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渊，字仲深，吴兴人。“五俊”之中，邓文原以外，唯此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比较多，这是因为他有两个墓志保存在元人文集中。其一是黄溍为他写的《承务郎富阳县尹致仕倪公墓志铭》，见《金华集》。其二便是前面已经引录过的杨维桢代欧阳玄写的《文静先生倪公墓志铭》。据两志，倪的先辈是开封人，靖康间以武职扈从南迁，遂为南人。他曾经从敖继翁研读《易经》，故治学专长《易》理。晚年以10年之功著《易集说》二十卷，《图说》《序例》各一卷，后皆不传。黄溍也曾游学于倪渊门下，他在《倪公墓志铭》中也讲到了高克恭举荐“五俊”一事，并重点写了高对倪渊的评赏：
高公克恭持风裁，慎许可，时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闻公名，欲识之。一见与语，降叹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为南台治书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邓公文原、陈公康祖、姚公式，与公五人，并荐于朝。未报，而行省调公杭州路儒学正。[64]
倪渊一生其实也是相当平淡的，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施展“大才”的机会。他在自己的家乡湖州作了15年的儒学教授，“恬然若与世相违”。后来出任当县主簿，颇以廉能闻，王士熙等人表荐于朝，以为可以出任县令。这时候倪已年近七十，心灰意冷，要求归乡养老，于是，朝廷同意他以富阳县令的虚职致仕。
陈康祖，字无逸，吴兴人。陆文圭说他“龙泉世家，侨寓霅上”[65]则本籍是龙泉，后来徙居吴兴。张丑《清河书画舫》卷11录有陈康祖题咏高克恭《夜山图》的长诗一首。他的儿子便是元末以诗文书法享名的陈绎曾，而他本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也不算少。
陈无逸是赵孟頫的老乡而兼诗友，赵集中有与陈无逸唱和的诗。赵在《陈子振诗序》一文中说：“予友邓善之、张仲实、陈无逸，皆英爽之士，其语言文字足以雄一时，予爱之重之。”[66]此外，陈与陆文圭也颇有交往，陆的《墙东类稿》中收有《和陈无逸见赠草堂诗韵》一诗，又有《同善之、仲实、无逸游饮夜归得星字》《同善之、仲实、无逸共赋雪中香亭》等诗。可见，陈无逸同邓文原、张仲实过从甚密，无怪乎赵孟頫将他们三人相提并论。陆文圭《送陈无逸赴攸州博士序》一文称，陈赴任前曾访陆，对陆说：“家贫不仕非古之道也，仕而为贫非士之志也，是行也，吾得已乎！”。[67]可以想见，陈无逸的境遇与姚式、倪渊相仿佛，他们都是仕进无路而又不甘贫寂的江南学人，难得有人慨予举荐，但得到的无非是“其位卑也”的儒学教授、博士一类清职，其心境自不难体会。陆文圭《序》云，陈出任攸州博士是第一次出仕，显然也是高克恭举荐的结果。陈与戴表元也有交往，戴表元在《剡源集》卷10《八月十六日张园玩月诗序》中曾记述二人的交往。
需要指出的是，“五俊”多为赵孟頫所熟识，也多为吴兴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吴澄由京师返归江南，行前，赵孟頫写了《送吴幼清南还存》一文。[68]《序》中，赵向吴开列了他的吴兴和杭州的一批师友的姓名，希望吴澄与这些人相见。赵开列的名单，第一位就是“吾乡有敖君善，吾师也”。以下多人皆属于“吾友也”，其中包括姚式、陈康祖、邓文原等。由此联想到，很可能早在京师时，高克恭就听赵孟頫介绍过诸人的情况，后来向朝廷推荐这5个人，很有可能是受托于赵孟頫，或者至少有赵的影响。
事实上高克恭举荐过的江南士人远不止于“五俊”，《行状》说，他任江浙左右司郎中时，“择中外有才望之士为守臣，闻诸朝，后经擢用，而不知公所荐也”。只是因为“五俊”影响大，所以传颂甚广，成为佳话。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江南人士对举荐本身比举荐的结果看得更重，念念之情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几乎从元人到明初人题咏高的画作的许多诗中都能领略得到，而黄溍在《倪渊墓志》中的一段话可以举为代表，其云：
高公所荐五人，唯邓公掌制命，侍经幄，仕最显。公（倪渊）虽与有民社，而足以展其材，余三人又仅止于文学缘。然，皆能脱略名迹，而以道义相高。有识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嘉五人之不负所重也。
落实儒户政策一事，材料无多，但其影响面相当大。其事当在高克恭任职江浙左右司郎中时，约当至元二十八年间。《行状》说：
前是，籍户口，有司期会火急，文书旁午。濡士例蠲徭役，而故籍漫无可省，执政持论可否，期岁不能决。公主，则凡以儒籍占者，皆定为户。士得自拔于氓隶，皆感激泣下。
元代实行“儒户”制度，凡定为儒户者，蠲免本身差役，子孙可世袭，而且可以拣选子弟一名入官学，享受官费教育。这一制度在北方约太宗窝阔台时代就已实行，以后各朝屡有损益，逐步臻于严备。元灭南宋后，自至元十四年到二十八年间，调查登记江南户口，同时建立江南儒籍。上引《行状》所言，就是说江浙地区的儒户落籍工作被主持者所拖延，直到至元二十八年还未能完成。高克恭出任江浙左右司郎中后，“凡以儒籍占者，皆定为户”，也就是说，一是加快了儒户定籍速度，二是扩大了定籍面积。显然，这是大得江浙士人之心的事情，江浙士人一直到元末犹念念不忘。
元灭南宋后，大批北人南下为官，而身居要津者多由军功与世荫，加上科举浸废，征辟无定制，这对天下士人，特别是江南士人的仕进出路，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才名早播于江南的邓文原而论，正是由于科举事废，仕途阻断，乃不得不在杭州“开门授徒”。戴表元曾经说到邓的境祝：
顾单力不可与饥冻抗，则日与其徒歌吟古圣贤之说以自壮。至于寒岩永夜，声同风雨，赤日流汗而挟书，不知此其坚忍强志欲何为耶！[69]
后来，因为得到徐琰、高克恭等人的积极举荐，才由杭州路儒学教授起家，逐步成为显宦。然而，邓文原毕竟是少数幸运者之一，其他的江南士人，如姚式、倪渊、陈康祖辈，少数人在国家的儒学或医学、蒙古学、阴阳学谋到一个位置，算是学有所用，聊免饥困。许多人或终老于书院、蒙馆生涯，或干脆弃儒就艺，从事原本为儒者所鄙视的职业。这种现实，极大地冲击了元代儒生的尊严和心志，冲击了传统的士夫结构，甚至影响到整个元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其历史意义究竟应如何评价，不是本文所应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注意点仅在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江南士人发出“九儒十丐”的讥怨声中，高克恭这位来自“九州以外”的回回官员[70]竟能够深切同情江南士人的境遇，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办了一些实事。于是，他赢得了江南士人普遍的好感，而这一好感甚至延伸到对他的诗画作品的评价上。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对我们深入理解和评价高克恭的艺术成就，是不无意义的。
四
高克恭喜欢写诗，因为他是画家，故诗风略同于画风。柳贯的评语是：
高公彦敬画入能品，故其诗神超韵胜，如王摩诘在辋川庄，李伯时泊皖舟中，思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71]
柳贯以“奇秀”二字评品高诗，而邓文原也说“为诗不尚钩棘，自得天趣”。这些评语，与元明以来各家对他绘画作品的评语很相近，可代表元人对高诗的基本看法。
高克恭的诗文集称《高公简公集》或《房山集》，七卷，明代公私书目犹多有著录，明以后不存。[72]他的诗传存至今者只有20首稍多，其中，前文提到的《吴礼部诗话》存绝句10首，《元文类》存诗6首，这16首来路清楚，又是元人选出来的，应是现存高诗的精粹。此外，清初顾嗣立又辑到约10首，收入《元诗选》二集。顾嗣立辑诗，有的是误选，如《至正己亥四月……与净蓬公》一首五律，一看题目就知道并非高克恭之作。高殁于至大三年（1310年），岂能有至正十九年（1359年）的诗。有的是从传世的高克恭画上或书画著录书中抄录来的。但，凡属题画诗，首先有个画幅本身是否真实可信的问题。明清公私书画著录书中所见高克恭作品，可以说真伪混杂，伪多真少。仅以徐邦达先生《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一书所录高克恭作品为例，有明确纪年者11幅，其中竟有6幅作于高克恭去世以后，伪迹昭著，自不可信，而其他5幅也未必都是真迹。显然录自传世作品或著录书上的诗，在画的真伪没有确认或无从考定的情况下，不可以贸然信从。所以，高诗之真正可信者，实际不到20首。
令人欣悦的是，在残存的800余卷《永乐大典》中，发现有高诗的孑遗。经仔细翻检，居然辑出7首来。这7首诗中有4首被《大典》馆臣标明出自《房山集》，3首未标明来源，但相信出自《房山集》，其可信性应无疑义。这些幸存下来的诗，不仅对我们评价作为画家和诗人的高克恭大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对研究其生平事迹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依《大典》卷次将7首佚诗刊列如下：
偶 得
《大典》卷九零零
同郭佑之泛舟西湖夜归
《大典》卷二二六四
题山素斋
《大典》卷二五七九
过大名马陵村
《大典》卷三五八一
晚过阳门洞天
《大典》卷一三零七五
寄赵子昂
《大典》卷一四三八三
寄乔仲山
《大典》卷一四三八三
这7首诗同高的其他诗在风格上完全一致，用元人的评语说，都是脱口成章，自得天趣，毫无造作矫饰之气。这很能反映高的精神旨趣，但同时也与他毕竟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诗画家有关，显然，精设朽构非其所长，信手之作，往往“独具妙思”，诗画都是如此，正是他的本色所在。
与郭佑之游西湖、寄赵孟頫、寄乔仲山3首，对我们了解高克恭的交游大有价值。郭佑之，名天赐，号北山，大同人。曾任镇江路刺官，后寓杭州，与杭州诸诗画家交游甚广。[73]乔仲山，名篑成，字达之，仲山真号，大都人。曾为秘书监秘书郎，后累迁江浙行省员外郎、吏部郎中、翰林直学士、东平路总管等职。郭、乔二人都是书画家兼收藏家，他们的收藏品大都经周密鉴赏并记录在《云烟过眼录》中。据周密记述，郭佑之藏有王维《孟浩然像》，此画原在赵信之处，后归周密属藏，又由周密转归乔仲山，郭佑之又得于乔仲山。一幅好画如此辗转易手，正反映了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品赏和鉴藏艺术品的文化圈子，彼此你来我往，赏心悦目，相得益彰。高克恭也是圈内人。读他给郭、乔的诗，便可想见他曾流连其中，乐而往返。“明日再来休负约，大家归去莫争先。”正是当时心情的真实而朴素的流露。
寄给赵孟頫的一首尤为珍贵。新编《赵孟頫集》收赵给高的题画诗凡5首，加上另外一些集外的佚诗佚文，赵对高的敬重之情可一览无余，有了这首高给赵的诗，我们对二人友谊有了更真切、更完整的了解。
写诗不是高克恭的家学，他得之于自学和交往。柳贯曾说：“京城有隐者何得之，昔与公（高克恭）及鲜于伯机同学为诗，年近八十而终。尝作诗题公墨竹，亦萧爽可喜。”[74]“隐者”何得之，名何失，昌平人。以织帽纱为业，“日出卖纱，骑驴歌吟道中，指意良远”。[75]当时大都的儒学名臣如虞集、揭（傒）斯、马祖常等，都曾经与他交往，并且荐举他出仕，何失“以亲老不就”。身后诗集散亡，有人据记忆整理出若干，虞集还亲自写了序文[76]。何得之称得上是一位平民诗人，他的诗厚朴平易，明白如话。高克恭曾跟他一起学诗，一则见高的作风确实不同于当时的“色目贵人”；再则他写诗很可能受到何得之的影响，二人身份不同，诗风却大有相似之处。
至元、大德年间，高克恭在杭州为官或赋闲，经常同江南诸诗家相唱答，这时，应该是他诗画创作的高峰期，诗的水平和数量都会有大幅度提高。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4有《仰高倡酬诗卷序》一文，记至元之末，高克恭赋闲杭州，杭州士人以张渊甫、吴成季等为首，凡10余人，结成诗社，曾专门以“房山之贤”为题，相互唱答，争奇斗捷，竟形成了一个《仰高倡酬诗卷》，并由袁桷写了序文。序末云：
房山笔精墨润，淡然丘壑，日见于游艺。此诗之作其所以倦倦不忘者，难与俗子语。姑以见夫思贤之心在于宽闲自得之后，不在于爵禄有列之时也。[77]
这件事真切地反映出了高克恭在杭州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可以看到尽管他的优长首先在“笔墨精润”，而吟咏也是他借以舒张胸怀的方式。而他的身边有一批长于吟咏的朋友，从而为他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创作环境。高当时“娱然丘壑”，终日寄情于湖山胜景，以赋诗作画为事，相信必有不少佳作产生。可惜诗文集和《仰高倡酬诗卷》均已不传，我们已经很难全面评价他的诗了。
五
高克恭从何时开始学画，曾师从过什么人，这些都已无从考知。我们发现他潜心于丹青事业其实是比较晚的，以其后来的成就而言，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画家。
赵孟頫曾在一则题高的《墨竹卷》跋文中说：
仆至元间为郎兵曹，秩满，彦敬与仆为代，情好至笃，是时犹未甚作画。后乃爱米氏山水，专意模仿，久而自成一家，遂能名世传后。[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