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回族商人中分化出的上述三类富商大贾，虽在资金来源、经营手段与关系背景上各有不同，但并非彼此毫无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那些属于宗教商业集团的富商往往与官方多有联系，这与官商有着相通之处；同样，靠刻苦经营发家的富商为求自保或自我发展也往往会主动投身权门（如湟源县回族巨商李耀庭等）。因此，上述三类回族富商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他们同属于回商中的资产阶级，他们身上往往既具有民族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富有官僚资本主义的色彩，只是两种成分孰多孰少的差别而已。在甘宁青特有的军政和宗教势力影响下，这些回族富商与广大回族小商业者在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等方面所形成的对比尤为强烈。
三、回族商人对皮毛贸易和甘宁青民族关系的推进
众所周知，甘宁青回族处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高原牧区与中原农区、蒙藏民族与汉族三者的结合部。由于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民族传统优势，回族商人在皮毛贸易和甘宁青民族关系的演变中发挥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具体而言，回族商人对皮毛贸易的推进突出表现在：
（一）在甘宁青区域内进行着接力棒式的贸易传递
近代的西北回族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州（今临夏）和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农牧过渡带上，呈“新月形”对边地藏区形成半包围之势[2]，他们以“边区的内地人”的特殊身份过着农商兼顾的经济生活。素有“河湟雄镇”之称的河州是甘肃回族的总汇之区，是回民的“财产集中地”，更是回族入藏贸易的出发点。在河州市面上，既有坐地经营的回族富商大贾，也有走街串巷的回族小商贩，还有大批从事流动经营的回族行商。这些行商大多从内地的四川、湖北、陕西等省区购进茯茶、土布、玛瑙等藏族生活用品，转卖给青海东部的回商；青海回商再进入牧区开展以物易物的交易，然后又把从牧区收购的羊毛、牛羊皮、名贵药材等转运到河州，由河州一带的回族商人收买，并辗转销往内地。同样，在号称河曲市场之冠的临潭旧城，“最会说一口流利的番话，入番地经商，是他们（指临潭回族——引者）的首业。”[16]这里活跃着大大小小的回族商队，其中以西道堂的商队最具代表性，“每年春秋二季，西道堂商队一批批向草地进发，到处都有他们的活动的市场，商队归来时，就是洮州旧城皮毛市场最活跃的时候。”[17]等候在临潭市场上的回族商人在这里购得皮毛后，再经陆路或水运的沿途转运，销往天津等地。由此，通过对藏贸易和角色分工，回族商人在往来穿梭、输入输出中实现了在甘宁青区域内“东引西进”式的商业往来和接力棒式的贸易传递。
（二）在甘宁青区域外积极拓展皮毛贸易
由于当时“包头据西北中心，当水陆要冲，东由平绥路直出平、津，以达内地，以通外洋，南连晋陕，西接宁、甘、新、青，北通内外蒙古，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之零整杂货及由西北各处内地之皮毛、药材等货，均以包头为起卸转运之中枢”[18]，甘宁青地区的回族到包头经商者众多，在包头他们被称为“西人”，在这个“在大青山脚下，四时不断起着风沙，使得南国的人们投入了境界，即刻便会感到呼吸短促，鼻膜生炎”的地方，“任你走到何地何时，不断的会听到‘西人’的称呼，尤其是在交易场所或货栈里，总会提说道的。”[19]来到这里的回族商人，一边搭起临时帐篷，一边出售羊毛、皮张等货物，渐渐积累资本，扩大经营，开设毛栈（皮毛店）、驼行等，专门从事皮毛贸易或为甘宁青的皮毛掮客提供食宿、中介等服务；此外，在甘宁青皮毛贸易途经的其他地区，也多有甘宁青回族商人开拓的足迹，例如，甘肃回民马超伟就曾在四川成都东御街开设“西北皮毛行”，主要经营皮毛业，兼接待西北商人食宿[20]。正是凭借在区域内接力棒式的商业传递和区域外艰苦卓绝的积极开拓，甘宁青回族商人充分发挥了本民族的优势与特长，有力地推进着皮毛贸易一度大规模、大范围的发展。
在推进贸易发展的同时，回族商人也直接推动着甘宁青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由于多民族、跨地区皮毛贸易的开展，农牧区间的经济互补性得以实现，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得到加强，甘宁青各民族间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经济联系，而“这种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正是把各个民族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由此而使得政、经、军、文等诸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21]，一度充当中间商角色的回族商人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不可否认，回族商人群体中的确存在着利用蒙藏民商品意识缺乏而从事贸易欺诈的不良行为，但就总体而言，凭借彼此间友好、信任开展诚信交易是回族商人与汉、蒙古、藏等民族关系的主流。作为“介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一个民族”[22]，回族在甘宁青区域里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具有超乎寻常的民族亲和力，在进行皮毛交易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凭借一口流利的番语和与蒙古、藏民相同的穿戴就能博得对方心理上的亲近感，通过结识“主人家”便能得到部落民众的一致信任，而同时，他们又往往因为讲汉语、熟悉游牧民族的习俗而被汉族商人所信赖和倚重。因此，回族商人所从事的“东引西进”和接力棒式的贸易传递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无异于在牧区蒙藏各族与内地汉族之间架起了一座经济文化交流的动态之桥，不仅拉近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距离，沟通了边区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打破了蒙藏民族原有的封闭，推进了其进步的步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回商的中介贸易，在甘宁青各族眼前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多彩视窗，透过它各民族能够有机会加深彼此间的了解与认识，能够真切地体验并感受民族间的友好协作与文化交融。在回族商人的直接推动下，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随处可见民族友好协作的事例。例如，甘肃临潭的西道堂为方便开展贸易，在临潭专门设了边民招待所，“凡边民之到临潭者，都住在西道堂，人吃马喂，主人一概负责。”由于“他对边民如此招待，边民是最动感情的，一旦西道堂的人到了他们的地方，他们当然是尽力招待，设法与以便利”[23]。回族商人在追求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增进甘宁青民族关系的客观效果，尽管这种效果产生于无形，但毕竟其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回族商人由弱渐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间作用，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不仅作为推动皮毛贸易前进的强大生力军，而且作为促进民族交流与交融的友好使者，在甘宁青近代史上为我们书写了独特而光辉的篇章。
注释：
[1]〔英〕詹姆斯·艾·米尔沃德，李占魁译：《1880～1909年回族商人与中国边境地区的羊毛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
[2]马平：《近代甘青川康边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
[3]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8，清宣统间刊本。
[4]林竞：《西北丛编》卷3，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
[5]袁纣卫：《近代回族皮毛贸易研究（1861～1937年）》，《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6年。
[6]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7]李凤藻：《天成和商号》，《宁夏文史资料》第17辑。
[8]竹篱：《回教在甘肃》，《新甘肃》，1947年第1卷1期。
[9]〔日〕小林元：《回回》，东京株式会社博文馆，昭和15年（1940年）。
[10]〔日〕幾志直方：《西北羊毛貿易と回教徒の役割》，东亚研究所，1940年。
[11]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崔永红：《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
[14]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陈世明：《解放前的拉卜楞民族商业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16]《西北世纪》，1949年第4卷第1期。
[17]明驼：《卓尼之过去与未来》，《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18]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1年。
[19]西人：《“西人”与包头》，《新青海》，1937年第5卷第4期。
[20]邱树森：《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1]陈育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2]〔美〕杜磊：《伊斯兰教、民族传统与道德经济》，《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
[23]段金录，姚继德：《中国南方回族经济商贸资料选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