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寺宇建筑已有悠久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而兴起的清真寺建筑业，融中国传统古典建筑艺术与阿拉伯风采为一体，形成一个独特行业。在西北地区主要由民间的回族工匠进行设计施工，它在同行业中辄以佼佼峥峥之势盛行于广大的穆斯林聚居区。从清真寺建筑可以看出穆斯林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它是宗教兴衰的标志，也是经济文化繁荣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前洮州人在西藏、青海等地从事商业活动的也都是回族穆斯林，由他们联合组成强大的牛马驮运贸易集团，有时候联合起来的牛马队最多有上百支，行动起来浩浩荡荡长达十数公里，首尾不能相望，走在前面的一队到达当日宿营地点时，殿后的一队才准备拔锅启程，创造了甘青川藏商业运输史上的奇迹。
二、西道堂经济文化模式
从本质上讲，西道堂是一个伊斯兰宗教团体，《古兰经》、“圣训”原则和教法教规的各项具体要求在这里坚定不移地得到了贯彻和遵行。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回族礼俗和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制度，是维系这个大团体的成员之间和谐融洽人际关系的基础。然而西道堂又是一个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持积极态度，重视经济文化建设的社会实体。它的经济文化活动的特点是：
1.结构层次多、涉及面广，复合运行形成的经济实力，能够克服单一经济活动中无法解决的许多困难，弥补它的有些不足。西道堂除农、商、林、牧、副等主要经济类别外，还有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灵活性很强的辅助性经济成分，就各自承担的任务而言，已经初具社会分工的某些基本职能。
2.各业间的相互联系紧密，配合协调，综合功能易于发挥。各业虽独立运行，进行创收，但由于有统一的规划和调配，在人力、物力和资金安排上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因而经济秩序比较好。
3.量力而行，稳步发展。西道堂经济模式的建立，走过的道路曲折而艰难，经受过严酷的现实考验，经历了绵长时光的反复筛淘，通过在实践中的矻矻摸索，才得到了应得的结果。从创教初期集体经济的萌芽状态，到宗教盛行之日经济文化的蒸蒸日上，无不倾注了每一个成员悉心培育的甘苦和心血。它在历史的风潮中几经迭起，毁而复生，迈出的每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在制订经济计划时，所持态度特别慎重，权衡利弊，量力而行，稳步实施。它的发展过程显示出基本的阶段性规律，在每个阶段里，都有适当的增加或扩大。例如，农业中各乡庄基地的建立就有先后大小之分，先在宗教发祥地的旧城筹建，然后才逐步向乡下扩展，在时间上相隔将近半个世纪。其他如森林的购置，商队的组建也都是按阶段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受大的挫折或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大部分经济部门的运转都比较正常，能取得一定的实质效益。
4.重视对管理人员的培养。西道堂经济结构庞大，系统性强，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需要常感迫切，因此培养必须及时，选拔务求准确。采取的办法：一是发展教育，提高教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历任教主都不遗余力兴办教育，修建各类学校培养知识人才，特别重视妇女教育。西道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而有较强的经济信息的分析反馈能力，使其在广泛的经济交往中，易处在比较主动的位置上。二是在实践中培养，增强其办事才干。如选用一个农庄的负责人，除了为人忠厚、廉洁奉公等先决条件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经济活动常识，并曾协助某一经理管过一段时间的农庄工作，证明有实际能力后，才予以选任。三是在外地当学徒，学本领。在别人开办的企业中协商派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去工作，边当学徒，边学生意，几年过后直接经商。四是在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西道堂在北大、兰大等10多所高校输送学生进行培养。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毕业后走上了行政、学术研究或教学岗位，但对发展经济文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的人退出政界或不事教育后，便参与经济活动。
5.因地制宜分类经营。在西道堂经济体系中农业最主要，商业最活跃，林业最富有。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农业是西道堂一切活动的基础。西道堂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对农业、对土地感情极深，他们下地干活，亲自耕耘，显示了“要吃饭自流汗”的吃苦耐劳精神，他们也希望通过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来实现作为宗教信仰的朴素理想。西道堂以特有的气魄和准确的预见性，不借投入巨额资金来建设农业基地，到1943年西道堂经济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光粮食一项年总产量就达90多万公斤，分布在全县西部农业区的13个农庄和4个农业经营点上，有将近千人左右的劳力，协同耕作在上万亩的土地上，供使役的畜力就有500多头。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西道堂大农业依靠经营上的成功，战胜了各种不利因素的困扰和制约，取得了长足发展的主动权。在过去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王国里，西道堂大农业机制的创建，的确是一次重要的革新，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在不景气年份里对农业急遽衰退现象的遏制作用，找到了一条振兴农业的新途径。对西道堂来说“没有农业做坚强后盾，也不可能有以后商业和其他各业的发展，西道堂经济的起步，主要也还是从先解决参加大集体的几百口人的吃饭问题入手的，后来即使在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点在全国各地布成，经商收入源源不绝，其他各业也得以蓬勃发展情况下，西道堂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农业的重视”。
西道堂活跃的商业经济的兴起，得利于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条件，临潭古称洮州，地处青藏高原向低缓延伸的山丘地带，旧城又是明清时代洮州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交通比较发达，成为当时沟通藏区与内地联系，促进民族贸易发展的枢纽之地。第二，明初官办的“茶马司”开设以来，逐渐与民间的交易相结合，形成了地区性的集市贸易，为商品交换提供了便利，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商业化程度，旧城在农商结合中演化成一座“无人不农，亦无人不商”的边陲重镇。第三，回族穆斯林的经商传统，得到了适时的发扬。伊斯兰教重商崇商，鼓励人们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在恪守商业道德和公平交易中参与竞争。商业和伊斯兰教有着深远的历史关系，商人的地位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因此，回族穆斯林经商便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临潭回族居住比较集中，因此，在穆斯林中容易形成经商气候。第四，西道堂的组织形式和经济体制的建立，正是在人们经历贫乏穷困的精神物质生活的长期熬煎后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复兴最迫切、最觉需要的时候，再加上它那由一批有较高素养的人组成的经商专业队伍，在开辟商业市场初期克服超常物质困难的忍耐精神和灵活机动的经营方式，使其商业经济实力在短期内就获得成倍的增长，而且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坐商、行商、季节性商业和与人合资等不间类裂的经商特色。到新中国成立前，西道堂商业已发展到坐商15处，所占铺面300多间，拥有流动资金白洋30多万元，行商驮队20多支，驮牛2000余头，马数百匹，流动资金白洋50余万元之多。又和北京的“永盛和”、陕西的“恒顺昌”、山西的“永德全”商号及四川、西藏、青海的藏民经商大户等都做过大宗的合资生意，并与德商“普伦洋行”建立了商务关系。这些商号、驮队、零售点经营着百十多种各类商品，并且遍布在全国各地，组成了畅通无阻的经济信息联络网，通过迅速反馈，使流通领域越来越活，贸易渠道越拓越宽。
西道堂拥有横跨碌曲、夏河、卓尼、临潭四县的13座林盘，数万公顷面积的森林资源，是一笔无法估算的巨大的物质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全部奉献给国家，成为洮河林业局的主林区，采伐40多年未尝枯竭，依然树盛林茂，浓荫蔽日。
西道堂的牧业、副业和其他经济行业，也都有一定的经营规模，但其主要作用是以配套服务为目的。
6.西道堂在物质消费上实行供给制，并且除了一般的供给办法外，还有一套生活福利保障措施，使教民中的婚丧嫁娶之事、鳏寡孤独者的赡养抚育、住房分配、儿童免费教育等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妥善解决。西道堂的物质文化财富系广大教民共同劳动创造和积累的，属集体所有，用在有关大家利益和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公益事业上，不允许个人占有。这一点已明确记载于它的创教宗旨里。有一件小事在此顺便提及：1946年马明仁教主归真后，一次，有人拜访敏志道教主，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在西道堂的所有财产中，属教主的有多少？”敏教主回答道：“道堂财产归主道所有。属教主个人的只有三样东西—太斯毕亥一串，太斯达然一条，手杖一根，除此而外别无所有。”听者闻后，慨然叹息。
西道堂经济文化体制，是在中国传统经济文化思想和伊斯兰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制约下，在特定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和自然地理等环境中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前私有制经济盛行的空间里创造一个公有制经济的模式，在经济文化活动滞弱、信息闭塞的大西北，树立了一个开放经营、综合发展的宗教、经济文化的实体形象。
三、充分发挥穆斯林经济文化传统走向21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社会攻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和其他民族之间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回族穆斯林以主人翁态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民族经济文化的光荣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私有经济受到冷落和批判的时候，中国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事业也在迷惘中徘徊，从而也使中国整个的国民经济建设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经济文化活动也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兴起，个体经济、私有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同样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保护，广大回族穆斯林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唤起了进一步振兴民族经济文化的热忱，许多穆斯林经济文化实体引人注目地相继出现在祖国各地，并且争取机遇向边境和国外发展。在边境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回族传统经济文化的优势，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穆斯林将以更加豪迈的姿态，走向21世纪！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