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清
1973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去探视在监内的母亲。自1968年2月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抓走，我们已经6年没有见面了。母亲出了什么事？病了？还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专案组指定的地点（复兴医院东侧的一个小楼），好不容易才等到探视时间。一辆小车推着一个白发苍苍、双腿瘫软、面庞浮肿、目光呆滞的老人。啊，这就是多年杳无音信的母亲？6年的铁窗生活，竟把往日精神抖擞、步履刚健的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互相凝视了片刻，一向十分健谈的母亲这时竟说不出话来。还是我强忍悲痛，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询问她的健康并报告家里的情况。不料母亲对这一切反应漠然，却冲破“禁律”（探监是不许谈政治的），迫不及待地探问周总理的情况和邓小平同志的“出山”。因为从审案人的问话中，她敏锐地感到有人还在处心积虑地整总理，对此她忧心忡忡；而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则表现异常兴奋，充满希望。最后她严肃又郑重地对我说：“方清，你记住，我的一生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这句话她反复说了好几遍，看来这话在她心里已埋藏多年了。她多么想向党、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倾诉自己的衷肠啊！
2004年2月15日是母亲诞辰110周年。此时此刻，望着母亲的遗像，看着她那刚毅坚定、炯炯有神的目光，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母亲踏遍神州大地，到处奔走呼号。她一生革命的道路是多么坎坷，又有多少感人的事迹值得我们怀念。
甲午风云中诞生 战斗烽火里成长
1894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九），母亲出生于天津一个普通回族家庭。那时正是清王朝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步步进逼的年代。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烧杀劫掠我平民百姓的时候，她的家也濒于破产。1905年冬，她将满12岁时，进入天津严氏（严范孙氏）女学读书，受到老师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当老师讲到中国正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她暗下决心，要奋发图强，为国雪耻。
1906年，天津爱国人民为了建立海军以巩固国防，发起一场群众性的爱国储金运动。在一次募捐大会上，讲演人的慷慨陈词，群众的踊跃捐献，激发了少年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当场把身上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还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爱国心力，又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个金戒指”的故事从此宣扬开来，一时被传为佳话。会后，她还和同学们挨门逐户进行劝储，并动员家里人把部分早餐费省下来支援爱国储金运动。这次的爱国行动，揭开了她革命生涯的序幕。
有一天，母亲的大哥刘孟扬拿着一张身着和服、手持短刀、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的照片给她看，并对她说，这就是秋瑾烈士，一位留日学生。她是因参加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而死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巾帼英雄。刘孟扬向她介绍了秋瑾的生平和革命事迹，使她很受感动。她暗下决心，要做一个秋瑾式的爱国女英雄。后来母亲回忆说：“秋瑾烈士实是给我指导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时，母亲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共和会的任务就是发动滦州起义，然后进攻北京。共和会会员们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油印反清宣传品，探听军情，募集军费，积极参与策动滦州起义。女师地理教员白雅雨先生是共和会会长，担任起义参谋长。白雅雨在赴滦州策划起义之前，交给母亲两项任务：一是为白雅雨等10人去滦州筹措经费；二是起义成功、截夺军火后，由女同学掩护把军火秘密运往北京，准备在京发动起义。母亲积极承担并及时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当时她的哥哥刘孟扬等在天津报界颇有名气，同戏剧界联系密切。他们每年都要举办冬赈义演。母亲就请她的哥哥从冬赈义演的捐款中拨出一部分钱，赞助了白雅雨等人，但起义因叛徒告密而惨遭镇压，白雅雨等义士也壮烈牺牲。
“五四”大潮露头角 津门女界一英豪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起来。母亲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本人当选为会长。她们冲破封建束缚，组织讲演队，走向街头，向妇女和各界民众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道理。她们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上街游行，并走进商铺和深入窄街陋巷，劝导商家不贩卖日货，动员群众不买日货。她们打破男女界限，和天津学联并肩战斗，相互支援，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6月5日，天津学联在南开广场召开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会后宣布游行，齐赴省公署请愿，要求省长曹锐代电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并争回青岛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战友们一齐出动，以整齐严肃的阵容，站在金钢桥畔省公署对面，迎接学联的请愿大队，和游行队伍汇合成声势浩大的洪流。会后，天津《益世报》以《女学界之光荣史》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请愿斗争，赞扬说：“以少数弱女子具精诚毅力，始终不渝，我中国可不亡矣！”6月9日，天津学联为拒绝巴黎和约签字扩大宣传，在河北公园召开天津各界公民大会，到会民众达2万多人。女界爱国同志会又是全体上阵，参加讲演和维持秩序。刘清扬和郭隆真、邓颖超等讲演队员分别在各个讲台上发表了爱国演说，语极沉痛，激动人心。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于26日开会决定派刘清扬等10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7日晨，他们乘火车赴京。当他们来到新华门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时，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他们不顾烈日炎炎，在总统府前坚持斗争，受到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直到28日晚，徐世昌才被迫接见学生代表。面对徐世昌总统，母亲义正词严地指出：“拒签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密约，这是四亿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绝不空手回去。”在各界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8月间，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媚事日寇，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以“扰乱治安”为名，悍然下令捣毁回教救国后援会，逮捕和杀害了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人。惨案发生后，山东派代表到天津呼吁。天津各界联合会公推刘清扬、郭隆真等10人为代表，会同山东代表一起进京请愿。8月23日，他们和北京代表瞿秋白等，齐集新华门总统府前请愿，要求徐世昌总统严惩刽子手马良。在军警重重包围下，代表们向反动当局作说理斗争，并向围观群众进行爱国无罪的宣传。徐世昌置群众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公然下令拘捕请愿代表，将他们押送京师警察厅。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叫嚣要“杀一儆百”，警察厅处长常郎斋则想以同是回族的关系拉拢母亲和郭隆真。常郎斋命令他的下属为她们准备清真饭菜，但她们不被软化，依然坚持斗争。有一次她们发现在送来的饭菜中有日本产的洋粉、海带等物，硬是逼着看守把菜端走调换别的食品。常郎斋为了分化瓦解她们的团结和斗志，还假意以父辈的身份找母亲单独谈话，劝说她回家。母亲厉言正色答道：“我此番是奉母命救国，且男女同为国民，理应与男界同受甘苦，即便死于厅内，我等亦甘心。”常郎斋又把母亲的三哥（《国强报》社长刘乃扬（刘铁庵））找来，让他保释刘清扬出去。母亲当场质问常郎斋道：“本来救国运动理应无罪，你就应该释放我们全体代表，今只放我一人，是何用意？”又对她三哥说：“我们女界此是初次在社会上做事，绝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即或死，我们亦在里头。代表等从此一定要为我们全国女子做个榜样，以免将来被男界之轻视。家兄虽来，想亦不愿令我偷安于一时而做一女界万世之罪人。我现在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既不放全体代表，我也不回去。”说罢，转身走回拘留所。母亲这番严正的讲话以及她那威武不屈的精神，随后即报道在北京《国强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请愿代表的被捕，激起爱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天津各界联合会随即派以马骏为首的请愿团再次赴京。他们在新华门和天安门前坚持斗争了3天，反动当局又抓捕了马骏。8月28日，周恩来等人又赴京，为营救被捕代表而斗争。在全国人民的抗议与声援下，反动当局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刘清扬、郭隆真等全体请愿代表。
1919年9月16日，母亲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举行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抗议“福州惨案”，加强抵制日货运动，在觉悟社领导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继逮捕各界请愿代表马千里、马骏等24人后，又于1920年1月29日用武力镇压请愿学生，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4名请愿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事件发生后，母亲于第二天清晨就化装成天主教修女，沿津浦路南下，呼吁全国各界营救被捕代表。她到达南京，向南京学联控诉了天津反动当局的罪行，南京学联立即动员万余学生示威游行。随后她又来到上海，向全国学联作了控诉。全国学联在上海跑马厅举行了3万多人的集会，刘清扬在会上痛述了天津爱国运动惨遭镇压的经过。大会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代表，并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声援。同年2月，全国学联推派刘清扬和张国焘两名代表出访南洋，向海外侨胞宣传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呼吁侨胞的同情和支援。他们于4月初先抵达香港，在香港各校学生大会上发表了演说，然后出访了新加坡、马来亚和槟榔屿三岛。尽管殖民当局进行种种阻挠，在爱国侨胞大力协助和巧妙安排下，他们举行报告会，开展募捐活动，掀起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潮。由于刘清扬等人的奔走呼号，激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声援，斗争持续达半年之久，天津被捕代表终于在7月中旬全部获释。
1920年8月16日，母亲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1名觉悟社社员来到北京，邀请“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4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共谋社会的改造。母亲被推选为会议主持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都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他们见到周恩来同志，十分投合，互相倾慕。9月底，母亲再次来到北京，张申府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她出于对党的认真态度，表示对党的认识还很不够，没有立刻同意。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切听从党安排
当时华法教育会正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许多有志青年因不满国内军阀混战，为寻求中国的发展道路，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920年年底“觉悟社”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11月7日周恩来先行，半个月后，11月23日刘清扬也出国。她与被聘赴巴黎里昂大学中国学院任教的张申府同船。1个多月的海上航程，使船上的十几位爱国同胞增进了友谊与了解。途中，张申府向刘清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讲述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共产党的性质，使刘清扬对党的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巴黎，他们又与周恩来会合。1921年年初，经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二三月间，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也相继到了法国。他们5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和指导作用。1922年2月，刘清扬又和张申府、周恩来到了德国柏林。1个月后，刘、张、周和张伯简4人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在巴黎期间，刘清扬与志同道合的张申府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1923年冬，母亲和父亲一道从德国路经苏联回国。回国后，母亲先到天津，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