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西北黑水藏区历史上，很早就有小规模商贸活动。民国时期西道堂的商队在黑水打开局面，进行贸易。民国29年（1940年）后，甘肃武都、文县的部分商人和四川南坪、松潘的部分商人及附近的回商、汉商，在西道堂的引荐下，也相继来到黑水进行买卖交易，利用马帮运来铁制品、铜制品、布匹、珊瑚、首饰、碗、瓷器、玻璃器皿、眼镜、手电筒、盐巴、日用杂品、针头和麻线等在黑水出售，并换走黑水的鸦片和农副土特产品，鸦片一时成为主要货币。每年鸦片成交额在30万两银圆以上，1945年竟达到80万两银圆。马帮、回商到黑水贸易均在芦花、麻窝两头人家落脚。两衙门内有住房、粮食、烧柴等供回商使用。回商的货物经头人议价后，方能出售，通知百姓，或付白银，或以物易物，或由头人出面担保赊欠。若有纠纷发生，也由头人出面调解。往往回商在衙门一住就是半年，如有余货，留在衙门，交头人家代销。回商的交易、居住、饭食、安全一切依靠头人，在他们每次来时，必备厚礼，赠送头人太太。中国著名民族学家于式玉教授在黑水藏区考察时，就曾多次碰到西北回商（大多是临潭回商），她称芦花衙门是“西北回商驻扎的大本营”[5]。
拉勒关（在今甘肃碌曲县境内）纯属藏区，民国初年，还没有固定居民，只有佛教寺院的喇嘛住在这里。民国8年（1919年），西道堂在这里设立一处商业点，资金不多，营业范围不大，经营一般性的日杂商品，收购当地牧民的皮张和羊毛。民国18年（1929年）临潭地方变乱，老教回民蒙难，西道堂一部分教民在教主马明仁率领下，避乱藏区，进入拉勒关，经当地藏族头人和喇嘛许可而落脚于此。拉勒关遂成为西道堂的商业大本营，原有的商业点改为“天兴隆”总号，所有外出的行商队，均集会于此。临潭地方平稳后，大部分教民返回，仅留一小部分教民住在这里，但其商业上的重要性未减。凡是从内地购来的商品用驮骡、驮牛载运到这里储存，在达到一定数量后又由商队运往藏区；从藏区运回货物的商队也在这里驻足，牛、马就地放收，货物从这里又向内地转运销售。因而拉勒关被誉为是西道堂商业经济的旱码头。
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的若尔盖郎木寺，是甘肃回族商人前往川西北藏区的必经之处。民国时期，一些临潭回族商人在郎木格尔底寺周围开设店铺，进行商贸活动，至新中国成立前已形成有20多户回族商人的小市场。
果洛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是纯牧区，民国31年（1942年）时，果洛藏族各独立大部落共有51个，13100户[6]。果洛诸部每年必以剩余皮毛、酥油、马匹、牛只、食盐、沙金、药材等项输出，以换取茶、布、青稞、洋芋、铜器、火柴、针线等日用品。其主要贸易市场，在甘肃为临潭旧城及夏河拉卜楞，在四川为松潘及阿坝，在青海为同德、玉树，在西康为甘孜、德格。各地回藏商贾，每多组队深入诸部以争取利益，其中以临潭天盛隆、阿坝辰丰云商号势力最为雄厚。全果洛每年进出贸易中，以银圆为主，生银次之，法钞在果洛境内难以流通。
安多地区回藏贸易中的商人就其职能及种类来说，大致可分为集货商，主要职能是到草地山场藏胞生产地零星收集畜牧产品及其他土产品，然后运往旧城、拉卜楞、松潘、河州、西宁等市场，短途小贩商，主要贩马卖牛，资本无多，来去无定；坐商或土商，多系甘青一带回民官绅及附近各地迁来旧城、拉卜楞、松潘居家并兼营商业者，其大者如西道堂，但大多为小坐商；熟皮商，就地加工制成熟皮短衣，运往上海、汉口；牙人，旧城、拉卜楞市场上“牙人”通称为“牙子”，通汉藏语，他们在买卖双方居间调停以收取一定数量的佣金，如贸易成交，一头牛收佣金一元，羊铜元二串不等；屠宰商，在拉卜楞，牧民九倍于农民，肉类为主要食品，故屠户占全体商户百分之十强，且全系回民，可见为本地一种重要商行；还有藏商和寺庙商等。
民国时期，安多地区的藏商、寺庙商发展很大，已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清末民初，阿坝土官杨俊扎西受“客边商人”影响，派出大量纪娃（土官、寺院指定的经商者）垄断草地市场，设温布专管贸易。土宫和寺院借给每个纪娃以高利贷资本5000～30000元经营商业，无论盈亏，每年必须向土官、寺院交纳资本额的50%，规定纪娃3年一换，到期还本。绝大多数纪娃发迹，成为个体藏商或寺庙贸易代理人。清末至民国时期，阿坝、松潘喇嘛寺即有商业资本三四百万银圆和大量马匹、牦牛作运输工具。阿坝一地即有纪娃140余人，松潘资本在千元以上的藏商有78户，150余人，拥资178万多银圆。他们常年活动于甘、青交界地、草地腹地、草地至松潘和草地至杂谷脑之间，有的从草地赶出牛羊在杂谷脑卖给屠宰商，每年不下数百头。民国24年（1935年）后，鸦片进入阿坝市场，利润高达20倍，每天上市约千人，成交近一万银圆。杨俊扎西死后，回商天兴隆号老板马福德代土官华尔功臣烈经商，使华尔功臣烈成为草地势力最大、资金最多、贸易范围最广的民族巨商。
松潘藏商多集中在漳腊、热务沟、牟尼沟、毛儿盖和县城附近，多为土官和大喇嘛所派专事商业的大小管家，与“客边商人”相互依存，贩运茶、布等物资到青海，返回时驮运青盐，获利丰厚。每年冬，藏商和汉、回商集中于黄胜关外的打更沟，自发组成茶马互市帮口会，千余人参加交易。民国年间，藏商组成的达直帮拥有1万余驮物资，价值100余万银圆，组成200多个锅鲁集队而行，由数人骑马持枪充任警卫，自带帐篷，日行夜宿，雇工驮脚，深入草地腹地和青海、甘肃交易，次年5月底返回松潘，参加6月初在县城举办的皮庄交易会。民国26年（1937年），马步芳的商业资本控制松潘市场，陇海铁路通车使商品运输改道，打乱松潘和青海、甘肃的经商惯例，马步芳对运到草地的茶叶强行低价收购，拖欠货款，茶商拒绝发货，购销运转受到破坏。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币贬值，税收加重，土匪抢劫，运输困难，藏商经营受到极大限制，达直帮逐渐趋弱，甚至解体。
拉卜楞寺所属有百余寺院，各寺院大多有经商放债基金，而且资本雄厚，所以寺院商业在数量上是较多的，寺中的喇嘛如纪娃、昂欠管家，以及宗教上层人士，大多拥有经商基金。他们在任期内，经商放债互相竞争。宗教上层人士经商，不直接设商号，而是通过有关系的回族商人出销外地。由于寺院资本雄厚，回族商人也纷纷结交寺院的纪娃，向其纳贡，并千方百计加强与大喇嘛的关系，以争取寺院的保护。
安多地区回藏贸易是特定条件下的民族贸易，长期以来体现出藏区与内地两大物资系统交流的特色。安多地区占有发展畜牧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畜产品数量大，质量高，成为藏区向内地输出的主要物资，是当时回藏贸易最主要的商品。据民国29年（1940年）统计，青海有绵羊31.7万头，山羊15.7万头，甘肃有绵羊280.8万头，山羊138.7万头[7]。抗战前甘青地区畜产品的销量，甘肃每年产皮毛（羊皮、羊毛）233.1万斤，羊皮167.5万多张。其中拉卜楞年集羊毛之最大量为300万斤（包括青海的果洛在内），羊皮总产量20多万张[8]。青海主要是牧业经济，亦是国内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产销量，据民国30年（1941年）统计，羊毛年产约为1139万斤，羊皮50.6万张（包括熟牛皮在内），驼毛4.8万斤。松潘据民国28年（1939年）统计，年产羊毛2万担，羊皮30万张，行销内地以至国外[9]。在这些地区不仅畜产品丰富，而且质量优良，特别是青海产的羔皮分黑白二色，质量最佳。其中又以黑色羔皮最受人们青睐，运入内地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紧俏货。为促进这类物资的交流，松潘县城每年6月还要为回藏皮毛商的成交举办一次皮庄会，会期一个月。皮庄会的主要参加者是藏商及回汉皮毛商。在皮庄会交易期，每年各类皮张的成交额“总数达七八百捆（每捆110张）”[10]。皮庄交易会的货币以白银为主。临潭旧城则于每年10月举办一次骡马会，会期6天。骡马会的牲畜大都由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等地赶来，马以乔科出产的驰名，犏牛以卓尼拉力沟和扎知卡的为最好。每年会上交易的牲畜约5000头（匹只）[11]，陕西和西、礼县客购马的较多。牛除本县农民购买外，大多由岷县、陇南各县客人购走。虽以骡马会命名，实际百货行业的销售很大，当时湖北云梦县有名的土布，江西景德镇的龙碗，天津的珠宝，杭州、成都的绸缎，上海的贡呢、斜布（统称板子货），岷县的白面、清油，武山甘谷的大米、辣椒，临夏的红枣，舟曲的花椒、柿饼、核桃，当地的肠衣、皮毛、药材等，都是购销两旺的商品，满足了当地及附近回、藏、汉各族人民的需求。夏河拉卜楞也有牲畜市场两处，其中马牛市场在拉卜楞寺旁之“祟拉”，集市距夏河不到2里，羊市场在离拉卜楞约3里的唐纳海，该市场每天都在交易，但数量不多，主要交易在拉卜楞定期庙会之期。全年共有10次（1～10月）庙会，最大是正月的庙会。拉卜楞市场牲畜货源较广，除附近及西南各部落外，还有川、康、青边界的牧民利用宗教活动的会期来寺院敬佛和转“古拉”时，常常带有牲畜来此参加交易。
安多地区除畜牧业产品外，还出产大量名贵和重要的药材。药材是仅次于皮毛贸易的重要商品。属植物性的药材有20余种，其中以贝母、虫草、当归、大黄、天麻、甘松等为主，次则是羌活、秦儿、赤芍、木香等，亦有大量的输出产地。仅贝母一项，在川西北藏区年产即达“一百八十石左右[12]。特别是甘肃的甘草年产达400万斤，青海年产亦达100万斤，主要都运入松潘再转销内地。”[13]此外，属于畜产药材最珍贵的是鹿茸、麝香。麝香产于松潘、茂县者质量优良，称大路货，产于大小金川者，质量较差，称小路货。在松潘仅麝香一项年输出价值在百万银元以上。鹿茸也盛产于松潘地区，由回族及汉族坐商收购，于每年十月初一前运至灌县，参加由灌县十大药店、药栈举办的“茸庄会”。“茸庄会”是回（汉）藏贸易交流的又一形式。其余的各种大宗药材，一般在冬春两季，由大中小商号的回汉行商、贩运商，在黄胜关外若尔盖的打更沟进行交易。
在安多地区回藏贸易中，还有一种由川西藏区输出的特种商品鸦片。鸦片自清光绪年间传入川西藏区，起先在交通沿线种植，后传入大、小金川，因有利可图，以后逐渐扩大，造成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并形成了以茂州、杂谷脑、马尔康为中心的大烟交换市场。当时马尔康的鸦片市场最大，每年八九月，来此购运者绎络不绝。甘肃的回族商人带着棉布、面粉、铜器、枪支弹药及藏民的生活用品、民族用品、妇女的装饰品等，纷纷到此赶赴大烟交易会。他们临时在马尔康张幕驻扎，通常都有几百顶帐篷。有的还深入到小金川的结思沟乡及绰斯甲等地，以获取最高的利润。甘肃回族商人资本雄厚，一般都有1000～2000银圆的资本，多的有4000～5000银圆，最低几百银圆。除甘肃回族商人外，还有从灌县、成都、川北一带来的大烟商，他们也带着藏民的生活用品，川北的土布、五色花线、枪支子弹去换大烟运回内地。烟商们均用高价售出，低价收入的办法与当地藏民进行交换。贩大烟的利润一般都在100%以上，这种高额利润不仅吸引了回、汉商人的积极钻营，也吸引了部分藏民从事鸦片的贩运。烟贩为了往返安全，大都采用武装贩运。初期一帮有几十人马，后渐增至几百人马，甚至近千人马，被称为“马客”。据统计，1938～1949年，“马客”最多一年有3万人左右[14]。“马客”有马有枪，有一马一枪，有的二马三枪。枪既可自卫，也可换取大烟。烟贩给当地政府交过烟款后，才可在临夏、临潭、卓尼一带公开贩卖。为了保护烟土贩运的安全，于是官办的“保镖局”也应运而生。烟土贸易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它对安多地区回藏贸易的正常发展起着阻碍、破坏的作用，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禁绝了这种畸形贸易。
民国时期安多地区回藏贸易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这一地区回藏两大民族的关系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对此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注释：
[1]《洮州厅志》。
[2]王志文《临潭经济考察记》，载《西北问题论丛》，第1辑。
[3]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201页。
[4]阿坝县档案局1953年档案资料。
[5]《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
[6]吴景敖《川青边境果洛诸部之探讨》，载《新中华》，1944年复刊2卷第2期。
[7]《西北论衡》，1949年8卷第3、4合期。
[8]《西北论衡》，1941年9卷第3期。
[9][10][12]《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11]《临潭简史》（1991年印）。
[13]《西北通讯》，1948年2卷第4期。
[14]《甘肃民族贸易史稿》。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