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坦 王晓欣
杨志玖教授是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家，山东淄博人，1915年生，回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另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蒙古史学会理事、隋唐史学会顾问、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主编等学术兼职。著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等，发表论文近200篇，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即将出版的著作有《元代回族史稿》《陋室文存》《马可波罗在中国》（英文版）等。杨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中西交通史、土地制度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
2000年1月8日上午，时令虽是三九，天津的天气却是温暖如春。我们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前往杨先生的“陋室斋”（杨先生对书斋的自号）进行专访。
一、治学经历
当我们进入“陋室斋”时，杨先生正伏在他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上写《元代回族史稿》的“后记”。元代是西域人大量东来和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元代色目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回回人问题，既引人注目又错综复杂。杨先生在元代回族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我们的访谈自然从这方面的话题谈起。杨先生说：
193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受教于郑天挺、钱穆、傅斯年等教授。由于出身回族家庭，我想研究回族史（当时叫回教史），于是把有关的论著尽量找来看，如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英国传教士马歇尔（B.Marshall）的《清真教》（Islam in China）以及张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这使我了解到一些回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增加了关于回教史的知识。
1938年8月，我在云南昆明市北京大学毕业，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外研究生继续学习。这时我选了元史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回回人和回教在元朝最兴盛，材料也多，而我国学术界关于元代回族史的论著却不多见。首先我披览《元史》，摘录有关回回人的资料，以此为基础，辅以其他材料，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写出近3万字的《元代回回考初稿》。对元代回回人和伊斯人与伊斯兰教，“回回国”与“伊斯兰教”“回回人之东来”“回回人之散布”“回回人所受之待遇”“回回仕官”“回回商贾”“回回教士”“回回天文”“回回医学”“回回炮手”“回回文字”“蒙古诸汗与伊斯兰教”“蒙古诸王之皈依伊斯兰教”等有所缕述。虽只是个框架，但大体将元代回回人的情况说清楚了，不仅对一般读者有用，对自己此后进一步研究也有所帮助。
1939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跟姚从吾、向达两位教授研习元史和中西交通史。我这次仔细研读《元史》，把自己的一部《四部备要》本《元史》标点一遍，并把钱大昕的《元史考异》抄到书眉上。我想以入所前的论文《元代回回考初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正，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于是把《元史》中没有列传的回回人物一一作出卡片，同时也把《元典章》、元人文集中的有关史料加以抄录。在姚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教导下，又把论文题目改为《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主要分析元世祖时代汉人与回回人的政治斗争及其原因，认为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所致。
1944年3月，我应傅斯年先生邀请，到四川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兼职的助理研究员，帮他编写中国边疆史清代部分。1946年10月，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聘我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我先教几个班的“中国通史”和本系的“宋辽金元史”。解放后，随着教学的需要，我开设的课程也越来越多，“隋唐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历史文选”“中西交通史”“中国回族史”“元史专题”“隋唐史专题”等课程先后开设。我研究的领域也就不限于元史，而扩展到隋唐史、土地制度史等方面，但我对元史的兴趣一直未减。到20世纪80年代，发表研究元代回族史的论文已有十七八篇。
1991年2月，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创办的《回族研究》征稿，我将《回族杨姓来源考述》寄去发表。后来，该杂志1992年第4期又发表了我的《〈元代回族史稿〉绪言》和《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从1993年第1期到1995年第2期，这份杂志又先后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论文共8篇。以后我又写过几篇元代回族史方面的论文，现在已结集成书，即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愿天假之年，头脑无病，就《史稿》后继续写下去。
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所撰《游记》，是元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西学术界一直未能在中国史书上发现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记载。1941年，杨先生在《永乐大典》上发现了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史料。我们问及杨先生怎样发现了这段史料，随和谦谨、宽厚木讷的杨先生竟然出语幽默：“我之发现那段史料，事出偶然，好比花子拾金，偶然得宝。”
1941年夏，我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所引元修《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材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我最初注意这段材料，是因为其中提到的沙不丁是回回人，他是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元史》中虽无传，但《世祖本纪》中常提到他。其后发现，文中提到的三位使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以及阿鲁浑大王，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都提到过。阿鲁浑是当时波斯伊利汗的君主，三位使臣是他派来元廷向元世祖求婚的，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陪同他们和蒙古公主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站赤》这段材料，可以证明马可波罗记事的真实，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同时还可以考定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1291年年初，而过去一直认为在1292年年初。我把我的这一发现告诉我的导师向达先生，他鼓励我写出来，于是我写出一篇《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寄给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得到了他较高的评价。汤用彤先生知道后也很高兴，并建议把题目改为《新发现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只是由于改题信寄到重庆顾先生处时文章已经发排，没来得及改，就仍用我那个拙朴的题目。文章发表后，傅斯年先生也很重视，并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学术评议会，使此文获得名誉奖。他还请当时中央大学教授何永佶先生把它译成英文，寄给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但这份杂志发表时仅摘录了《站赤》这一段文字，使傅先生很不满意。这一缺陷，直到1976年该杂志36卷刊载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F.W.Cleaves）论文《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对拙著进行全面介绍和评价后，才算得到弥补。事隔60多年，想起这些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关怀，不禁涌起感激和思念之情！
《站赤》这本书，在我之前中外学者早已看过。我之发现这段材料，事出偶然，但偶然之中有必然。若不是那几年我一直搜集有关回回人的资料，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资料，我不会在发现那段材料后就敏感地和《马可波罗游记》那段记事联系起来并作出判断，可能是等闲视之、交臂失之。因此这里面并无捷径，也不能图侥幸。“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虽然未能踏破铁鞋，却一直在觅，在“上下求索”。
刚才提到的柯立夫的论文主要介绍了我、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鲍埃勒三人关于研究马可波罗的成果，同时阐述了他个人的见解。他很重视我的发现，同意我考证的马可波罗于1291年年初离开中国之说。他指出，伯希和虽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隔绝状态没能得知我的发现，但也从另一角度，以聪慧的方法，在马可波罗离华的年代方面，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至于鲍埃勒，则从波斯史方面找到了有关马可波罗到达波斯的记载，虽然记载中没有提马可波罗的名字。我读了柯文后很兴奋，因为不仅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正式承认，而且我得到的结论也和他们不谋而合，真可以说是“德不孤，必有邻”了。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国际学术界吹起了一股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或只承认他到过中国北方未到过中国南部的风。他们抓住马可波罗书中未提到的事物（中国的茶、印刷术、长城、汉字等），或说得不清楚（地名和行程）等问题而大做文章，甚至说马可波罗是无中生有的克里空式的人物。我为此写出《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等论文，用确凿的事实和合理的分析反驳了上述观点。我认为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影响到中国和意大利的友好关系的问题。
几年前，英国弗朗西丝·伍德博士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集怀疑和否定论者之大成。我写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文，针对伍德著作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辩正。同时我更深入地研究马可书，又有几个重要发现：一是马可说，在天德的乔治王是长老约翰的第六代继承人，并述及天德的阿尔浑人、汪古部人和蒙古人，所说都和当时的情况相符，都有汉文史籍可证，也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天德。二是马可说元世祖的生日在九月二十八日，与《元史·世祖纪》的记载一致。对元旦朝贺仪式的记载与《元史》所记相差无几。三是马可对元代刑罚施刑数目的记载也与《元史·刑法志》所记相同。2000年前，我共写出18篇研究马可波罗的文章。2000年选其重要的15篇，以《马可波罗在中国》为书名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探马赤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军队，它长期镇戍于西域和汉地，对元代政治军事影响很大。但因史料记载含混，关于这种军队的真实面貌长期存在较多疑窦和争议。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内史学界大多沿用日本学者的看法，未作细致的研究。当我们问及杨先生是如何揭示探马赤军真实面貌的，杨先生说：
1963年，《辞海》中国史分册征求意见，其中《历代兵制》中有《探马赤军》一条：“元代在各重镇、州、县设置。强征十五岁到七十岁的契丹、女真、汉等非蒙古族的男子为兵，称为探马赤军。”这是根据日本蒙古史学者箭内亘的说法。箭内亘在引用《元史·兵制》“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后解释说：“所谓诸部族者，无非指蒙古人以外之北族，即契丹人、女真人等故也。”我对照了《元史·兵制》及有关列传，觉得箭内亘的解释可疑，因为最初的探马赤军是由蒙古的五个部族组成，所以有时称他们为“蒙古探马赤”，甚至径称之为“蒙古军”，而契丹、女真、汉人组成的军队则称为“契丹军”“女真军”“汉军”。我除为《辞海》另撰一“探马赤军”新条外，更进一步探讨，写成《元代的探马赤军》一文。这也是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第一篇探索性文章。
1979年～1980年，我看到日本学者原淳平教授写的《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载《东洋史研究》36卷，2号，1977年9月）。原先生认为探马赤军是由地位低下、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隶属民组成的，并从蒙古语Tama义为收集、Tamaga义为印章推断说，探马赤军即被收集起来的、烙有领主的烙印的隶属民组成的军队。这是一个与以前说法大不相同的新观点。我仔细研读后，觉得作者论点周密，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把文中的论点和历史事实对照起来，却大有商榷的余地。我写了《探马赤军问题再探》，对原先生持论诸点一一作了辨正。这就把我中断了15年的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接续下来了。
拙文发表以后，贾敬颜、黄时鉴也撰写了同样的论著，黄先生文中还对我把弘吉剌、兀鲁等5部军全部当成探马赤军的说法加以纠正。我又涉猎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有关著作，写成了《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对探马赤军的组成、五投下与五投下探马赤、探马赤军在蒙古军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旧作两篇作些补充修正。经过三探之后，我对探马赤军这一蒙古史上的难题的理解较深了，但还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有些则若明若暗。今后我还要继续探寻，以期把它搞得比较清楚。
在隋唐史方面，杨先生也作出了贡献，他在隋唐五代史的学科基础建设和一些重要史实及理论上的建树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因时间所限，我们没有访及杨先生在隋唐史方面的治学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