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近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近2万人。据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10]。
台儿庄战役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一扫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和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这一捷报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举国振奋，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各地举行祝捷会。行都武汉狂热庆祝游行，人数超过10万以上，并用卡车载李宗仁、白崇禧之巨像片为先导[11]。
第三，武汉会战。自南京保卫战开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后，武汉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武汉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连接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华中之战略要地。1938年6月中旬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军投入总兵力达12个师团，共35万余人，并配有舰艇120艘，飞机500余架，分五路会攻武汉。针对日军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武汉保卫战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榷破敌包围之企图，而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12]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调集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及空海军（共14个集团军129个师，近100万人，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在武汉会战中，长江北岸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徐州会战昼夜辛苦，以致牙病复发十分痛苦，送武汉南湖疗养院住院动手术治疗。遂令白崇禧代理战区司令官职务，白于7月17日驰赴商城，19日召集幕僚会议，拟定确保长江北岸计划，后白又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开会，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发出作战命令。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中央军由廖磊指挥，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武汉会战于8月初，国民党军以大量兵力，采取防御的阵地战术，仅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阻击敌人。鉴于各方面军守地相继部分失守，白于9月3日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以北地区，并在叶家渠集结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9月8日广济战况激烈，白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后方，使守军正面压力减轻。9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激战旬余[13]。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12月25日下令放弃武汉”[14]。武汉会战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会战坚持打了4个半月，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至此，日军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中国的抗战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末期，李宗仁病愈复职，白的代理职务解除。为加强重庆外围实力，蒋介石决定增设桂林行营，令白为桂林行营主任，指挥第三、第四、第七、第九4个战区的军事。
第四，桂南会战。这是白就任桂林行营主任后亲自指挥的战役。1939年11月中旬，日寇陆海空联合部队陷钦州向南宁进犯，24日南宁失守。12月4日昆仑关失守。敌军企图断绝我越桂国际交通。白崇禧将兵力部署为北路、东路、西路三军，于12月18日开始向昆仑关正面邕宾路、邕龙线之敌攻击。北路军因步炮兵密切协同，于25日在昆仑关东北夺取重要高地，得收瞰制之利；又以炮兵增援将敌人阵地占领。“是役将敌第五师团之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并伤毙敌军约五千人，造成我抗战以来攻坚之首次胜利。”[15]西路军攻高峰隘，于邕江南岸堵截伏击敌人一个加强联队，使敌伤亡过半，残敌向南宁溃窜。东路军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协同西路军攻敌，破坏交通，阻其增援。经长期迂回，苦争恶战，至1940年10月30日终于收复南宁，并追击敌军3万多人。到11月17日遭到侧击、尾击之日军，沿邕钦路由空军掩护，由海道乘船逃窜。
桂南会战，系白崇禧亲自部署指挥，并亲临炮兵阵地督战。攻昆仑关时，将指挥所推进至宾阳之白岩村。石岩内滴水湿气甚大，迨会战结束后，他“风湿病大发，夜不能寝，手不能握拳，非常痛苦”[16]。南宁的收复，是“四战区官兵奋勇牺牲之战果，而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民众于邕钦、邕武两路，不断阻截交通，使敌后方不能补给，现地无法购买，故敌对南宁能战不能守，能守而不能久，其势非退却不可”[17]，充分肯定了军民联合抗战的功勋。
第五，长沙会战。前后经历了3次大的战役，均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导第九战区作战。会战前白崇禧曾到岳麓山附近视察驻军战斗演习，夜宿招待所，因天冷用火盆取暖，门窗紧闭，严重缺氧，午夜下床时晕倒在地，险遭不测，幸而勉力打开门闩，头枕门槛，才逐渐苏醒。第一次战役于1939年9月14日～10月14日，日寇第十一军团主力以长沙为目标，采用分进合击战法，在进至距长沙20里地带，遭我伏兵四出袭击，不敢恋战，敌第十一军司令员冈村宁次用优势空军掩护知难而退。敌军认为只是战略退却，不承认战败。当时国民党军宣传长沙大捷，敌士气很低落，然我军精神上得到很大鼓舞。第二次是1941年6月～10月9日，日军以12万兵力向长沙进犯，由阿南惟畿领兵（第三次也是他）企图消灭我军主力，使国军不能反攻，以免妨碍其南进政策。国民党军队先后歼灭长沙附近敌军便衣队及伞兵降落第一线后方扰敌之快速部队；又调集各路军赶至指定地区将敌人重重包围，双方激战皆伤亡很重；向北突围退却之敌军，在“汨罗河以南、捞刀河以北分段截击、侧击、尾击，伤亡很大，我掳获敌步枪一千三百四十七支、机枪五十八挺、山炮六门、步炮九门、骡马八百七十一匹，击落敌机三架，毁汽艇七艘，其他军用品不计其数。敌退向鄂南原防”[18]。
第三次长沙战役是1941年12月19日～1942年1月16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1天，日军第十军为牵制我军增援港九及缅甸遂再度侵犯长沙，形成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总兵力与前次约略相等，敌军从各路围攻长沙，并以其优势空军支援陆军，因连日猛攻弹药消耗太大，开始以空投补给，但后方补给线被我军截断且尸横遍地，攻势顿挫，遂溃散退却。我军分途追击截击。“敌军经我各方追击、截击，伤亡很大，幸赖其优势装备与空军，否则伤亡将更重。据战史记载，此次会战伤毙敌军万人以上，联队长四员，俘敌三百六十名，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机枪一百五十五挺，炮十一门，手枪二十六支，掷弹筒二十具，及其他军品甚多。结果敌退原阵地，会战告终。”[19]
白崇禧在相继领导的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了敌军战术之优点和劣点。日军战术优点为：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硬——固守阵地，坚强不拔；锐——锥行突进，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劣点为：小——只能做小兵力之侵扰；短——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浅——只能做浅距离之进攻；虚——无预备兵力，敌后方虚。针对敌军特点，白制定了破敌战术对策：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伏兵”破坏敌之“锐利”；以“严明”对敌之“秘密”。在具体作战中，利用民众力量，一方面开展破坏道路，凡敌军可利用之道路，彻底执行破路工作，使敌战车、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另一方面，实行“空室清野”，将敌必经之路两旁20华里左右之民间牲畜、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具也无一遗留。使敌不能沿途取得粮秣，而空投有限，其势非退却不可，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适宜，军民合作协力，迫使日军进攻失败[20]。
除了以上我们列举的几次与军事家白崇禧指挥、督战有关的实例外，白崇禧在8年抗日战争中还主持编写《游击战纲领》和《现代陆军军事教育的趋势》等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对在各战区、各军事学校、军训部内组织干部训练团，培养军事干部人才，指挥国民党军队实施游击战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桂林设“兵器研究委员会”和“战术研究会”等，研究抗日战术包括游击战及武器使用等，对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白曾任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对空军进行整顿，针对空军装备薄弱环节和抗战中的教训，提出了加强空军建设。1939年他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三条建议：设立空军幼年学校、空军军士学校和空军通讯兵学校，并申述具体方案，均被采纳，且已着手实施。
白崇禧在任军训部长期间为培养回族青年军官，在桂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内，专设了回民大队。白崇禧号召回族青年报考入学，仅云南省就有300多名回族青年报名响应，后录取200多人。他委托上校主任教官尹光宇（回族）主持回民大队学生的生活和讲授伊斯兰教教义课。据统计，从该校毕业的回民学生约2000多人，不少人成为抗日将官，也有不少为国捐躯。白崇禧还出资保送了不少回族青年入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深造，甚至保送出国留学。他还深入学生中间，勉励莘莘学子奋发向上。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白崇禧有一次到昆明，特邀请了联大回族老师买树槐及青年学生白光猷、剪万松、穆广文、纳兰珍（女）等10多位同学在楼外楼接见，亲切地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后，向大学讲解了抗战形势，并勉励大家为祖国、为本民族振兴奋发学习[21]。
总之，白崇禧在抗日战争中“共赴国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国民党营垒中奔波于前方火线，指挥过许多战役，有拼搏的胆识，称得起是一位意志坚定、英勇抗敌的高级将领，是一位忠于职守、功勋不可磨灭的爱国军官[22]。
三
白崇禧的抗日活动还表现在组织回族社团，宣传回族，提高认识，积极抗日等方面。白崇禧是回族社会中级别很高、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于1938年5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以下简称“回协”）在汉口成立时被推举为理事长，直至大陆解放，始终担任回协会领导职务。他曾联络、会聚着当时回族各界的许多名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人物。有从沦陷区疏散到后方的，也有原居西南地区的。在举行宗教节日活动时，他亦曾邀请教外社会名流学者、作家如老舍、顾颉刚等先生到会讲课。白崇禧尽管忙于军务，但在“回协”也倾注了一定心血并实施了很多实质性的具体工作。“伊斯兰教徒在汉口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到会的有全国各地教徒代表千余人，白崇禧在会上号召全国五千万回教徒，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23]为了在全国各地发展“回协”分会机构，在他亲自指导下，于1938年11月在他家乡广西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广西省分会”，其岳父马健卿被推选为“广西回协”干事长。马病故后，1940年广西第二届“回协”理事就职时，白崇禧还亲自委派广西回族知名人士、书画家以鹤笙为监誓，马松亭阿訇致开幕词，大会极为隆重。白崇禧在战火纷飞的百忙中，时刻记挂“回协”工作。他于1941年1月7日偕夫人马佩璋在秘书谢和赓和高级参谋少将安宾尧（回族）、副官马裕甫（回族）等人陪同下，亲自视察了设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回协”本部，大家深受鼓舞。“回协”自成立起，在宣传组织抗日救亡，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爱国爱教，提倡并资助民族教育，赈济灾民，发展地方“回协”分会，开展外交抗日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且确有成效的工作。诚然，这些业绩与理事长的领导和具体指导分不开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