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20世纪50年代，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来南开大学作关于海瑞的演讲。讲后我请教他海瑞是否回族。他说，有此传说，尚无书面根据。这引起我追究海瑞族属的好奇心和兴趣。最初查了些书都无结果。最后在自有的丛书集成本《海刚峰文集》上找到与海瑞同乡同时代人梁云龙写的《海公行状》，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公讳瑞……其上世以来未详……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答儿”和“著姓”四字至关重要；原来海瑞的祖先有一个叫海答儿的，从他或他的子孙起，才以海为姓，而海答儿则是元代回回人常用名字。海瑞之为回族的证据终于解决了。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否符合吕老“自得，悟入”要求，自己也没有把握。吕老的“自得”“悟入”箴言对我本人及文史工作者却是治学的指路明灯，但要履行他的教导，却需要下切实工夫，在实际操作中才能体会其真谛。
（三）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所谓“新知识”，既包括社会科学知识，也包括现在对我们研究有用的科技知识。20世纪80年代反映新技术革命的书籍《第三次浪潮》刚出版时，我曾找来学习。80年代初期，天津市民盟总部举办计算机培训班，我自己掏钱报名参加，后来又进了一个南开园的电脑培训班学习。可惜我现在眼睛不大好用，一天只能看三个小时的书，不能用电脑打字写作了。具体到我们研究的元史来说，它是一门国际性学问，要研究好元史，并且能与国际同行交流，就必须学好外语。1934年作为新生入大学时，我选择了北京大学。当初本要入英文系，由于北大教务处管分数的人把我的英文入学分看错了，说不能入英文系，我只好改入史学系。不久，当文学院长胡适召集新生谈话宣布入学分数时，我的成绩在文学院是第二名，英文分数70分以上，完全可以入英文系。当时我完全可以向胡适提出转系，但我怕和胡适这样的大人物说话，不敢提出来。但我还是喜欢英文，因为在中学时我的英文成绩最好，得到中学老师顾绶昌、张友松等先生的赏识。只是自己没有勇气坚持己见，遇事迁就，听从命运的摆布，没有能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这是我性格中的弱点，至今引以为憾。当然在历史学科领域中，我也不是无所作为；不过，假如我学英文，可能更容易做出成绩。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有多少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啊！但多年来我每天都要阅读英文资料，目的是不要使英文荒疏了。现在眼睛不如以前了，就坚持天天听英语广播。我还先后学习过日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俄语、德语、波斯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可也只是一知半解。（访问者按：杨先生对有的语言已有相当高造诣）
三、作文与做人
杨先生学问上追求真实，又从善如流，做人同样是正直诚恳，质朴无华。当我们请教杨先生如何作文和做人时，杨先生没有讲大道理，而是一如在教学中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润物细无声”。
在学术是非问题上，为追求真实，要无所顾忌。1957年春天，我系雷海宗教授在《人民日报》社召集的座谈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停止发展说，《人民日报》编者按予以驳斥。我认为《人民日报》误解了雷先生的原意。我觉得雷先生原意是说，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停止了发展；他说，1895年后，新的历史资料不断发现，但治史者仍墨守成说，不提出新看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继续发展。我写信给《人民日报》为雷先生辩护。《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信，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不久我又在《天津日报》社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为雷先生辩护的同样见解，《天津日报》也登出了。反右运动后雷先生为此打成右派，我在单位党总支的保护下幸而“漏网”，但做了不少的检讨。“文化大革命”中，这又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当初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争鸣的学术问题，哪想到竟上纲为政治问题。我真是书生气十足啊！但是我到现在也不后悔，现在不会有人把学术论争跟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了，你们更没有必要顾忌了。
学术论争是正常的，但切不要把它发展成个人间的恩怨。我认为真正的学者要善于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在听到别人批评时，要择善而从，随时接受，并公开纠正自己的失误和不足。在批评别人时，言语不可过激，要充分肯定别人的成绩和长处。这样论敌可以转化为论友。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经和日本学者原淳平先生就元代的探马赤军问题发生过论争。1981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年会期间我和原先生相识了，但会上未及交流看法，他带来了一篇答复我的文章稿（以后全文在日本刊物《蒙古研究》1982年13号上发表，题为《再论木华黎国王的探马赤军——答杨志玖氏的批判》），散会前我们合影留念。1983年，我到日本京都访问时又见到他，他热情接待我游览市容，顺便谈到关于印章、烙印的看法，并答应送给我他参加主编的《元史语汇集成》，以后寄来了，热情友好，令人感动。可见学术争鸣和争论不仅不会影响反而会增进双方的友情，这大概是孔夫子说的“君子之争”吧。
再比如，由于伍德博士的书，我对马可·波罗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由此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在正常、平等的争鸣和交流中才能促进学术进步。2000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南开大学等单位在天津举办了一次国际马可波罗研讨会，伍德博士欣然不远万里莅会。我对伍德博士致以敬意，并欢迎她来南开进行学术讨论。所谓：以文会友，百家争鸣，切磋琢磨，相反相成。我和伍德博士也成了好朋友。
写文章时如有疑难问题，可向同行专家学者请教，认真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广泛吸收他们提供的补充史料，不要在乎他们的年龄大小或职称的高低。撰文发表时，对提供帮助的学者，都要一一附志，不可埋没他人的协助之功。这是学术道德问题。
现在学术界急功近利的人很多，这也是造成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甘于寂寞，坐稳冷板凳，我有“八句箴言”，不妨说给你们听听：
1992年2月，上海《文汇报》的一位高级记者专访杨先生后在报上这样描述杨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室兼卧室：“一排与屋顶齐高的书架、一对沙发、一把藤椅、一张办公桌，所有的家具都显得十分陈旧。家具上面不是一本本书，就是一叠叠资料、一堆堆稿件，地板上也几乎为书刊所占领。他的书房确实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陋室’。”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杨先生安贫乐道，长年累月，夜以继日地笔耕不辍。而我们每当在这样的“陋室”里“侍坐”，心里就不免发酸。我们祝愿杨先生身体健康，学术长青！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改善一下杨先生的生活、工作环境，使杨先生写出更多的精品、珍品！
访问者注：1月8日的访谈是我们在杨志玖先生生前跟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访谈。2000年春节期间，先生在给文坦的一封长信中还谈到他继续研究元代站赤的想法：“……我因看此书（《经世大典·站赤》——文坦注），而确认马可·波罗来华及其离华年代，为中外学者认同，由此写了几篇文章，编成一书。若天假之年，我很想重读、细读，可能会发现新问题。”2002年5月中旬，先生因病住在天津市总医院，仍然壮心不已。文坦前去探望时，先生还让文坦帮助查找有关马可·波罗的史料。谁也没有想到的是，5月24日下午，先生遽归道山。先生虽已逝世，但先生的学问道德正像张国刚教授在追思先生的挽联中所写的“道德文章垂世范，教书育人泽后昆”！谨以此文作为对恩师杨志玖先生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