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生光
回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一个民族，回族穆斯林遍及全国各地，而以西北地区聚居比较集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精神的长期濡染熏陶，使回族穆斯林的性格中特别表现出了坚毅顽强、吃苦耐劳、开拓创业的优良品质和对各种社会及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
中国回族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漫长的历史演变，在从军征战、流动迁徙、传教经商等一系列活动中，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的共同体，随之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经济体系，并且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整体经济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初落实和改革开放形势的向前发展，回族穆斯林经济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现在人们对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经济文化活动，也并不感到陌生，而认为是在一个多民族团结安居的国度里的必然而正常的现象。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寻找回族穆斯林经济的运行规律，探索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寻求与中国传统经济文化之间合璧并存、共同发展的内在因素，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的新课题，也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
回族穆斯林经济的结构特色和发展趋势，在中国无一不受到一种以大文化为背景的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大文化在认识上应当超越在一般意义下对“文化”形成的固有概念而赋予它新的内容，物质和精神领域里的各种活动及其表现形态都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回族穆斯林的经济行为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思想和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大文化作用中最突出的一面，它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在其经济活动中，在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严格地遵循教法规定的经济原则，受其规范，在诚实的劳动中既为国家民族创造物质精神财富，也为自己谋求“两世幸福”。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回族穆斯林经济优势必将更多的发挥出来，以它经久不衰的活力和广泛适应的特点，对中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应有作用。我们研究回族穆斯林经济的目的也在于此。近年来，在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涌现出的新景象，令人欣慰，备受鼓舞。本文就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建设上的适应性、灵活性特点和西道堂经济文化模式等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给以指正。
一、回族穆斯林经济的特点
（一）广泛适应性特点
伊斯兰教是两世并重的宗教，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教诲穆斯林：“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28：77）中国地域辽阔，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广大回族穆斯林，在所处环境上存在很大差异，他们怀着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走到哪里便把宗教文化和宗教制度带到哪里，他们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还得经常不断地协调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在社会、自然、人际、习俗、经济文化等方面，必须时刻注意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一种在进取意识作用下的适应性措施，回族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广泛适应的特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固守信仰，不适应环境，就会故步自封，丧失谋生手段和经营机遇，也就谈不上去开拓宗教事业。
回族穆斯林选择经济目标和活动方式，是在对周围环境的社会及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状况、与之相接触的其他民族的传统礼俗、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状态等因素全面考虑的基础上才得以确定的。伊斯兰教崇尚实业的精神支撑和心灵感召，使回族穆斯林不但能够顽强地立足于所处的环境之中，特别在其生存威胁严重、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并不悲观失望，失去生活的信心，而是在不断地克服困难，抵御逆境挫折增强适应能力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经济文化生活仍然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在中国只要有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地方，就有对他们产生凝聚力的伊斯兰教，就有伊斯兰教特殊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标准，也就会伴随出现受一定价值观念支配的经济文化的创造与交流。
清朝中晚期，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陕甘青地区回族穆斯林反压迫、反歧视、反剥削的起义后，免于死难的幸存者，几乎全被流放驱赶到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统治者想用这种办法削弱回族穆斯林对信仰的诚意，也使他们在背井离乡贫病交加的苦难迁徙中，孤立地走向自行涣散的绝望道路。这些饱经忧患的回族穆斯林并没有如清朝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在无声无息中默默消失，他们一方面坚持反对清廷的蹂躏迫害，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另一方面竭力适应客观环境，谋取生存力图发展。一群群携儿带女、疲惫不堪的迁徙大军，历尽坎坷之后终于在干燥的沙漠和黄土丘陵中停下脚步创建家园，屯垦牧养，发展农、林、牧业。即使现实严酷，条件恶劣，回族穆斯林仍然没有放弃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的努力。数百年后，那里又成了他们热恋的第二故乡。尽管受各种原因所限，回族穆斯林在那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缓慢的，造成了几代人生活上的拮据和紧迫，贫困依然对他们造成一定威胁。历史给回族留下的不幸和遗憾，很值得我们这一代穆斯林人去进行深刻反思。
明洪武年间，一支由回族将领沐英统帅的军队，开来洮州（即现在临潭）靖边，完成任务后，便把军队留下来实行“屯田戍边”、以农养兵的战略方针，军队中的许多回族军士，也解甲耕田，成了当地的农民。他们奋力垦荒，专以从事农业生产为根本，为后来洮州早期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据说这部分军队最初是由南京整编后，向西开来的。现在这里的回族穆斯林当有人寻根问祖的时候，仍然回答“祖上是南京人”。由鱼米之乡的江南富庶形胜之地，来到高寒阴湿丘壑纵横的空寂旷野，不光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而且要有对当地不同物质生活的迅速适应，其中转变之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适应洮州的风土人情，便创造不出绚丽多姿的穆斯林经济文化，更没有后来回族穆斯林作为最活跃力量的明清时代洮州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中国大地上笼罩着一片生灵涂炭的恐怖阴霾，西北穆斯林也深受天灾兵涡之苦。同治、光绪时期的三四十年里，洮州又连年遭到自然灾害的频频袭击，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其情景是：“同治兵燹，城池堡寨尽成灰烬，而洮地人民至今犹有孑遗者。”在这种情况下，一度出现兴旺景象的临潭的经济文化事业也急剧萧条衰落下去，人们对生活的出路产生了困惑。回族穆斯林们也从现实中领悟到单纯的宗教信仰又不能在短期内改变他们多舛的命运，因而感到莫可适从。马启西顺应临潭穆斯林的渴望心理，创立的伊斯兰教西道堂，是一个适应社会形势，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奋力图存的典型。他的成功就在于宗教和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融会。
有学者认为：“西道堂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利用宗教的旗帜把穆斯林组织起来，创建一种堪称楷模型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不能不说是西北地区乃至我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次标新立异。西道堂在旧制度下能够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就，其深层原因值得人们深入研究，那种能够吸引众多穆斯林并引起社会广泛瞩目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同样不能不认为是伊斯兰教义的一次胜利。”人们普遍相信：“伊斯兰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广泛的适应力”，而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的产生，便是这种广泛适应的结果。
（二）灵活多样性特点
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在虔信真主同时，也要积极地去发展经济。例如，《古兰经》便这样教导人们：“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当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62：10）伊斯兰经济体系中的回族穆斯林经济不属于那种价值意义不明显、社会效益不大、只对原料进行粗加工或者只进行简单交易、缺乏活力和生气的低层次经济状态。它在回族穆斯林群体形成后的六七百年时间里，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单一到多样的继承发展提高过程，并且逐步受到自己经济文化理论的规范指导，使之更加具备了向多元化、多层次方向灵活发展，为全社会服务的雄厚潜力；它的范围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感到对它的实际需要，因而穆斯林与穆斯林、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同胞之间，便有了以经济生活为纽带，互相联系活动交往的基础。它的行业种类并不拘泥于某种固定形式，而是于广采博纳因地制宜中构成了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民族经济文化大柜台，显示了回族穆斯林特有的创造能力和经营智慧。
有一种说法：“回回两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卖切糕。”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太简单化，这是对回族穆斯林经济不够理解，缺乏具体分析的表现。屠宰牛羊、切糕卖糕，只能认为是回族经济形态中的较常见现象，它不是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的核心和主体，也不包括它的全部内容。诚然，回族穆斯林由于遵循伊斯兰教基本生活原则和教法规定，在饮食习俗方面有严格的禁忌，并把它视做坚守信仰的重要表现之一，由此便出现了由一批人专门从事膳食服务行业，而孕育出来的源远流长的伊斯兰饮食文化，的确开辟了一个颇具风采的经济文化新天地。但是，回族穆斯林经济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它的外延也非常广泛。
区域性经济和特殊行业经济是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呈多姿多彩之势的又一重要特征。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分布千差万别，居住在各个地方的回族穆斯林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生动活泼的经济类型。城市的金银珠宝、玉器首饰、生活日用品的加工制造业，乡村的农业、饲养、作物栽培业，江南的丝绸、瓷器、竹编业，塞北的畜牧、制革、制毯业等，都有大批的回族穆斯林参与开发和经营。有的行业系回族人独家所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经营不替，由几代人辈辈传接承袭形成了传统。甘庸临夏广河的皮毛交易，其规模之大，居全国之首，几乎全由回族穆斯林经营，每次逢集成交都在五六十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