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地区的回族人口主要集中在与缅甸接壤的商贸重镇腾冲县，回族马帮商队也以腾冲为最多。据本次调查，腾冲全县现有回族690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分布在16个乡镇的55个自然村。由于地利之便，腾冲回汉各族自古多有入缅经商做生意的悠久传统。其中尤以回族马帮商队最为活跃，当地民谚有“摆夷田，汉人地，回子赶马做生意”的古老说法。据本次调查，清末民初腾冲回族马锅头中较有名者为：芒棒乡清水河村的马思恒、马思相、马思强兄弟，明瑞权家，马自泰家；县城元吉村的马贡爷“马半江”家拥有100余骡马，家资丰厚，清末弟兄分家时用斗来分银子，又因半条龙江坝的田地都是他家的，故人称“马半江”。县城的“三盛”大商号由回族朱姓、明姓、马姓3家所有，他们联合其他商号捐巨资修建了马帮能安全通过的潞江铁桥，造福桑梓的义举，曾受到光绪皇帝颁旨嘉奖。清咸丰同治时期参加杜文秀领导的回民反清起义、镇守腾冲的乌索坝柳铁三将军家，祖上也是马帮世家。乌索坝的马锅头马自才家有骡马50余匹，民国初年中英会勘中缅边界时，政府曾雇用他家的马帮驮运人员和物资。
施甸县西山村为该县的一大回族村寨，位于县城西边2公里处的山脚下，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该村现有76户人家，334人，清末就有赶马帮走缅甸、泰国经商的传统。马帮的活动遵循着“干冬出门，雨水在家”的规律，村中的马锅头有杨联富（定居缅甸）、李鸿文（定居仰光）、闪春生、闪学宽（定居泰国清迈）和马继清、马继美3兄弟。该村因历史上马帮经商而流寓缅、泰两国的人家特别多。据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耀文先生1982年时的统计，流寓缅、泰等国的该村侨户多达200户左右，比现在定居村中的人家还多。
四、回族马帮的通商路径与营运货物
（一）通商的路径
据笔者多年的研究与实地的田野考察，云南马帮的通商道路，基本上是沿着公元前4世纪时既已存在的“蜀身毒道”及后来衍生出来的各分支路线组合而成的“西南丝绸之路”展开的。
在以“蜀身毒道”为主干的古代交通网络基础上，云南回汉各族先民披荆斩棘，在近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前赴后继，编织出了一张遍及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和西亚广大区域里的崇山峻岭、高地平原、丛林深谷、大江巨流、雪域旷漠之中的庞大的马帮商贸网络。这张马帮商贸网络，以云南滇中、滇西为中心，西抵西藏及印度、波斯、阿拉伯，北达四川、重庆、宜宾，东抵广西，南至整个中南半岛。在这张网络上，从东到西镶嵌着的主要商埠是广西的南宁、百色，贵州的贵阳、威宁，云南的个旧、蒙自、昆明、下关（含大理）、保山、腾冲、丽江、中甸，西藏的拉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印度的加尔各达、孟买，阿拉伯的麦加；从北到南的主要商埠则是：四川的成都、西昌、重庆，云南的思茅（含普洱）、车里（今西双版纳），越南的东京、河内，老挝的浪博拉邦，柬埔寨的金边，泰国的曼谷、清迈、清莱、南邦，缅甸的景栋、东枝、八莫、腊戌、仰光、瓦城（曼德勒）、密支那、毛淡棉等。
云南回族马帮的足迹，不仅遍及这张通商网络的几乎所有商埠，而且在元、明、清迄至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数世纪中，还开创了马帮经商兼履行穆斯林朝觐功修而前往万里之遥的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长途马帮往返记录[6]。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有关清代以前云南马帮的商路驿站已难确考，笔者这里只能根据有关记载及本次调查资料，将近现代云南回族马帮最兴盛时期的几条主要对外通商驿道，勾勒如下：
1.思普、车里入缅、泰道。该道全省各族马帮都使用，但尤以滇南及滇中的回族马帮的使用频率最高。马帮在云南的出发地点一般有个旧、蒙自、建水、河西、昆明、玉溪、峨山。国内出境口岸多为车里所属的勐海，具体为今打洛和大勐龙两地。马帮入缅甸后，先汇集到掸帮首府景栋，往西则进入缅甸腹地，往东则由大其力进入泰国北部的清莱、清迈各省。清末黄诚沅氏在《滇南界务陈牍》中曾有记述：“商人由车里出外域贸易者有四道：一由易武、猛白乌经猛岭，一由大猛笼至猛岭，一由猛混至猛八。以上三路均可至暹罗之景梅（今清迈）一带。其由孟良西过达角江，则走缅甸路也。”[7]近现代时期，滇南和滇西回族马帮大多沿上述商路前往缅、泰、寮等国进行贸易。由于山路崎岖难行，马帮每走一趟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如马帮从河西到思茅共有15个马站，思茅到佛海（今勐海）8站，佛海到景栋7站，景栋到清迈15站，清迈到毛淡棉17站，共有62站。每站一般有50至60华里，全线总长约3000多华里。在当时条件下，马帮来回一趟至少需要半年时间，一般从雨季结束的秋末九十月动身，翌年春末夏初的三四月间归来。若马帮从峨山出发，抵达缅甸景栋有40个马站，而抵达云南边境口岸打洛的沿途马站路线是：坡脚→扬武→青龙场→干庄坝→干叉→墨江→磨黑→斑各箐（今大渡岗）→普胜→车里→勐海→勐遮→打洛，整个路程马帮需行走25～30天。
2.滇南至广西百色、越南河内道。该道各地马帮都走，但又以滇南、滇中马帮为主。如开远大庄、个旧沙甸的回族马帮多走该道前往广西、越南通商。
3.滇中至滇西道。该道为省内交通干道，全省马帮都使用，一般称为“省道”，起始于省会昆明与下关（大理）之间，全程长约500公里（当年的马帮驿道里程），共有9关18铺约30余个马站。由昆明往西的主要马站路线为：昆明→马街→高硗（碧鸡关）→安宁→草铺→羊老哨→腰站→禄丰→平浪（舍子）→大旧庄→饱满街→马石铺→楚雄→钱粮桥→大石铺→南华→沙桥→普棚→天子庙→云南驿（清华洞）→弥渡→红岩→凤仪→下关（大理）。
4.滇西出缅甸道。该道全省各族马帮都使用，但尤以滇西回、白两族马帮使用频率最高。从滇西首府大理（下关）出发，有两途可入缅甸，而后转泰国或印度、阿拉伯。这两条路分别是：（1）前述的大理经永平、保山、腾冲入缅道。该路全程约500余公里，大理至保山的马站数量不详，但沿途的主要驿站依次有：大理古城→下关→漾濞→曲硐→板桥→保山；从保山往腾冲则有两条路线可走，其一是：永昌府→蒲缥铺→打板箦铺→塘子寨铺→邦达铺→镇安所铺→八湾铺→分水岭铺→竹笆铺→龙江铺→腾越厅。另一条路线是：永昌府→蒲缥铺→磨盘石堡→龙江驿堡→腾越厅。（2）下关经蒙化、临沧、耿马入缅路。该路以滇西马帮中的蒙化马帮走得最多，其路线是：下关→蒙化→营盘→鼠街→牛街→狗街→顺宁→云县→缅宁→耿马→沧源入缅境，或从缅宁→澜沧→勐海→打洛入缅境。
滇西马帮商道中，由腾冲入缅甸的路线又有三途：（1）腾冲→洋人街→八莫→瓦城（曼德勒）→漾贡（仰光）；（2）腾冲→龙陵→芒市→畹町→九谷→腊戌→瓦城→漾贡；（3）腾冲→乌索→古永→猴桥→高梁贡山→干拜地→浪河→新寨→乌琼（音）→腊排（音）→禄基（音）→昔董坝→瓦宋→崴莫（过伊洛瓦底江）→密支那→玉石场→瓦城→漾贡。
（二）营运的货物
云南回族马帮历史上营运的货物，因时因地而不同。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马锅头通常都是拥有相当资本的商人，其马帮运输的货物大多是自购、自运、自销；一般的赶马人因自己的马匹少、资本少或没有资本，多随马锅头的马帮行动，充当运脚，帮锅头驮运货物，赚取工钱或运费。另有一些马锅头则专门召集同乡的零星马匹，组成临时性的马帮运输队，为各大商号驮运货物。回族马帮营运的货物，最早的是食盐、粮食、糖、茶叶、棉花、丝绸、土布、烟草、名贵药材、牛羊及兽皮、金、银、铜、锡矿、农具和生活必需品等。其中盐、糖、粮、茶、布匹、药材和矿产品是最重要的营运商货，从明末以来直至现代，长盛不衰。
云南各族马帮营运的一宗特殊商品是人所共知的鸦片烟。时间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被英国殖民者强行输入中国时，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此期间，不仅缅甸的鸦片大量由马帮贩运入滇，而且从清末光绪朝起，云南广大山地乡村都曾经大量种植过罂粟，所产烟膏品位极佳，被誉为“滇土”“云膏”，风靡京城，行销全国。从民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近半个世纪中，云南地方各级军阀、豪强及商帮，都公开雇佣云南各族马帮驮运贩售鸦片，牟取暴利。历史上烟毒在滇省极度泛滥的情形，从笔者本次在永平县曲硐镇采获的两首回族赶马谣中，可窥知一斑。其一：“鸦片烟开白花，坑郎子弟害郎家；坑郎子弟如刀剐，害郎子弟水推砂。”其二：“鸦片烟，黏哚哚，吹上瘾，甩不脱，不是爹娘坑害我，我自搬石头自打脚。”这两首赶马人出身的瘾君子忏悔曲，一则深刻揭示了鸦片烟毒泛滥成灾的社会现实，二则映射出当时马帮参与贩运鸦片活动的盛行。
归而言之，历史上云南回族马帮营运的商货品种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到历朝历代关乎社会民生的所有物资。
五、结语
英国人类学家Edmund Leach在《文化与交流》（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1976）一书中谈到人类的经济交易与交流行为时，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局部范围的人类活动，可以作为从事经济交易的社会人的活动来分析。他们的特定角色和身份都是与准则行为相联系的这种经济交易，为我们弄清作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政治、法律和宗教制度这整个系统提供了线索。”[8]本报告集中考察的“云南回族”的马帮经营活动，可谓云贵高原这一“局部范围”里“从事经济交易”最为活跃的“人类活动”之一。云南回族作为云贵高原族群“部落”里加盟较晚（始于元代）的成员，其本身所具备的高起点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赋予了其多重独特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这些角色和身份，既有政治的、军事的，也有经济的和宗教的。其中的政治角色及军事角色，在700余年的历史变革中，曾经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朝易代而起伏跌宕。如元代以赛典赤家族为代表的色目人的特殊社会政治地位和军事身份，协助蒙古人治理了云南；明代以沐英家族为代表的对云南的经营；清季则成为当局公开屠戮的对象；民国初期成为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一分子；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56个民族家庭里平等的一员等。尽管整个族群的社会政治角色发生了大起大落的变迁，但是有两种身份却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回族人所扮演的“商业”族群和基本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的角色。从社会生存方式来看，农耕和营商始终是云南回族社会的两大主要生存模式。其中的马帮营运活动，不仅集中凸显出整个群体的商业品性，而且在沟通前述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甚而西亚之间广大区域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方面，始终是一支主要而不可取代的力量。倘若笔者前面假设的在这一区域曾经存在过以西南丝绸古道为标志的商贸网络的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云南回族马帮正是这张商贸网络的主要编织者。
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经济交易从来都是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社会互动的主要方式，经济交易中各族群普遍恪守着“互惠性交换”原则。就云贵高原的前述情况来看，一方面是其他族群在与回族马帮的商贸交易中获得了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有效地维系了各自社会的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回报，回族社会也同样从这种大规模的马帮商贸活动中，赢得了自我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空间，彼此构成了一种持久而默契的“互惠性交换”。
此外，云南回族基本全民信奉的伊斯兰教，相对于基督教、佛教来说，是一种主张“两世荣光”“两世并重”的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理念体系。这种穆斯林所独有的价值体系，从精神上又反过来强有力地支持了这项极端艰辛和充满冒险性质的长途马帮商贸活动。而西亚商路的开拓，却是云南穆斯林在完成朝觐功修初衷驱使下的结果。云南回族所独有、其他族群所缺乏的这种穆斯林人生价值理念，或许正是回族马帮的商贸活动及成就能够后来居上、青出于蓝的根本原因。
（注：本文主要根据笔者2001年2月间在滇南、滇中和滇西地区回族聚居社区的田野调查资料及参阅有关资料而写成。）
注释：
[1]汪大渊，《岛夷志略·天堂》，中华书局注释本，1981年；杨兆钧：《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
[2]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军：《大理白族“喜洲商帮”》，《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3]李焘：《云南买马记》，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注》，卷67。
[4]江应梁：《滇南沙甸回教农村调查》，见《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5]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6]姚继德：《云南穆斯林朝觐小史》，《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7]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8]〔英〕埃德蒙·李奇著，郭凡、邹和译：《文化与交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