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海
抗日救亡斗争时期，回族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独立、主权和尊严，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其他民族紧密团结，以自己的聪明智慧、特有的品格、勇于牺牲的精神，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谱写了一曲精诚保国的篇章。回族抗日是回族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形式最多、立场最为坚定、态度最为彻底的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回族将领白崇禧也功不可没。尤其在8年抗战中，他一直处于抗日前线，运筹帷幄，参与指挥若干战役而闻名中外。他以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著称，不失为国民党爱国抗日将领之一。
一
白崇禧同情和支持张学良将军抗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中国军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无不恨之入骨，纷纷要求蒋介石出兵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径。但是蒋介石不仅不抗击日军，而且还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主张，并强行调遣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到陕西、甘肃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继续扩大内战。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这是蒋介石的“两虎相斗”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策略，是消灭东北军的一条毒计。1936年4月，李、白二人用白色细绢写成一封亲笔密信，交张学良的至友陈言带给张学良。原信写道：“汉卿（即张学良）吾兄勋鉴：公意同志（即陈言）南来，籍悉关中情势，弟等至为悬念……东北沦陷，已五阅寒暑，从未闻金陵（指南京蒋介石政府）下收复失地命……国人皆知蒋不抗日，蒋亦不允许他人抗日，凡言抗日者，蒋即认为有罪……窃以救国急务，实为至要……今天东北军入陕果何为也？遥望陇秦风雨，诸希珍摄为宜。弟李宗仁、白崇禧拜。”[1]不难看出，他们对蒋介石的不抗日并压制他人抗击日军侵略是很不满意的。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时看到李、白二人的亲笔密信后，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16日夜，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就“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在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之下，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剿共”军事行动停止，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形成燎原之势。
白崇禧积极主张抗战。1936年6月，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发动“两广事变”，要求中央对日宣战。为了做好抗日的准备，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1936年秋，李、白在广西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将广西省会由南宁迁往桂林。因为桂林多岩洞，是天然的防空洞，且距离海口较远，可避免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会议上一致通过李、白这一动议。从此，桂林成为广西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召白崇禧“共赴国难”。对此，白一开始就抱积极态度奋起抗战，但白的家属亲人多存疑虑。在蒋桂战争中，白、蒋有摩擦冲突，隙痕未消，旧怨犹在，唯恐此行不利，只有他夫人马佩璋鼓励他自己拿主意。白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2]他于1937年8月4日从桂林乘蒋介石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到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即作报道，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3]。白抵京不久，蒋委任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并兼任军训部长，参与作战计划的制订，表示要“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与敌人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纵令情况艰险，也不中途妥协”[4]。
白奉命参与对日作战计划，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原则。第一，战争指导方针。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第二，备战时期之指导大纲。对日战事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一本委员长指示“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作为基本国策，委曲求全，以求延宕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整编国军，整理交通工具，开发资源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策定整军五年计划。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班，提高军队素质，促进精诚团结，增进国军战力。备战未完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务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争。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之动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然后一致攘外。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阴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期借此获得国际对我之同情与支援。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货币政策，对战时所需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以及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5]。还参与国民党制订的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将抗日阶段，分为三期：第一期（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保持实力避免与敌人决战，除部分兵力重叠配备于平汉、津浦、平绥各线，牵制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外，主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诱敌入山岳地带，使其优越之装备不能发挥效力，以奠定我长期抗战之基础”[6]。第二期（持久战），武汉会战以后，主力退守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敌人因兵力不足以分配于偌大中国之战场，变更速战速决之战略为以战养战，由攻势转为守势。国军在前线发动有限攻势，在敌后广泛发动游击战，迫使敌人困守点、线，破坏其以战养战之策略。第三期（反攻战），国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消灭敌人，收复失地，获取抗战最后胜利[7]。
二
国民党军队在8年抗战中，参与了若干战役，初期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太原会战。第二期为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全面攻势中之冬季攻势等。后期的枣宜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粤桂边区作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作战、反攻广东作战计划等。至于白崇禧参与或策划的战役，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在淞沪会战中，白多次进谏，献计献策。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中日两军在淞沪会战，历时3月，是我国抗战8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战役之一。日军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官，所部共30万人，中国军民由蒋介石担任司令长官，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参战部队约50多个师，总兵员为70万左右。由于蒋介石指挥不当等多种原因，中国军队惨遭失败，死伤惨重。每小时的死伤人员数以千计，牺牲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淞沪会战至此，中国军队已明显暴露出了弱点，理应撤退，但蒋介石错估形势，意气用事，不准后撤，并下令全军如有擅自撤退的便军法处置。10月13日，白崇禧与前来南京的李宗仁同去拜访蒋介石，并说：“淞沪是一不易设防的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适可而止。”但蒋介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李、白的建议，仍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战斗又持续进行一段时间，伤亡更加惨重。白崇禧第二次、第三次建议撤军，蒋仍不予理会。第四次进谏说：“委员长，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了，士兵们自行逃散，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经崩溃了。不如由统帅部下令撤退，这样面子似乎还好看一些呢！”蒋介石听此话知大势已去，才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分别向南京、杭州全线撤退，并责令白崇禧负责整顿部队，收拾残局[8]。
在淞沪战役过程中，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深入抗战第一线，经常到前线督战，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知己知彼，深知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很难取胜。他足智多谋，4次进谏，其建议如果开始就被蒋介石采纳，中国军队的损失就会减少很多，死伤也就不那么惨重。早日撤退，还会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在淞沪抗战时，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发现冯玉祥不亲临前线指挥，便向蒋介石建议，把冯调离负责淞沪作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职，任其为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新辟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被蒋采纳。
白崇禧还帮助蒋介石谋划对畏敌逃跑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军团总司令韩复榘的处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韩复榘在津浦线南段中未战而逃，以致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日军乘虚而入。白向蒋介石建议，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蒋介石决定拿办韩复榘。白考虑到韩有两个军的人马，如公开处置，恐怕引起内乱，便向蒋建议：“采用军事会议的办法，要韩来参加会议，然后趁其不备，一举拿下。”蒋完全同意白的意见。为了安全和防备，白建议将会议地点从开封改为归德（今商丘一带）举行。就这样韩被逮捕后押解到武昌，于1938年1月24日被军委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处决韩虽然不能阻止日寇侵略步伐，但确使国民党抗战阵营精神一振，对那些畏敌如虎，不战而退的将军，是一个警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二，台儿庄会战。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是徐州的重要门户。台儿庄与微山湖之间有津浦路通过，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敌军要从北面攻打徐州，必须首先占领台儿庄。1938年2月以坂垣、矶谷两个师团为主力，分兵两路向山东战场进犯：一路坂垣师团向临沂进攻；一路矶谷师团向滕县沿枣庄、峄县之线进犯。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日军这两个师团是“最优秀的皇军”和最顽强的部队，日本的一些少壮派军人，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内。
据守临沂的部队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杂牌部队”，即庞炳勋的第三军团，他们死守临沂，日军一连数日反复冲杀猛攻，但伤亡惨重，不能越雷池一步。日军坂垣征四郎师团长又加派重兵，并亲自督战。李宗仁、白崇禧急调驻守豫东的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增援临沂。3月13日庞、张两军合力，内外夹攻，打得坂垣师团落花流水，仓皇逃窜，缩入莒县城内。临沂一战，使日军抛尸遍路，遗下轻重武器无数，彻底粉碎了敌人会师台儿庄的计划，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军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军向滕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部八十一军违令避战，使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川军）孤立无援，从3月16日开始血战三昼夜，王铭章师长全师官兵壮烈殉国，日军矶谷师团夺取滕县，然后便大举进犯山东省枣庄市西部的台儿庄。
为了迎战来犯之敌，保卫台儿庄，保卫徐州，除李宗仁指挥作战外，3月24日蒋还派了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组成临时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9]。
敌军进攻台儿庄的总兵力约有4万余人，拥有大小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重炮百余门，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参加防守台儿庄的中国守军共有27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还有特种部队等，总兵力20多万人。
白崇禧在会战过程中，经常到战地与各军、各师高级将军联络，代表武汉大本营以致慰问，鼓舞士气。
3月23日日军向台儿庄阵地突进，第二天又猛攻台儿庄，中国守军通过巷战、肉搏战、拉锯战与敌激战，大多数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血肉之躯跟敌人的大炮与坦克搏斗，至死不退。
日军总攻台儿庄不下，战争呈现胶着状态，在白崇禧的建议下，李宗仁除命令孙连仲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死守台儿庄待援外，令防守韩庄的张轸师秘密渡过运河，向峄县方向出击，跟拒守台儿庄的部队前后夹击。敌军后撤不及，遂陷入重围，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尽，机动车辆有的被击毁，有的因无油而瘫痪。日军丧魂落魄，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锐不可当。敌军遗尸遍野，矶谷师团长率残部仅万余人突围逃往峄县，闭城死守，我军至此，大获全胜。战后打扫战场，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战车10余辆，野重炮10余门，掳获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主力已彻底歼灭。台儿庄战役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