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觉悟社”成立前后，上海、烟台、济南等地爱国团体代表，到天津秘密串联，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大请愿。于是天津派出郭隆真、黄正品（黄爱）等人与上海、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代表32人去北京，会同群众二三百人，于10月1日再次赴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提出五点要求：“一、山东主权未恢复前不得补签德约、及与日本直接交涉；二、取消二十一条、军事协定、高徐、顺济、满蒙四路条约、胶济路换文与各种密约，以保主权；三、要求外交公开及言论、集会、出版之完全自由；四、解散安福俱乐部，以清乱源；五、惩办马良、张树元，并取消山东戒严令。”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竟下令派军警逮捕了郭隆真等代表30余人。由于全体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北京反动当局于11月1日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郭隆真获释后，返回天津，立即又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抵制日货的斗争。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公然开枪，打死爱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声援福州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天津各校学生1000多人上街游行。郭隆真等率领女界爱国师生，参加在游行队伍之中，在街头讲演，散发传单。她还被推为代表，到省公署请愿，要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严重交涉”。为了掀起抵制日货运动，由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等团体发起成立了国民大会委员会。郭隆真、马骏等人被选为常委兼善后办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拟定抵制日货之办法，并决定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焚烧日货，借以表示天津市民抵制日货之决心。于是郭隆真和刘清扬等人，不仅研讨和制订了抵制日货办法，而且还调查了各商号购买日货的情况。为了加强各学校之团结，在郭隆真和马骏、周恩来等人倡导下，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学联合并，于12月10日在天津总商会办公地正式成立新学联。不久，在新学联和各界联合会的筹划下，第一次国民大会于12月20日在南开广场胜利召开了。到会的有回教联合会等170多个团体的群众，达数万人之多。郭隆真是大会领导成员之一。她和刘清扬等人，除负责维持秩序和接待工作外，还在大会所设各个讲演台上发表演说，向民众说明“购买日货之害，不买日货之利”，揭露日本商人与通日奸商狼狈为奸的种种诡计。演讲完毕，大会宣布焚烧日货。一直烧到下午6时，仍烈焰腾空，“坚决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一致救国”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接着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国民大会的胜利进行，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也使亲日的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恐慌，更加紧了对爱国人民的镇压。12月23日直隶省长下令禁止抵制日货，取缔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1920年1月23日，亲日奸商魁发成勾结日本浪人殴打调查日货的学生，激起了天津人民的无比愤怒。1月29日天津5000多名学生，到直隶省署门前举行示威请愿活动，直隶省长曹锐动用军警，用刺刀、枪托、水龙驱散学生，并逮捕了郭隆真、周恩来等20余名代表，重伤60余人，轻伤8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九”流血惨案。在狱中，郭隆真与周恩来等代表，秘密串联，联合绝食斗争，代表们不但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并且还取得了在检察厅看书学习的权利。经过半年厅内外的艰苦斗争，在天津和全国人民声援下，反动当局于7月7日开庭审讯，并于7月17日宣布“期满释放”被拘押的全部代表。这一天，在法庭门前，民众如潮。当郭隆真、周恩来、于菌渚、张若名等24名代表走出大门时，群情鼎沸、掌声雷动，高呼“欢迎被拘代表出狱”等口号，并给他（她）们每人胸前戴上铸有“为国牺牲”字样的纪念章和大红绸花。
三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郭隆真抱定了献身祖国，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毅然与封建家庭脱离了关系。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郭隆真决定到欧洲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1920年11月郭隆真和周恩来、张若名等190多人，乘法国邮船从上海出发，赴法国勤工俭学。到了巴黎后，郭隆真和张若名、李愚如等女同志被分配到市郊的云母加工厂做工，生活十分艰苦。但她乐于助人，经过一段时间钻研，技术熟练了，收入也多了。她就用节省下来的钱帮助张若名入学读书，不再让她做工了。这种舍己为人的优秀品德，获得了同志们的钦佩。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生，因不能忍受李石曾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勾结北京政府驻法公使陈箓的打击迫害，曾掀起了两次群众斗争。2月8日在巴黎进行的、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中，郭隆真义愤填膺、断指写了“人道血书”，于12日寄给当时的《时事新报》，向国内呼吁支援。她在“血书”中，陈述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一些女工无工可做而处于饥寒交迫、告急无门的悲惨情景。其文字痛切，《时事新报》在发表时，以同情之心写了按语道：“生活陷于绝境，同病不止一人，还不力谋救济，将杀许多青年。”当时就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后来，郭隆真和张若名、蔡畅、向警予、熊季光、李志新等都进入法国蒙达尼女子中学学习。她们除学习法文外，还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法国共产党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平民报》。她们互教互学，经常举行讲演会，以交流学习心得。课余之时，郭隆真还和张若名编译了《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文章，请周恩来同志帮助审阅、定稿，并由郭隆真手刻钢板油印成小册子。1924年夏又由周恩来回国带到广州，后铅印出版公开发行。另外，她们广泛接触法国工人和华工，了解法国工人状况，以其亲身受到法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深深地体验到下层各界劳动人民的疾苦，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黑暗，更加坚定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3年由周恩来、刘清扬2人介绍，郭隆真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又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转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天，党组织派郭隆真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面貌，从感情上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使她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革命到底的意志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