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之前，白崇禧奉命由武汉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行前，他特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他的寓所，当面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向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向北支援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28]。此外，周恩来还向白崇禧提出，徐州会战时，建议蒋介石必须给予李宗仁统一指挥五战区内所有部队，特别是指挥和调动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央军的权力，否则步调不一致，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白崇禧对周恩来的这个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周恩来对白还着重谈道：“张云逸指挥的新四军的游击战，一定在津浦线配合整个战役，支援五战区的部队，向敌猛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截断敌人的供给，夜袭敌人的重要据点。同时，张爱萍将军又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该军也大力支援五战区的战争。”[29]周恩来还对白崇禧说：“为了使战区的正规部队知道新四军、八路军全力支援‘国军’，希望李长官能把此支援的事向军师发出密令通告，以增加将士对敌作战的信心。”[30]1938年3月～5月开展的徐州战役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国民党抗日以来少有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是以桂系为主力，在国民党各集团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部分部队相互配合下，由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取得的。1993年4月，在山东台儿庄召开的纪念台儿庄战役胜利4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在大会发言中认为，台儿庄的胜利，同李宗仁、白崇禧采纳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对这次战役实行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的正确战略方针是分不开的[31]。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白崇禧到机场送走蒋介石之后，乘车撤出武汉南下长沙。途中白的车子出了故障，这时正巧周恩来乘坐的车子路过，周邀请白一同乘车南下，在车上周与白亲切交谈，从北伐战争、国共合作到当前抗战形势。正如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所说：“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法国留学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识常识丰富。”[32]在两人交谈中，周恩来并向白提出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问题，希望他给予协助。白当即表示愿意帮助。在桂系的帮助下，1938年11月中旬，以李克农为处长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办事处设在市内租用的桂北路138号“万祥糟坊”的芝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另在城北距市区7公里的灵川县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机要电台、仓库，以接待过往人员和转运物资。同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任行营主任。白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八办的安全予以保护。这样，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便利用合法的地位与桂系的关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和广西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指导和联系华南各省党组织，筹运抗日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等，成为一个华南地区统战工作的重要的前沿指挥所。同时，桂系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加紧与中共联系，共同推动全国的抗日战争。当时桂林不但成为大西南抗战基地之一，而且还成为全国抗战文化名城，全国许多文化名人南迁云集桂林。在桂林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还积极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多次同桂系领导人谈话，表示互相支持和帮助，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在抗战初期，桂系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的[33]。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抽调兵力到华北，加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同时，对中国军队实施有限目标的局部性进攻作战，企图以攻为守，各个击破中国军队，动摇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以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策应其在华北、华中的“扫荡”作战，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国民政府所领导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战略防御阶段受到很大损失，但到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仍保持有强大的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在敌后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军训部在南岳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员到训练班任教。1939年2月25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部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部长。中共中央派了由30人组成的代表团，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3个月，政治教育占45%，军事占55%（主要以游击战及爆破技术为主）。第一、第二期学员结业共1500余人，第三期因日军飞机轰炸，先后迁到湖南零陵、祁阳。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对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争经验，培养进行游击战的骨干起了积极作用。1939年10月军训部还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游击战的教材。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展开一定规模的游击战，对配合正面战场主力的作战，牵制和消耗日军发挥了一定作用［33］。
白崇禧在抗日战争中是有功绩的，他在抗战初期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友好，能互相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但需要指出的是，白崇禧具有反共的一面，这是他最不光彩的罪恶历史。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曾经同蒋介石兵戎相见，较量交锋，但他一直追随和依附蒋介石，共同镇压革命的工农群众，捕杀大批共产党人，负隅顽抗，是一个反共到底的国民党死硬派。
[1]萧志华，商若冰：《小诸葛白崇禧外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2]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99页。
[3]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
[4]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5]王成斌等：《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3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6]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7]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8]萧志华，商若冰：《小诸葛白崇禧外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47页。
[9]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秀鑫：《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10]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
[11]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1987年影印版，第660～662页。
[13]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97～98页。
[14]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15]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79页。
[16]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17]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86页。
[18]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19]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97～198页。
[20]王成斌等：《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99～100页。
[21]常启明：《白崇禧与回族和伊斯兰教》，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1998年，第246页。
[22]谢和赓，林松：《咤叱风云的回民三马》，载《广西文史春秋》，1995年第1期。
[23]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秀鑫：《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24]常启明：《白崇禧与回族和伊斯兰教》，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1998年，第245～246页。
[25]谢和赓，林松：《咤叱风云的回民三马》，载《广西文史春秋》，1995年第1期。
[26]袁竟雄，林凤鸣：《论抗战初期共产党与桂系的合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7]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9页。
[28]袁竟雄，林凤鸣：《论抗战初期共产党与桂系的合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9]袁竟雄，林凤鸣：《论抗战初期共产党与桂系的合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0]袁竟雄，林凤鸣：《论抗战初期共产党与桂系的合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1]袁竟雄，林凤鸣：《论抗战初期共产党与桂系的合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2]苏志荣，范银飞，胡必林等：《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
[33]袁竟雄，林凤鸣：《论抗战初期共产党与桂系的合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