藏区的商贸经济活动一度达到了它的全盛期。
考察边地藏区与内地贸易活动的历史，需要弄清楚以下一些基本情况：
（一）商品经营的种类
边地藏区既处牧区草地，畜牧产品自然是列居大宗货物之首；其次便是各种药材以及其他土特产品。近代各种方志、史籍对于该地区的各种出产记载甚为详细，例如，甘省地处蒙番，民间多事畜牧，故所产土货以羊牛、皮张为大宗[16]，“（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商业的中心，兽皮、羊毛被集中到西宁，然后由陆路运至兰州”[17]，拉卜楞在抗日战争前及期间，“羊毛始终占输出份额的第一位，皮张占输出总值的第二位”[18]；青海果洛地区“输出货物为牲畜、皮毛及鹿茸、麝香、贝母等药材”[19]，还有“酥油、羊肠、食盐、沙金”，其中“年产纯金均可二万两”[20]。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仅甘肃拉卜楞一地，其输出之商品包括：羊毛、狐皮、自羔皮、羔叉皮、拾荆皮、狼皮、羊皮、獭皮、黑羔皮、灌皮、狗皮、熟羊羔皮、马、牛、羊、羊肠子、蘑菇、酥油、鹿茸、麝香、羊油、牛油、旅麻等等[21]。
甘南、川西北地区蓄积大量森林资源，故当地木材输出亦很可观。洮州（临潭）在清代就作为甘肃重要的木材集散地，设有洮河木厂和北河木厂，经营车巴沟、拉力关、卓尼寺、拉乍沟、波峪沟、冶木关等的木材，扎成木筏，顺洮河转黄河运至兰州获利。
边地藏区藏族人民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种类、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其大宗如松茶、茧绸、茯茶、青蓝市布，纸张、黄烟、各种彩缎、瓷器、官布、棉花、抖布、色粗布、青盐、清油、酒、糖类、面粉、挂面、纸烟、铜器[22]。除此之外，还有马鞍、枪支、腰刀、针线等。上述商品中除一部分是邻近地区出产以外，如面粉、黄烟、青盐、清油、酒、挂面，其他大部分工业制成品、日用百货产地甚远，例如丝绸产于苏杭，布匹与百货产于天津，瓷器产于江西景德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边地藏区与内地商业贸易按照细致的划分，大体可以分为输出、输入两方面。而输出与输入的商品种类又可以具体地归纳为几大类，前者包括畜产品、牲畜、药材及其他土特产品；后者主要包括粮食、纺织品、铜瓷器及其他日用品。
（二）商品经营的方式
边地藏区回族商业活动，规模大小不一，按经营规模划分为小商小贩、中等商户、大商人，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按经营方法划分为行商（贩运商）、坐商（包括“洋庄客”）、掬客（牙客）；所经营的内容也分工极为细致与明确，有专门的皮毛商、牛马商、羊商、药材商、布匹商、茶商、粮商等。
从事边地藏区商业活动的回族商人，他们的商业职责是十分明确的，即将边地藏区草原的各种商品尽可能地运至内地，而同时将那些边地藏区需要的商品尽可能地运进去，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还承担着为本民族消费者提供商贸服务的任务，但就总体上看，他们主要还是起着一种在较大的商业活动过程中承担中介角色的作用。
所以无论是说“临潭是外来货物的储藏库”，还是说“西宁是羊皮贸易的集散地”，抑或是说“拉卜楞是牧地货物的输出集合地、腹地货物输入分散地”，它们中有一个共同点是最明确不过的，即它们都不是货物流的最后归宿地。因而从事边地藏区与内地商业贸易的回族商人，他们（大多都是）实实在在的中间（中介）商。
以边地藏区输出的第一大宗货物——羊毛的情况为例。
清朝中晚期，临夏回族商人在边地藏区收购羊毛，带动起当地的羊毛购销交易的活跃，一批专营羊毛的回族中间商应运而生。清末开始，驻天津的英、美、德等国洋行相继派买办（经纪人）来临夏设庄收购羊毛并组织外运，更刺激了当地的羊毛商贸的发展。当时，主要的回族羊毛中间商有“同兴店”“昌新店”“天兴魁”等商号。至民国9年，外国洋行被迫撤回，当地的回族羊毛中间商便自购自运。这一时期，适逢羊毛价格持续上涨，临夏出现了更多的回族羊毛中间商，如“复兴隆号”“玉盛公号”“隆顺祥号”“步云祥号”“福顺祥号”等，这些商号各自拥有资本十几万或几十万，其中“同兴店”商号经理成为百万富翁。在拉卜楞地区，据载“营此业者回商占十之八”[23]。基本上垄断了当地的羊毛贸易。当时，回族羊毛中间商从拉卜楞大量收购羊毛以后，通常先用牲畜驮运到黄河边，然后把羊毛装入牛皮袋内，联成大皮筏子，雇用当地的专业筏子客，从黄河上游兰州经水运运到内蒙古包头，再由火车运到天津出口。在整个羊毛购销外运过程中，回族羊毛中间商人占据主宰地位，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带动了一大批人专门从事羊毛运销业——收购、择晒、打包、驮运、筏运。
再以边地藏区人民的大宗生活必需品——茶叶的情况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