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清真餐饮业。回族因饮食禁忌而在牛羊肉和家畜肉类烹调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苏南回族继承了历代饮食烹调的丰富经验，又创造出新的风味，从而形成独特的清真菜系。它同汉菜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但由于选料有别，又各自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特色。江南回族的清真生熟食品广受汉民喜爱，生意兴隆。主要原因有三：首先牛羊鸡鸭全是活口，必须经阿洪宰；其次食品大众化，薄利多销；再次是用料讲究、精美可口。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回族总人口3万人中，从事饮食行业的有近万人。南京、苏州、镇江、常州等城市的回族餐馆终日食客盈门，营业时间多至深夜。苏州的申源楼可摆放100张宴席，是当时最大的饭店。
南京的老宝兴、马祥兴，镇江的元兴、大兴、九如等都是当地久负盛名的大饭庄。
6.中医药业。唐时，扬州就有“胡店”出售药材、香料。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设“广惠司”，专以阿拉伯医生治病、专用回回药物。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北京及多伦各设“回回药物院”一所，专卖“西药”并有回回药方翻译出版！[13]直至今日，苏南以及全国的中医药界，仍在大量使用回回药物。苏南回族商人经营中医药的极多，南京的杨武世代兼营药业，开设生生堂中药号；上浮桥的接骨世家梁氏明初就在南京名声显著，在继承家传中又吸收中国传统医药精华形成了独特的正骨技术，成为中国医学宝贵遗产之一。常州沙氏善于泡制中药，西门外直街有许多沙氏经营的中药铺。苏州的许晏清也是中药界的知名人士。中医药本薄利大，他们把赚到的钱再投入中药店，使生意愈做愈大。
三、苏南回族商帮的长足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近代商业，尤其是江南一带已服务于产业资本，参与产业资本的利润分配，初步具有了资本主义性质，交换的两极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与手工业者的简单交换，而是产业资本为主的近代工业与城市消费者间的广泛交换。苏南回族商人的经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为外国产业资本服务的洋货经营；一是为民族工业服务的商业。
1912年津浦铁路、沪宁铁路的相继通车，动力船只在长江、大运河上的增多，也为苏南回族商帮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表现在：
1.江南回族买办的出现。买办是指外国资本家设立的银行、公司、商业机构中被雇佣的中国经理，外国资本家利用买办的销售网打开中国市场。镇江的童楚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1924年4月“兹因徐州府区主任傅兰雅君，因事告退，总公司特任童楚江君以承其乏。童君饱学多能，声誉久著，此次擢升此缺，必能游刃有余地”[14]。童楚江开始走上买办道路。后来童楚江在南京开办了久大烟公司，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英美烟公司出于对童楚江的信任和器重，将南京区香烟的推销和管理工作，全部交给了久大烟公司。下辖芜湖、清江浦、蚌埠、南京、太县、镇江、安庆、徐州等8个段，地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4个省，辖包括甲级经销商合肥等35个、大经销商南京城等83个及235个小经销商的庞大垄断销售网[15]。
除了充当为外国资本主义销售的买办以外，苏南回族商人还有一些人做了外国资本家在上海设立洋行的买办。洋行是向中国倾售商品并掠夺原料的商业机构。苏南回族商人从事这一职业比较有名的是马晋卿。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晋卿将绝大部分资金转入对外贸易，主要是为英法等国供应军用急需的牛羊生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多时间里，马晋卿处于垄断地位，当时有“马晋卿不到场，洋行不开盘子”[16]的说法。其分号遍及半个中国，主要有：
（1）沪宁线。有南京、和县、六合等点，设昌记号，经理分别是熊洪贵阿洪、金元忠、达应庚。
（2）津浦线。有蚌埠、徐州、皖北等点，设厚记号，经理分别是李幼三阿洪、武文连阿洪及杨益三（马晋卿的表弟）。
（3）陇海线。有开封、洛阳、郑州、许昌等点，设志记号，经理分别是郭子良阿洪、王四阿洪及李光华、马泽民。
（4）京广线。有汉口、老河口、漯河、周口、驻马店，设晋号，经理分别是刘耀三阿洪、马骏斋阿洪、王大明阿洪。
（5）川滇线。有昆明、成都等点。在昆明设懋和号，经理是改实君，辖广西海防。成都设晋昌厚号，经理为杨蓝田、改春庭，辖重庆、自贡、宜宾。
（6）山西线。设晋号，经理为尹光宇。
马晋卿充分认识到回族基本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现实，故在全国各地聘请阿洪做经理开展业务。做全国性的牛羊皮垄断性贸易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意义远超过买办阶层为回族带来的巨大财富。
2.集团性的加强。集团性加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联号制形式的出现。这种联号，是指一个财东出资对所经营的在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加以管理的一种体制。如马晋卿，除在中国当时四大铁路干线及公路干线设了不同商号外，还投资于香港、科伦坡、常德、沈阳、无锡等地，分别从事进出口贸易、木材砍伐及开设缫丝厂等。马晋卿聘请至友刘彬如为协理兼财务总司。在至亲中起用二外甥郑敬五、姨表侄武子超分别掌内外账目，同时聘北寺三掌教刘耀卿阿洪、四川周子宾阿洪及杨福州为襄理，协助刘彬如处理公司事务。至此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商号在上一级商号的领导下，无论在信息互通、物资采办、市场销售上都负有责任感，富有敬业精神，使各企业面临困难时渡过难关，面临机遇时又能牢牢把握住。
这里将马晋卿总部隶属关系图示如下：
苏南回族商帮集团性加强的另一种表现是股份制的实行。把商号的经营与职工的利益联系起来，调动了经理、职员、学徒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苏南回族商人在同业中增强了竞争力。
3.活动地域的扩大。清代苏南回族商人的活动范围大致在长江下游地区。到了民国初年，范围扩大到大半个中国，同时还把势力延伸到香港、南洋等地。镇江的回族铜锡五金业垄断了长江流域自重庆至上海的此类店铺。镇江在上海的铜锡五金业有湧兴裕号，专营进口五金，此外还有华兴、复兴、福裕、祥康等五金店；在南京有鼎裕、德泰昌、正大、复裕、泰康、恒大、立大等铜锡五金店；在南通有协慎昶号铜锡店，在丹阳有江恒昌铜锡五金综合商店，在金坛有泰祥分店；在芜湖有谈湧昌、湧昌西、谈湧茂、湧茂昌、福茂恒、湧新昌、永大昌、新昌等商号；在安庆有湧兴德铜锡五金店；在九江有湧兴裕五金号；在汉口有恒源义铜锡器皿店等。此外镇江的回族铜锡五金还遍布浙北、皖北、苏北、鲁南等地。镇江回民像其他行业一样冲出民族界限，其消费者多为汉族[16]。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苏南回族商帮经营的烟、珠宝玉器、古玩字画、钱庄、皮货也遍布南半个中国。可以看出，苏南回族的商业活动已有大幅度的扩大，并发展到国外。这是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无法相比的。
4.经营项目增多。苏南回族起先主要经营的传统行业如珠宝、玉器、字画、古玩、香粉、铜锡器皿、中药材、酱园、餐饮、旧货、绸布等[17]，大多是汉族人不愿做的行业，不是利润大风险也大，就是仅供本民族的消费。到了20世纪初，苏南回族商人为了生存、发展，便把视线放宽，投入到与本民族风俗习惯无关的行业如五金电料、玻璃、百货、煤炭、书店、五洋、面粉、米店、盐、钱庄、典当、废品、荒货、西药、浴室、杂货、估衣、拆衣、拆皮、柴篷、茶水炉、书场、炒货、糕点、火面店、饼馒店、蛋行、鱼行、丝行、鲜货行、北货行、黄包车行、蒲包行、报关行、印书馆、照相馆、旅馆、茶坊、糖坊、牛皮羊皮、磨坊、宰牛坊、石油、烟草、林业、园艺业等50多种商业中[18]。江南回族在手工业上也开拓了新的领域，包括洋布、钟表、木材、有机房、毛巾、织袜、丝线、糖果、饼干、挂面、豆制品、制镜、纽扣、竹器、藤器、漆器、石料、裱画、酿酒、灯笼、白铁、建筑、无线电、刺绣等20多种。
回族人民具有经商的天赋，有“十回九商”之说。苏南回族在20世纪初不过4万人，却经营着100多个行业，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极为罕见的，既有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崇商、重商因素，也有苏南回族自移居以来从没有从事过农业的因素。
5.经营管理的制度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南回族商帮生意越做越大，近代化的管理也随之出现，分为对掌柜、店员、学徒的管理、培养和对账目的管理两大类。劳动和生活管理一般称为“铺规”，店员和学徒必须从准备开门营业到闭店，不间断地紧张劳动。其余时间也不自由，要为东家、掌柜做繁重的义务劳动，并且不准在营业室过夜。早晨集体进柜台，晚上同时离开柜台；不论营业闲忙都不准在柜台上阅报读书，不准营业时会客。在生活方面有：不准随身携带钱款，有钱必须寄存账房；不准相互馈赠；不准外出游玩、看戏；不准吸烟、饮酒；严禁吸食鸦片、赌钱、嫖娼。在信仰方面：对掌柜、店员、学徒等虔诚穆斯林礼拜给予方便。
对店员、学徒的培养，也是各商号东家重视的一项制度，意在培养人才。学徒要进店必须由亲友介绍并取得保人，经面试、口试后，才能进号。如果学徒发生问题，东家就找保人追究责任。店内一般是让资历较深者带学徒，主要学习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业务学习；二是职业道德。学徒期一般为3年，合格者留聘。学徒在学习期间无工资，东家只提供食宿、剃头、洗澡、买日用品钱。对店员有的是年薪，也有月薪的。“在银价贬值时，一般是每月给100斤大米”[19]。
苏南回族商帮各商号的号规略有差别，但各商号强调严守号规却都是一致的，对违反号规的，轻则体罚，重则出号。
在账目的管理上，各商号也有不同。大的商号多以账目盈亏定功过，但也注重商号的整体利润。在各分号中，如有的为了谋取局部利益，玩弄一些手段而危害商号的其他分号利润，则另当别论。中小型的店铺，多仍是家店不分，财物可相互挪用[20]。
四、苏南回族商帮经营活动的特点
1.血亲网式的集团性经营出现。回族具有世代相传的经营手段和生存手段，使他们的生存能力特别强。这使国内众多回族以家庭为单位向经济发达、社会相对安定的苏南迁移。“正因为如此，迁移活动的频繁成为回回民族的一大特色。”[21]到了19世纪末20世初，随着苏南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苏南回族的移民特点已完成了由人口学移民转移到经济移民的转换过程。“这个转折性的变化，犹如社会指示器，它里边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22]《古兰经》鼓励远行经商，信仰伊斯兰教的苏南回族遵循这一点。苏南的回族人每逢战乱、天灾人祸时有一种习惯，便是顺流而下去开埠后的上海，或溯江而上，在长江各繁华口岸定居下来；还有的回族则沿着大运河迁移各地。各地回族移居苏南地区，也扩大了苏南回族的经营范围。这种全家迁移的“人口学移民”构成了苏南地区回族移民的主体，它使苏南回族的血亲网扩大到北至长城，西达成都，南到福建的辽阔地带。
镇江回族移民的转换具有典型性。据《同治辛未年重叙世耕堂杨氏族谱小引》及《金氏世耕堂族谱世系引》，他们的先民分别是唐代、宋代从西域迁来[23]；清初贡、谈两姓分别从河南凌县和广东广平郡来镇迁来[24]；太平天国时期，迁居镇江的有山东省台尔庄的守仁堂花姓、忠恕堂华姓、天锡堂法姓；在这一时期还有怀德堂马姓从陕西迁来、世德堂戴姓从安徽和县迁来[25]；省内更有十余个家族移民前来。苏南回族也以家族为单位，沿长江上溯重庆、汉口、芜湖等地，顺流而下至上海；沿大运河的迁徙则呈纵式分布。到近代演变为以发财赚钱、谋生养家为目的，单身流动为特征的经济移民。“人口学移民”“经济移民”使江南回族集团商业活动是以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下的血亲形式出现的。例如镇江杨伯山家族以血亲的形式垄断长江中下游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地的铜锡业。大久烟公司的经理童楚江大量任用镇江的亲属控制了销售网中的关键位置。
2.借助伊斯兰文化，展开商业竞争。苏南回族除了与汉族一样有亲属群体意识之外，他们还有特殊的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意识。到了20世纪初已有部分商品意识超前的苏南回族商人开始探索借助伊斯兰教在全中国建立庞大商业网络，闯出了一个全新的集团经营方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马晋卿为了垄断全国的牛羊生皮出口贸易，他在全国的主要牛、羊皮产区广聘阿洪为经理主持各地商号的日常工作。马晋卿认为他们是为真主办道的人，具备高尚的品德、广泛的号召力，他们肯定比普通人工作得更好。“在欧战的四年又三个月中，先严在上海牛羊皮出口量，居于垄断地位，”[26]马晋卿的这一探索是苏南回族商人借助伊斯兰开展集团式垄断经营的尝试，在回族商业史乃至中国商业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