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实名楧，仲实其字，又号菊存，生于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卒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得年66岁。其生平略见王沂《伊滨集》卷24《张君仲实行述》[17]。张楧是南宋中兴名将张俊五世孙，又是南宋遗民牟巘的女婿，元初以诗文享名于江南。他曾编有诗文集，但均已不传，两集序言出自戴表元之手[18]。牟巘也有《张仲实诗稿序》，收在《陵阳集》卷13。牟巘对这位女婿十分看重，可谓揄扬不遗余力，故张楧的活动行止散见于《陵阳集》中。然而张楧的仕途并不顺利，他曾在家中建“君子轩”，教授生徒，“束修以养，意甚乐。”后来经徐琰等人推荐，担任过江阴学正、广德县主簿等低级官职，直至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知事，似是宦业的顶峰。牟巘说他“间关多难，度无所展用，始肆意于诗”。然而，他的诗也只有一些零星的题画酬答之作传留下来，见清顾嗣立《元诗选》癸集甲卷8。张楧交游甚广，与元前期聚集杭州的文人如方回、周密、戴表元、杨仲弘、刘念孟、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仇远、陈无逸、戴祖禹等均有文字交，与邓文原友谊尤深，差不多是患难之交。戴表元说他“在杭友中最少，而诗力最力，强志多学”[19]。死后，王沂有《挽张菊存》诗，对其一生不能施展才学深表同情。[20]高克恭比张仲实长10多岁，二人地位名望亦不相侔，高求他代笔为文，足见张仲实在高心目中的地位。
信中提到的“故乡刘光远先生”尚难确认。
许有壬《至正集》有《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椽序》等两文[21]，但这位刘光远是许有壬的学生辈，许序作于泰定戊辰（致和元年，1328年）以后，此时高克恭去世20年了，足证此刘光远晚出，与高克恭所说“饱学老成”的刘光远对不上号。我怀疑高克恭所说的“故乡刘光远先生”即元初以书法享名的刘房山，光远其名，房山是以籍贯为名号，犹如称高克恭为高房山。
按，刘房山的名字已见于前揭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引王恽《史公家传》，其中“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的名单中，有“刘房山”的名字。足见刘房山年辈高于高克恭，故高尊之为“故乡刘光远先生”。刘房山与王恽有交往，王在《玉堂嘉话》卷3曾记录下关于金海陵王的一段传说。王恽曾有《哭刘房山》七律一首，诗称：“紫髯山立蔚扬休，书学推君到晋流。文冢气严惊卧虎，墨池星黯失蟠虬”。[22]主要是讲刘房山的书法成就。此外，郝经也有《挽刘房山》七律一首，其中有：“羲献典型存笔外，辽金兴废列胸中。飘零竟向梁园死，苦泪空随汴水东。”[23]两诗都强调刘的书法成就，亦见其人之落寞凄楚。元夏文彦《图绘宝鉴》载：
张德琪字廷玉，燕中牵家。读书乐道，行书学刘房山，草书学张长史，画墨竹梅花，竹学王澹游，有佳趣。[24]
更见刘房山书名之高。但不知为什么，陶宗仪《书史会要》没有收录他的名字，并且在张德琪条中将“行书学刘房山”几个字删去。[25]想来刘房山身后寂寞，作品传世不多，到元末，书名已经不为人们所知了。高札中提到的“江西何参政”，当即何伯祥之子何玮，《元史》卷150有传。
高克恭之兄名高子安，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似乎不合情理。实际上高克恭除了字彦敬，号房山或房山道人外，还有个名字叫高士安。这是《行状》和其他元代史料所失载了的。明初人曹昭（明仲）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
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
曹昭以博学多识、鉴赏精审闻名。《四库总目提要》称他“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鉴赏家所重”。[26]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很有学识和眼力的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27]曹昭、张丑都是第一流的书画鉴藏家，相信他二人的说法必有所据。而重要的是这正好同其兄高子安的名字相印证，这也是《眠食安好帖》不伪的一条辅证。
高克恭谥“文简”，在元明史料中常见，《新元史》本传也取此说。但《行状》却没有提到。对此，略晚于高克恭的元朝名臣王士熙，在题跋高的《青山白云图》时提供了一个说明，其云：
士熙晚年后辈，延祐四年封尚书，士熙实当笔。[28]
高克恭卒于至大三年（1310年），封赠在隔了7年以后的延祐四年（1317年），可知《行状》写成于延祐四年以前，故未提到高的封谥。
《行状》载，高克恭卒后归葬于“房山之原”，“从嘉甫先生之兆”。元人姚庸在题高克恭《青山白云图》的诗注中说：“高尚父坟，今在房山平头岗下。”[29]清修《房山县志》卷1“山脉”载：“平头岗，在县城东北六里处。”卷3“古迹”载：“高克恭墓亦在平头岗，今已无考。”
《行状》说，高克恭有二子，长子高枢。[30]“今为秘书著作郎”。次子庶出，当高克恭去世时尚年幼。查《秘书监志》卷10（题名·著作郎》载：
高枢，皇庆二年八月初二日以承务郎上。[31]
承务郎是从六品文职散官。高枢以承务郎入秘书监为著作郎，品阶并无变化，但这是由散官正式入仕。元世祖时代，许多勋臣及儒学名臣的子孙，都是由秘书监入仕的，这似乎是当时一个惯例。如廉希贤之子廉公亮、廉公迈，史天泽之子史杠，窦默之子窦履，姚枢之孙姚燧，姚堉之子姚埴，程钜夫之子程大本，王恽之子王公孺，商挺之孙商企翁，王构之子王士点等。[32]足见高克恭身后也享有与至元名臣相等的地位。高枢于皇庆二年八月为秘书著作郎，可知邓文原的《行状》必定写于皇庆年到延祐四年之间。关于高枢，王士熙在《青山白云图》的跋语中曾说：
其子高枢，为绍兴路同知，以尚书文集请予作序。催取为南台侍御，行急，不曾作得序文。高同知今在何处？其人病弱，不能世其家，可叹也哉！[33]
据《元史·文宗纪》和《新元史·王士熙传》，王士熙约当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被起用为南台御史，这也正是高枢任绍兴路同知的时间。另据明万历《绍兴府志》卷2，高枢于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年）任绍兴路总管。清乾隆《绍兴府志》卷26载，高枢于后至元二年任绍兴路达鲁花赤。看来，高枢的仕途是相当不错的。高枢病弱，艺术上学问上不能世守家学，故王士熙有所慨叹。
高克恭的后代，自高枢以下便无可追寻了。目前知道的是，他的后代并没有世居房山，而是迁居到松江府的上海。有趣的是，明代后期书画界的领袖人物、一生以表彰高克恭的山水画为己任的董其昌，竟与高克恭有某种血缘关系。董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此事，如他在《画旨》一书中说：
高彦敬尚书，载吾松《上海志》，元末进兵，子孙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则尚书之云孙女也。今日诣竹岗先茔，宣三品赠诰，念余仕路遭回，未及也思曾祖父母，展拜三次，惭负高孺人在时摩顶悬记之语。且余好为山水小景，似亦有因。归舟写此，付孙庭收贮以见志。[34]
与此相近的说法，董在其著作中有过多次，似乎他很看重自己与高克恭之间的一线血脉。而他所说的《上海志》，应是明代志书，我至今尚未见到。清修的多种《上海志》中确有此类记载，但多由前志或董其昌书中抄来，竟误以高克恭元末避兵来松。明末书画鉴赏家汪坷玉在其《珊瑚纲·名画题跋》卷20载云：“玄宰云：房山蒙古人，其子避居吾松。”[35]董其昌（玄宰）以高克恭为蒙古人，显然是错了，“其子”是否就指高枢或庶子，已无从考知。
元制，各路达鲁花赤必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任总管，回回任同知。“有根脚”（门第显贵）的色目人也可担任达鲁花赤，但汉人不行。高枢由绍兴路同知到总管，又到达鲁花赤，说明高氏一门三代虽已汉化，但在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他们色目人的民族属性是明确的，并由此得到法定的政治特权。相信元朝灭亡后，高氏家族同大多数人居中土（特别是定居南方）的少数民族一样，很快就融合到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去了。高克恭的后代同华亭董氏的姻亲关系，可以看做高氏家族已经丧失其民族属性的一个标志。
二
高克恭博学多艺，诗画之外，还对收藏有兴趣。对此，《行状》没有提及，历来的研究者也都忽略了。关于他的收藏情况，主要见载于他的好友周密（草窗）、鲜于枢（伯机）的著作中。
鲜于枢在《困学斋杂录》中谈到，高克恭藏有“金儒鸣玉”古琴一张，与耶律楚材、郑太医所藏的“春雷”“玉振”等琴，并称“京师名琴”。[36]耶律楚材对琴有特殊爱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郑太医即窝阔台的御医郑景贤，是一位在太祖、太宗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神秘人物，至今我们对他的了解还相当少。早在太祖西征时期，耶律楚材与郑太医就是非常亲密的诗友和琴侣，这在《湛然居士集》中有充分反映。至于高克恭，我们迄未发现他有抚弦之好的记载，唯诗中有“山翁有时抱琴至，雪霁月明开北轩”的句子。[37]他大概对此也有兴趣。
对高的藏琴，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云烟过眼录》两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兹将《云烟过眼录》的记载引录如下：
高彦敬琴二张，其一后题‘金儒鸣玉’，唐大中五年处士金儒斫，于琴名下刻有‘高士谈家宝藏’六字，为人削去，尚有书迹。此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后归大金高士谈家，金人以与宋通，被杀，故或者讳而去其字。其色赤如新栗壳，断文隐起如蛇蚪，诚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成通二年钺张斫，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铭文漫漶不可识，但见龙凤等取家数字。[38]
看来，高克恭二琴曾经周密从容玩赏，周密便作了详细记录。“鸣玉”确实是流传有绪的“奇物”。斫琴者金儒，陶宗仪《辍耕录》卷29“斫琴名手”称为“大中进士”，不详周、陶二说孰是。[39]此琴的遭遇很可以反映宋、金、元时代的世道变故，它曾是宣和御府的珍藏，后流落北方，为高士谈所藏。高士谈是高琼之后，仕金为翰林学士，家富藏书，诗多去国怀乡之音，后遭宇文虚中案的牵连而被杀。[40]此琴又归高克恭所有，高将它带到南方，才为周密等江南学人所寓目。想来，作为故国遗逸的周密对此琴的曲折遭遇不能无动于衷，故记录尤细。
高克恭的藏品，经周密过目并加以载述的，还有“唐摹《兰亭》一本”、“蒲序墨一笏”等，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五代画家周文矩的《韩熙载夜宴图》和宋代画家赵昌的《折枝》卷子等[41]。由此可见高克恭兴趣识见之广，显然，这对他最终成为一代画坛巨匠有重要意义。元初少数民族中的收藏家并不多见，除贵为皇姊的鲁国大长公主极富收藏外[42]，个人收藏家只廉希贡、高克恭几人而已。元人汤盾《画鉴》称，出自周文矩之手的《夜宴图》他曾见过两本，高克恭所藏应即其中之一。[43]周密认为此画亦出自宋的内库，经宋人鉴定，“神笔绝妙，此方是文矩真迹也”。可惜周本后来不传，遂使幸存下来的顾宏中本独享盛誉。此画在高克恭处不长，周密说明“后归王子庆，今归赵左丞矣”。王子庆名芝，号井西，杭州人，元初著名的裱褙名匠和鉴藏家，与周密、戴表元、赵孟頫等过从甚多，与高克恭亦有交往。赵左丞即元初名臣赵璧之子赵仁荣，至元末曾任江浙行省左丞，赵氏兄弟亦颇有收藏，藏品多经周密过目。
高克恭同周密的交往，值得我们关注。
在笔者看来，高、周的交往可以视为元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显例，也是元朝大一统所带来南北文化交流活动的典范，其意义超出个人交往的范围。因此，这应该是我们研究元代文化时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的。
高、周订交大致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前后。据周密记述，周在高处看周文矩的《夜宴图》是至元二十九年，邓文原携高藏的赵昌《折枝》卷子给周看，是在至元三十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此时，高在杭州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而年已六旬的周密，则以前朝遗民的身份蛰居在杭州癸辛街“瞰碧园”聊度天年。周密是南宋末年著名的博雅多识之士，他诗词俱佳，又谙悉宋朝史实掌故，兼通书画鉴赏及博物之学。宋亡后，“抗节遁迹”，不仕新朝，虽然日以著述、鉴赏和燕集酬作敷衍岁月，实际上他仍是杭州乃至江浙文人的中心人物。与他来往的，有邓牧、谢翱等坚守志节的前朝孤臣孽子；也有徐琰、鲜于枢、赵孟頫、仇远、邓文原等一大批已被新朝录用和正在汲汲谋求仕进机会的江南士人；此外，还有一批南下的元朝新贵，大部分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喜好汉族文化、尤其是江南文化的北方少数民族官员，如刘汉卿、廉希贡、高克恭等。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上》中曾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44]所谓“江南尤多”者，自应包括被称为“长髯客”的高克恭这位“回回人”。[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