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海
安多地区是中国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藏族习惯上将广大藏区分为三大部分，即上阿里地区、中卫藏地区、下多康地区，藏籍中称为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其中多康又分为多堆和多麦两部分。多麦即安多地区，具体讲，就是操藏语安多方言的藏族地区，其范围包括今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与河西藏区、青海省的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外的全部藏区，以及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安多地区的回藏贸易，很久以来一直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至民国时期，更趋繁盛，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均超过前代，为安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这一时期的回藏贸易，对于深入了解西北回族经济发展史、回藏民族关系史以及当前发展甘青川三省民族地区的协作与交流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安多地区是一片地域辽阔、水草丰美、资源丰富的地区，系中国主要牧区之一。以畜牧为主的农牧经济，是安多地区商业流通及贸易活动发展的自然经济基础。清末民初，一些外国洋行先后进入安多地区，从牧区收购大量皮毛，从而打破了安多地区广大牧区完全封闭的自然经济，使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同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西北地区成为其主要市场之一，安多地区也不例外，因而刺激了回藏贸易的发展。这就不仅使甘肃的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青海的西宁、四川的松潘等安多地区商贸中心繁荣兴旺起来，而且在草地深处及边远藏区形成了不少新的回藏贸易市场，如四川的阿坝、黑水，甘肃的拉勒关（今在碌曲县境内），川、甘两省交界处的郎木寺，以及青海的果洛等。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甘肃南部牧区与农区交界地带，回、汉、藏各族杂居，有新、旧二城，商贸历来繁盛，史载：“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1]这说明，临潭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农商并重的经济特点。临潭旧城位于洮河上游，西通拉卜楞，与藏区黑错（今合作）、陌务相连，南至双岔、郎木寺、拱巴寺，北接申藏、甘藏、北山旗，东距卓尼仅40里，可谓环旧城皆藏区也。虽然旧城与内地交通不便，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因接近藏区，故回藏贸易甚为繁盛，清代后期已出现了数十家较大的回族商号，如义兴公、天兴隆等。民国时期，临潭回藏贸易更趋繁荣，旧城于民国6年（1917年）就成立了商会。据民国30年（1941年）统计，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资金在2千元以上的商号有38家[2]。旧城回族商人大都娴熟藏语，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旧城紧接藏区，回藏两族接触交往频繁，故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藏语；二是因为他们要深入藏区做生意，须和藏族长年累月地打交道，若不懂藏语，势必非常的不方便。他们的经商形式有两种：一是坐商，开铺面旅店或摆摊；二是行商，主要往来于安多地区，以藏区所需之物往，而易其所产之物归。临潭回族商人走藏区者，除以集体经济见长的伊斯兰教派西道堂有相当规模之组织外，均为单家，资本大多在千元至5千元之间，搭帮而不合股，合股者仅偶而有之。每帮在10人至20人之间，以牛驮货，携帐篷、炒面、米粮、使用器具及自卫枪支等，路上同行，至交易地点后，则各投主家，由主家介绍或直接进行交易，交易用货币或物品交换均可。远赴藏区，千里经商，因当时交通条件限制，一年只能往返一两次，并备尝风餐露宿之苦，但所获之利颇为丰厚，千元资本可得5百元之利。民国18年（1929年）前，约有千余家单帮，回藏贸易势极发达。民国18年，临潭地方变乱，旧城等地回族死难约万余人，直至民国21年（1932年），地方才恢复稳定，旧城的回藏贸易又逐渐兴盛起来。
旧城回族商业中，西道堂尤为成功，其商业资金雄厚，不仅执临潭一地商业牛耳，而且是整个安多地区回藏贸易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商业是西道堂的主要事业和经济来源。西道堂以其严密的宗教组织，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立足旧城，面对广大藏区，远及全国主要商业城市，从事坐商和行商活动。他们既开设商号，又组织商队，先后创办了天兴隆等15个商号，组成了20个商队。截至1949年，仅旧城就有铺面61间，旅店2处，行商驮牛最多达2000头，骆驼60峰，驮骡40多匹[3]。
甘肃南部的另一个回藏贸易中心是夏河的拉卜楞。拉卜楞寺是安多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寺僧3000余，管辖13个庄、18个旗。平日寺前设立市场，贸易繁荣。如遇宗教法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商贾辐辏。由于拉卜楞寺东通内地，西接西康，南达四川，北邻青海，地处要冲，内地商品贩至此地能获厚利，所以商业一直比较发达。
河州回族商人在拉卜楞有很大势力，拉卜楞的商业权十之八九在他们手中。拉卜楞的羊毛收购业务初由外国洋行占主导地位，民国初年因甘肃政局不稳，洋行相继撤回天津，河州回族商人乘机占领市场，成立羊毛商号，垄断羊毛业务。先后成立的羊毛商号有天庆魁、同心店、福顺祥、步云祥、复兴隆、隆顺和、德申亨、集生西等。这些商号，大部分都和青海马家军阀有密切联系，名义上请求领本，实际上将其倚为靠山，受其保护。民国17年（1928年）前后，在拉卜楞经营的河州回族商户约200余家，每年的商业旺季（9月至翌年元月），各地的皮毛商蜂拥而至，此时，各族商人超过400家。藏区牧民也大量进入拉卜楞，一为拜佛，二为置办年货，因而形成了商业旺季。羊毛商号在经营方法上，借官僚资本的名义和势力，采用洋行所经营的办法，派人到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庄，一方面收购当地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中小回族商人订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较远的牧区收购回来后，作价整交。由于羊毛业务获利颇丰，这些商号都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回族商人成为拥资数十万至上百万银圆的巨富。这些商号经营羊毛的业务，直至抗战爆发，天津等地港口沦陷后，始趋于停滞。河州回族商人在拉卜楞除投资于皮毛业外，还经营着杂货业。民国17年（1928年）前后，在有字号的杂货铺中，比较盈实有名的有祥顺和、福兴昌、振兴福、荣成泰、春盛魁、亨丰涌、天顺祥、公兴元、德兴元、世兴锡、义兴马、同心马、同兴盛、兴盛元、协隆祥、义兴元、天顺成、福盛荣、义兴号等，他们经营绸缎、布匹、日用百货，以及民族特需用品等，深受藏胞欢迎，经济效益也很好。河州回族商人在皮毛、牛羊肉及民族日用品等为主的商品贩运贸易方面的大量活动，使得甘肃回族地区与安多藏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源源不断，开拓了民族市场。
西宁是青海地区最重要的回族商贸中心，整个民国时期，其一直为回族军阀马麒、马麟及马步芳父子兄弟所牢牢控制。早在清末，马麒、马麟即在循化及河州等处，先后与他们的亲属合资开设了德义恒、德顺昌、德源永、德盛厚和步云祥等商号，从事大规模商务活动。民国16年（1927年），其亲属马禄在化隆开设了义源祥号，后被马步芳收为己有，民国18年（1929年）移往西宁，以西宁为总号，湟源、化隆、贵德、同仁等地设立分号。其后在大通、互助、门源、循化、都兰、共和、乐都、玉树、兴海、刚察、祁连、湟中、同德、白玉寺等处，成立了分店或支店。到民国27年（1938年），改义源祥总号为德兴海，分支机构遍于青海各县、市镇。民国35年（1946年），改德兴海总号为湟中实业公司，它的业务主要是统制和收购青海藏区羊毛、鹿茸、麝香、虫草、红花、大黄、甘草、牛皮、羊皮及各种野牲皮、肠衣等；统制和购销青海林木、沙金、石料、煤炭、粮食、油脂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经营批发和零售百货、布匹、棉花等各项商品等，利用特权，垄断了青海藏区贸易。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回、汉、藏坐商及各种贩运商云集之城。坐商都按各自不同的地区经营某一商品，组成了商业帮口，有专门经营茶叶的陕西帮，经营皮革的成都帮，经营羊毛的重庆帮，经营麝香的河南帮，经营药材的灌县帮。在松潘城中的丰盛合、义和全、本立生、聚盛源、裕国祥、大盛源等商号专门经营茶叶，资金雄厚，其中丰盛合、义和全、本立生、聚盛源四茶号经营大包茶叶（每包重120斤），受官府奖赏，被封为“裕国通商”而驰名。此外，还有裕厚长、锡丰、利贞长、利亨永等四大商号，以及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开设的德兴海商号等。据统计，松潘城内有大、小坐商100余户，流动行商及商贩1200余家，资金最多的丰盛合茶号约有银40万两，其余的30万、20万不等。此外，活动于藏区经营贸易的回族小商贩也迅速增多，他们中有的是从无本经商到有本经商，这主要是由于商贸的发展，进出物资的增多，需要的人力、畜力也相应增多。有的开始时受人雇用，时间久了，人地两熟，就逐渐从坐商的商号中赊购货物，运至藏区农村、牧场，走村串寨与农牧民交换各类产品。待销售之后，再付钱给商号，从中获利，积累资金，最终成为小本经营者。这类小商凭经营的本领，又多数是久住藏区交通沿线的，熟知藏族习俗，懂藏语，因此，他们的购销都是受藏民欢迎的适销对路的商品；经营方式也是灵活多样。他们只要与当地的上层人士搞好关系，送给很少一点礼物，他们的货品就可以受到保护。
阿坝是川西北草地腹地的一个市场。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前，就有临潭、松潘等地回汉商人用茶、粮食换取皮毛、牲畜、鹿茸、麝香等土特产品，利润一般在2倍以上，后有部分中小商户集资到阿坝，出现皮毛庄和鹿茸庄。初来行商，须先向土官送礼，并与藏民交朋友，取得居住权，修房、扎庄，请求土官保护。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左右，出现墨颖、堪布、格尔登三个甲康（回、汉人住房），有回、汉商人30余户，形成祟拉（市场）。民国18年（1929年），墨颖土官划地筑墙，将回、汉商集中，规定30包茶收税1包，一驮布收税白洋5元，一驮杂货收税白洋2元，一间房地每月收1～2元。民国24年（1935年）后，鸦片进入阿坝市场，吸引更多商人到阿坝。民国30年（1941年），市场以鸦片交易为主。驮运、屠宰、饮食、皮工、枪工、铁工等工商行业出现，到民国34年（1945年）祟拉已具相当规模。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工商户达140余户。经商大户每户有驮用编牛200～300头，每到收购季节，分散到各部落收购，就地运走。回商多受到土官保护，经营和运输皆有保障。据新中国成立初调查，阿坝有商业334户，1213人从业，其中回商117户，481人，汉商20户，80人；万元以上的大商户62户中，回商48户，汉商11户，全市场资本总额403万元中，回商资本328万元，汉商资本54万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