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毛业、手工制作业等，也是上海回族从事经济活动中较有影响的行业。皮毛业主要由河南籍回民创办，到20世纪40年代已开办了10余家，多集中在市区商业繁华的东新桥一带。该行业一直相沿到1958年合营以后。手工制作业在上海回民中发展较快。上海天禄制鞋厂生产的各色棉布鞋在沪上享有声誉。还有回民开办的协兴电机厂、汉利制药厂、大华金工厂、伊斯兰医疗机械厂、恒兴帆布厂、协丰电机厂、大生电镀厂、合成糖果厂，以及丽美印刷厂等。印刷业在上海回族经济活动中较有影响，多为小型手工业工场，据统计，有字号的户数10余家，近200人从事此行业，他们多系安徽籍回民。
上海回族经营的行业字号，还有庆余烟号，其经营的烟草业范围比较广，在上海颇有名气。1934年在城内有一家礼品业——回教和平喜嶂局，经营内容有贺幛、对联、银盾等，生意比较兴旺，在回族经营活动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花纱业方面有回族经营的春源祥纱号、永春纱号；医疗业方面有宝华药店、国际药房、中法大药房等；房地产业是近代上海的一大新型行业，多为回族商界大户经营，他们资金雄厚，影响甚广。回族知名人士、文人金祖同，其父辈创办“上海中国书店”，为传播回族文化、开展伊斯兰教学术研究作出积极贡献。金祖同本人还撰写了许多篇伊斯兰教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回族刊物上，如著名的《谈伊斯兰书志》，洋洋2万余字，介绍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各类伊斯兰教著作等。
总之，近代上海回族的经济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为国内回族所注目，同时，也为近代上海的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
自开埠以来，上海回族的经济活动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程。他们打破传统观念，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奔波于繁华的大都市，为发展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近代上海回族在经济活动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回族实业家，他们代表了百余年上海回族生存、发展的全过程，正是有了这些回族中的中坚力量，近代上海回族的生存、发展才有了希望
精通金石书画瓷铜古玩的回族老前辈哈少夫（1856～1934年）为了争得回族在上海的社会地位而辛勤地奔波了一生。他的虔诚功修，乐善好施，受到人们的敬重。他是上海清真董事会（1909年创立）、中国回教学会（1925年成立）创始人之一；他为创办上海回民子弟第一所完全小学——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1910年创办）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28~1938年）以及敦化小学（1931年创立，后为中小学，今上海市回民中学前身），不辞辛劳，奔走集资，完成了美好心愿；在他的倡议下，集资建成了上海日晖港清真别墅、真如清真第二别墅、小沙渡清真义冢等；他成功地主持了1932年上海回民开展的反对民族歧视、宗教歧视的“护教”斗争（指《南华文艺》、“北新书局”侮教案），赢得了沪上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展示了上海回族人民的力量和斗志。上海的回族商界知名人士蒋星阶、金子云、蒋长路、马晋卿、杨叔平、马长生、答容川、李鹊成……他们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创办了一批回民商贸企业，从而增强了上海回族的经济实力。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浓郁的宗教情感。尽管他们各自从事的行业具有各自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背景，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和心愿，就是将挣得的钱财用于伊斯兰文化事业，培养众多的回族专门人才，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近代上海回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在回族的经济活动中，富有民族风味的清真食品在繁华的上海食品市场，独领风骚，这也是上海回族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特点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各个地方的风味食品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纷纷云集沪上，可以说是五彩缤纷，百花争艳，誉满浦江。单就风味菜而言，就有京、广、扬、川、苏、锡、杭、甫、徽、湘、潮、闽、豫、本地（亦称“本帮”）、清真、素食等15个帮系之多。其中的京、广、扬、川、本地为各帮之首，是上海滩的五大风味菜。然而，清真风味菜虽然在沪登场较晚，但其影响不亚于其他各帮。开埠以后，随着全国各地穆斯林的移民上海，各地方的清真风味菜肴和烹饪技艺，引进沪上，组成了上海清真菜系。上海的清真菜，在它落户上海地区的过程中，以严格恪守民族风俗习惯中的饮食禁忌和博采各民族及上海本地各名家烹饪技艺之所长，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它以鲜明的清真风味和民族特色而别具一格。其特点之一是以清真“刀口”的牛羊肉和沿海水产品为主料，咸甜分明，口感清澈，色鲜香脆，明油亮黄。烹饪技艺以扒、烧、溜、烤、爆、炸、炖、烩、涮等著称于上海滩。作为上海的老顾客，大概没有不知道大世界附近的洪长兴羊肉馆，如今它已达百岁高龄，是清真菜馆业老牌中的老牌了。它以久负盛誉的上海名“测”——涮羊肉，享誉海内外，以名传遐迩的“羊八样”称誉沪上。如今的“洪长兴”是一座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拥有700多平方米店堂的清真馆。最近，它在“94'全国首届清真烹饪技术竞赛”比武中荣获金牌5枚（全市获9枚）、银牌1枚（全市获6枚）。该店精制的盘丝饼，还获得全国清真风味名牌食品认定奖的殊荣。当年的杨同兴牛肉馆（约在1906年开办），以大焖子灶具烹煮牛肉而闻名上海滩。其炒菜汤料、牛肉煎包、锅贴的拌馅等，均用牛骨熬成稠汤配成，味道鲜美，具有较高营养价值，为人们所称道。上海的南京板鸭、盐水鸭、油淋鸡等，以其特殊的操作技艺，多年来，在沪上为回民独家经营。大兴清真食品店的黑麻松饼、桂花蛋糕，翠文斋的“京八件”、蜜三刀等，闻名江南，至今不衰。众多的清真风味小吃，更以它清秀淡雅、口味别致而为沪上市民所欢迎。
（三）在上海回族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也有所增强
19世纪中叶以后，尽管上海地区的回族总人口还比较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也不足2万人，然而，上海回族穆斯林已创建了20多座伊斯兰教寺院——清真寺。它们在熙熙攘攘的上海滩，在居住着众多非穆斯林的大都市里，成为闹市中的一片圣洁的净土。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圣洁之地。回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文化观念、行为规范、习俗礼仪等，无不与伊斯兰教和清真寺紧密相连。因此，历史上清真寺曾经是回回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的中心。至今，它在回族的社会心理及宗教生活中仍占据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回民集中居住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近代，上海回族的经济活动是在艰难与风险中渡过的，虔诚的信仰使回族穆斯林时时刻刻都在真诚地祈求真主安拉的慈悯，一旦他们获利时，便自发地感念真主的恩典，自愿地将经营中的盈余奉献给清真寺，并施舍、济贫，兴办伊斯兰文化事业等。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1938年回民珠宝商马晋卿，以74000元（老法币）从港商手中购得200多斤重的一块翡翠巨石。巨石运至家中，对其中有多少翡翠，众人都心中无数。这时，马晋卿便率众来到清真寺，换水、礼拜，祈求真主相助——锯石验宝能够成功。此刻，他举意：“如获成功，定将一半金钞奉献给真主之道。”果然，锯石后竟然得到硕大优质翡翠，价值百万计，顿时成了上海回民中间流传的一段佳话。嗣后，马晋卿奉献巨款，资助回民的文化教育事业。1917年，回族商界知名人士金子云，出资银洋1.2万元，购地2.4亩花园住宅，捐建清真寺（即今小桃园清真寺），为该寺创建人和社首（1917～1937年）。在他主持下，又于1925年重建了小桃园清真寺（他为重建寺院捐款1万元），使之成为上海规模较大、具有西亚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寺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上海城区建造的草鞋湾清真寺（俗称“南寺”）、福佑路清真寺（俗称“北寺”）、清真别墅（即日晖港清真寺）、墩基弄清真女学等所需经费，基本上都是上海回族古玩业、珠宝业及其他行业的经营者们捐献的。从事清真食品业的回民，他们把经营的盈余集资建造清真寺，上海的斜桥清真寺、重庆路清真寺、汾州路清真寺等，都是他们兴建的。另外，他们还热心于回民的慈善事业，为解除回民的各种困苦和回民子弟读书学文化等，办了许多善功。
从近代上海回族的经济活动中，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散居在大都市的回回民族，能够发展至今，尽管他们人口不多，又在汉族的包围之中。然而，他们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意识，这大概就是散居民族——回族的一个重要特性。作为散居地区的上海回族，它的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是什么呢？除了回族内在因素之外，主要是经济实力增长，有时代特征的代表性人物涌现，清真寺的建立和回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水准不断提高，这四者促成了上海回族的生存和发展，其主导作用还是经济实力。有了经济作基础，其他因素便有了保障。诸如集资兴学，提高回民文化，组织社团，研究伊斯兰教，兴建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举办慈善事业，扩大影响等，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得以进行的。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