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垄断传统行业市场，赚取巨额利润。苏南回族商帮获取巨额财富的手段就是坚守传统行业，牢牢地控制、垄断本行业市场。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分析、预测，跟上时代步伐，把资金转向新兴行业。以珠宝玉器业为例。南京、苏州的玉器商人在两地都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玉器行业利润一般都在500%以上，但风险也很大。购货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购到外强中干之料，血本无归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也是汉族人很少涉及这一行业的根源。从事玉器业须具备财力、眼力、魄力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其艰险在于要过好竞购、解剖、销售三个关口。竞购完全凭自己敏锐的眼力、丰富的实践经验，一是看色润，二是看质地，三是看水头。在封建社会还会受到黑社会势力的干预，有时不得不退出竞购队伍。上海巨商马晋卿告诫后人“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事必实践而出真知，今后凡重价购买之材料，宜慎而又慎也。”[27]从事多年玉器行业的马晋卿购货也有过失手。1933年，云南玉石商人徐友藩，携一件十多斤的玉石，这件材料与众不同，绿色浓、水头长、洞眼尽开。马晋卿以12万元买下，解剖后发现玉质极差，只能做低档货处理，损失极大。苏南回族大商人多起于玉器行业。“吾教商人，除少数从业洋货、五金、颜料及银钱业之外，其大多数则为珠宝、翡翠及古玩商。此等商人大多数资本雄厚，实力庞大，堪执沪市该行业之牛耳。”[28]这一行业使江南回族商人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4.因时因地而变，经营着不同的行业。苏南回族商人在苛捐杂税沉重、封建关卡林立的双重压力下，在不可捉摸、不可预算、不可知的商战中为了生存、发展就必须不停地调整经营、探索新的商路。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苏州的玉器公所避难到上海经营，此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的商业经济中心，苏州的珠宝商因此得到巨大发展。“江苏各地来上海的穆斯林，初期是从事皮货业，后来改营珠玉业、古玩业、鸡鸭熟食业、手工业及进出口贸易等。”[29]南京蒋翰臣在太平天国战事后，贩运紧销物品食盐溯江而上，返程时带回长江下游地区急需的各种土产、竹木、桐油、生漆、棕麻、药材等多种民用品，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后，与邑人刘鉴中合资开办了“春生鉴”号，经营绸缎业，由于经营有方，获取了丰厚利润。1894年，由于绸缎生意滑坡，“春生鉴”号自行歇业，于是在长江中游地区经营典当业和盐业。1897年，蒋翰臣赴日本考察，开阔了思维，拓宽了视野，发现国外大的企业集团多是以地产业暴发，上海是帝国主义国家活动频繁的城市，已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商业中心，势必地价陡增。他临终前遗嘱后人到上海从事此业。1910年蒋氏举家迁居上海，全力从事房地产业，把资金分别投资于当时的近代化大型企业：苏伦厂、苏丝厂、南通大生丝厂、安徽裕纱厂。
五、苏南回族商帮的商业道德
1.以诚待人。守信不欺、不断提高自己的商业道德是苏南回族成功之道。江南回族人在经商中买卖公平、分量足秤。他们遵守“圣训”中的规定：严禁抬高市价、强售、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等，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应遵守商业规范。债条登记规范、禁止重利等对江南虔诚的回族商人有一种约束作用，使大多数回族商人遵守商业道德，回头客多，路子越走越宽，生意日渐兴隆。规范经营、诚实经商使其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商业团队。
苏南回族商人继承前辈诚实经商的传统，尊重顾客的权利和利益，认为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商人只有诚实不欺并且替顾客考虑着想，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2.以信接物。苏南回族商人的伊斯兰教商业道德以义为首位。认为获利要和信道、正义相结合，才受到支持和鼓励。以活动在江南地区的历代穆斯林商人为例，黄休复《茅亭客话》称赞“以卖鬻香药为业”的波斯穆斯林商人李玹“举止文雅，颇有节行”[30]；“五代时国王喜欢波斯女，而宋时宦族亦嫁大食人。”[31]“上今委南夫劝诱亚里归国往来干运蕃货，故圣谕及之。”[32]亚里在中国娶妻生活，长期不归，皇帝派人劝诱他回国贩运蕃货，“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国际贸易上地位的重要”[33]，也表明皇帝对他经营的信赖。
苏南回族商品经济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在回族人的商品交换比较发达而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流动量不大等特定的经济背景、社会背景下，必然会过渡到具有适应商业经济的时代性、社会性。如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凭约守信、合理竞争等符合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20世纪初，苏南回族商人的伊斯兰教道德观已经系统化、理论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内容，中国当时的其他“商帮”只能是望其项背。新中国成立前做生意一般是赊账，逢端午、中秋、年终三节派职员分赴各地赊销店家要账，由于天灾人祸或客户经营不善可能造成死账。1931年，苏北发生特大水灾而“倒账”，苏南回族商人宁愿别人倒自己的账，对特约经营的厂家均按时付了款。在九江开设湧兴裕五金号和华康百货号的金浩如与一些特约经销的厂家因抗战发生而中断业务，他仍还清货款，并声明待时局承平后保留其独家经销权。金浩如20世纪20年代在九江开设了厚生典当行，典当利息是月息二分，比当时土财主放的月息五分的高利贷少得多，因而顾客盈门，生意十分红火。后不幸遭雷击起火，全部质押品被焚。按当时典当行业“天灾人祸、各凭天命”的惯例，厚生典当可以推卸赔偿责任，但金浩如却决定按当票全部赔偿损失，一次性支付赔偿费万元以上。凡此种种，无不表明苏南回族商人把“信用”二字视为重要的商业道德，并尊重顾客利益；也反映了苏南回族商帮的商业道德已达到相当高的层次。
3.礼貌待客。苏南回族商人注重店员形象，由于店员内以回族人为主，自然多讲究清洁、勤快。店员、学徒集体去柜台前都要刷牙，东家不准店员、学徒吃葱、蒜等味道大的食物。顾客进店时，店员必须挺身站立，神态要“礼貌端庄”，并和颜悦色地询问顾客要买什么货，给顾客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针对不同身份的顾客，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特殊顾客上门多采取专人跟班售货，照顾顾客：端茶、倒水、点水烟等好好侍候；对普通顾客采取“人盯人”的办法，顾客进门后学徒立即跟上来，顾客要什么拿什么。谈生意时，“须要花苗，立如胶漆，口甜如蜜，还要带三分奉承，彼反觉亲热，买卖相信”。对压价的顾客，笑脸相待，推之以理，详之以情，切不可“浮草大意，回他去了”。“宁做一去百来之商业，不做一去不来之商业。”在九江负有盛名的“湧兴裕”号制定了这样的店规：“生意不论大小，一律礼貌待客，如有违反，轻则扣薪，重则歇生意。”[34]可见，当时的回族商人对此的高度重视。
4.和气生财。“接待顾客时，无论是盗贼、乞丐买货都要殷勤接待。商店有时也受到官绅、胥吏、流氓的欺诈、欺骗，需经常保持警惕防御态度，无论他们讲什么，都笑脸相迎，殷勤侍候。对不熟悉的顾客，‘要有三分追踪’；对使用假钱假银，也‘绝不可面斥为铜’；对交易未成或专来游览的顾客，讲究‘买卖不成仁义在’，不得罪他们，以便将来好做生意。”苏南回族商人本着顾客至上、客为衣食父母的原则，尽心尽力、耐心服务，绝不使顾客生气，尽最大努力把生意做成。
六、资本的去向和历史作用
苏南回族地处旧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带，也是帝国主义工商业冲击最凶猛的地区。甲午战争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投资总共不过2.3亿美元[35]，其中工业投资仅占1.4亿美元。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投资额成倍数增大，从而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各帝国主义国家1902、1914、1930年对中国的工业投资分别是15.93亿美元、22.55657亿美元、34.87559亿美元[36]。1895～1913年间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超过10万以上的有136家，其中资本在50～100万元以上的有23家，资本在100～500万元的有19家，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有3家[37]。大量的投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面对民族危亡，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救亡图存意识的思潮与运动影响下，回族巨商开始把商业资本转移为产业资本投资于中国的近代化企业。
1.纺织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到中国的航线不畅，外国棉纱输入锐减，引起国内纱市飞涨，出现了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各纱厂都能获得意外的厚利[38]。南京蒋氏家族第四代蒋家淦抓住时机投资于当时近代化大型企业：苏纶厂、安徽裕中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