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茂岳口述，朱桂同根据录音整理
童年、家世与学医
我的老家在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县城东圣庄公社岗上大队。我祖父讲，我们家不是此庄人，原是山东济南历城县小金庄人。曾祖父一无土地，二无房子，是个乞丐。街坊、阿訇们看他人不错，也很聪明，就叫他到清真寺里念经。后来挂了幛[1]，就在清真寺里当了阿訇。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独生儿子。父亲结婚后，母亲生了5个女孩。旧社会重男轻女，没有男孩子不行，本村另一家姓金的送给我父亲一个男孩，叫来兴，他就是我的大哥。后来，母亲生了个男孩，没活成死了。之后母亲又连续生了3个男孩，又怕活不成，就都认了对门一家姓马的人家为干娘、干爸。姓马的这一家孩子多，个个长得都很好，他家人口兴旺，让他们也带着我家的几个男孩子长起来。所以，我二哥叫马带，我叫马生，四弟叫马长。这是马家“带生长”嘛。我的小名叫马生，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兄弟四人的大名都带“山”字，叫金茂崑、金茂岱、金茂岳。
我的父亲读过私塾。他喜欢看药书，学点医道，给亲戚朋友们看病、开药，逐渐就成了医生，他还请了一个姓朱的老师和他一块在家开业。由于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搬到了城里南关开铺子。开了段时间，买药和亲戚们连吃带用，花钱太多，铺子赔光了。父亲就干脆关门回家，不干了。但是群众还希望我父亲进城开业，他又第二次出来，在西门外白衣堂街外祖父家的房子里开了一家叫做“仁和堂”的药铺。
我小时候在家乡一个阿訇办的清真小学里念过一点阿拉伯文的字母。1912年，我记得村里群众把清真寺大殿里的一个皇帝万岁牌[2]拿出来，砸烂烧掉了。从那以后，我父亲就在清真寺里办个小学校，这是我们周围10个庄子里的头一个洋学堂。我在这个小学读了几年书。小学毕业后，我进城上翠营中学。在中学学习的几年，生活十分艰苦。学校离家远，开始是住校，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一上学要带上一周吃的煎饼，再带几个铜板买点咸菜。直到父亲进城开药铺，我才能回家吃饭了。吃饭有了地方，但交学费、买书没钱怎么办？我就勤工俭学，包了一个教室，负责打扫卫生。晚上，还管一个大教室的煤油灯、反照灯的添油和擦灯罩子的工作。一个月学校给几块钱，我就用这钱交学费和买书。1927年我从翠营中学高中毕业，学校保送我到济南上学。
我到济南是要学医。为什么要学医呢？当时我父亲已经是一个中医大夫了。我家周围十几个村里的回族群众很多，大家有病愿看中医，吃中药。但我父亲的中医，对外伤和孕妇的难产解决不了，群众又不愿到西医医院去看病和住院。因为西医院的药都是西药，西药的用料里有酒。看外科要上药膏，药膏里边还有大油。住院就更麻烦，不是回民医院，吃饭很不方便。根据回族的习惯，对这些情况人们都接受不了，群众很希望能办个自己民族的医院，亲戚朋友们和我父亲也希望我学会外科和妇产科的一套手术，回家开业，和父亲的中医结合起来，解决回族群众看病、吃药和住院的困难。我就这样学了医。我在齐鲁大学报名学医预科时是1927年。医预科是学2年，学完后可以再到医正科学5年。我们医预科有60名学生，学两年后考试，我因为有机化学考了59分，没及格，不能去医正科，又留了一年级。在留级的这一年，医科办了医学的调剂学班，就是学配药。我的医正科专业是学妇产科，1935年医科毕业。
1935年在齐鲁大学医科毕业后，我感到单独工作还有困难，想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干两年，接触一下实际，还可以提高水平。正好学校也希望我能留下，我就留在医院工作了。在齐鲁上学时，带我们的是妇产科的主任，他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五大夫或五主任。1936年他回国休假去了，妇产科由恺大夫代理，她也是英国人，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两年是恺大夫负责指导。恺大夫人很好，但怕事情，胆子也小，不敢手术。她名义上是代理主任，实际上，她除了给学生讲讲课外，妇产科的一些临床和手术处理都是由我和我的同学唐玉德两个人负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我们俩人轮流，一个人负责一个月的妇产科的工作。当时，医院里我们的同班同学也很多，搞内科的、外科的都有，有难处我们共同商量就解决了。特别是妇产科和外科的手术都在一起，我也有机会对外科手术学习和掌握了一些，并且也操作了一些。这两年的实践很重要，也很有用处，为我后来的医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统区的抗战救护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齐鲁大学人员迁移到成都。我当时在学校还搞临床教学和临床指导，学校让我和家里商量随学校迁移的事，家里嫌走得太远，所以我留在济南没有走。这期间，老齐鲁的毕业生王禹昌听说齐鲁大学还有一些大夫、护士和毕业生在济南，他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做些救护伤员的工作。他就从南京到了济南，进行动员和讲解。经他一说，很多同学都愿意参加救护工作，我们几个同学也报了名。大家约定在10月10号在兖州府集合，这里有一个重伤医院。
报名后，我和家里商量，父亲同意了。到兖州一看，很多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也有我们前几个班毕业的同学。我们这些人到兖州时，王禹昌已经回南京了，我们又到南京卫生署找他。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个叫张查理的，他是南京中医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中央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当时也组织了医疗队，任务是在平汉线上救护，有2000元的经费，选了一批大夫和护士组织在一起，他当队长。结果，医疗队到了包头，还没有开展工作，日本兵就打进来了，他们的人被打散，张查理背着一个德国手术包跑回南京。我们这些人都是医务人员，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医疗器械。张查理有经费，还有医疗器械包，但是队员没有了。这时，卫生署的副署长金宝善让我们两边合作，成立医疗队手术组，药品、敷料由卫生署供应。就这样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成立了。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当副队长。我们这个医疗队手术组建成后，就从南京派到了安徽安庆的一个师范学院，这里是一个重伤兵医院。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医疗组织，在这里的重伤兵医院进行医疗救护工作。
还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蒋管区军医的情况。说那里的军医要技术没技术，对伤病员也不大管理。到了安庆伤兵医院，我们看到的比听到的情况更严重。医院里的纱布、红药水等敷料多得很。伤员一来，医务人员就在伤口上点红药水，用棉花、绷带一包就完事了，别的情况一律不管，很不负责任。所以，伤员伤口化脓的、发烧的、死掉的很多。伤病员的伙食也很差，思想状况更混乱。伤员都是被日本人从江北打伤下来的，多是四川人。他们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一支是大烟枪。许多人打败仗后把步枪丢了，而大烟枪还完整无缺地保存在身边，他们整天是打牌、抽烟、喝酒。对死了的伤病员，按规定是有安葬费，可是没人去管。死后的尸体用席子裹着埋掉算是好的，还有不少尸体就扔在外边无人过问。活着的伤员也多是残废，满街上都是。有的人伤不重就当了土匪，去拦路抢劫。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看到国民党军医署管辖的医院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也很不顺眼。我们感到，这些青年是为了保护国家去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战场上受了伤，需要治疗。我们想到了这些，就认真地为伤病员们医治伤口。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的药品和器材都是很有限的，用药十分节省。我们主要是用达金氏溶液冲洗，这种药很好，也很便宜，是自己制作的。伤兵医院的军医们说我们是糊弄人，连红药水都没有。这样一来，救护队手术组和医院的医务人员之间就有了些矛盾，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用自己制作的药冲洗，最后治疗的效果很好。很多伤病员的伤口因冲洗、消毒得及时、彻底，没有发炎和截肢的。还有不少伤病员，治愈后又返回了前线。
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军队包围了南京，最后南京失守。悲惨的消息不断从南京传来，我们在安庆也十分不安，也在想往哪里逃才有活路。大家都没有办法，只好往后跑，也就是往西跑，往汉口跑。
到了汉口，情况更不好。从沿海来的医务人员很多，都在汉口没有工作，原来营区医疗队的卫生署也不愿管了。齐鲁大学听说我们回汉口了，打电报让我们回成都的学校去。南京中央医院这时也搬到了成都，学校也给张查理来电报，让他回成都。回成都要坐船，买一张船票需要100块现洋，还要很费劲才能买到。张查理有钱，买了一张票走了。我当时很困难，原来带着几个孩子，在汉口又碰上大哥的一个孩子，一共五六口人，我每月工资几十块钱，几口人吃饭还凑合，拿出五六百块大洋买船票是没有力量的。这时，齐鲁的老同学劝我不要去成都，留在汉口工作算了。在汉口这个时期，我们在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下，准备成立医疗队。
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很早就有了，总会在上海，山东有它的分会。1935年我们从齐鲁大学毕业时，中国红十字会就吸收我们为会员。另外，医务界还有一个中华医学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所以我大学毕业后也参加了中华医学会。193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上海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年会。当时日本侵华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在这次中华医学会的会议期间，大家分头议论过组织战地医疗队的问题。这个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也组织会员们讨论，日本打进中国怎么办？我参加了讨论会。会员们情绪很高，认为首先要组织起来救护伤员，要响应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参加抗战，大家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任务就是救护伤员。这时，中国红十字会也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机构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准备工作，还对一些携带方便的医疗器械进行讨论和具体设计。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经验，准备急救车、大小手术器械包、消毒器械、手术器械、手术床、氧气袋、氧气筒、骨折用具等。
抗战到了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了总任务，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总会在贵阳。医疗队的经费，是由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委员会供给的。我们医疗队手术组的几个人就在12月27号组成了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王禹昌当队长，侯道之当副队长，我们都是队员，当大夫。孩子们当护士和卫生消毒员。齐鲁的两个校友李福怀和刘长山，也当了卫生消毒员，全队有二十几个人。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向南去，到广东、广西、湖南一带；一个是往北。他们问我们队去哪里。我们的队员都是北方人，往南去雨水多，气候受不了，生活不习惯，吃大米也不行，就决定往北去，这样离家也近一些。往北去的任务，主要是从西安到宝鸡这一段的医疗救护。1937年12月28号晚上，我们二十三医疗队的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上了火车往北走了。
1938年的1月1号我们到郑州，1月3号到西安，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刚到西安，我们马上就去交涉工作。我们交涉工作，主要是去伤兵医院，因为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是救治伤员，伤员又都集中在伤兵医院。当时，伤兵医院都是军医院，归国民党的军医署管，而红十字会和各省的医院及卫生组织机构都归国民党的卫生署管。这样麻烦就来了，伤兵医院听我们说是红十字会来的，说不要我们。我们又说是白给工作，不要钱，还有医疗器械，他们也不让我们干。为什么碰这个钉子呢？首先是国民党的两个署的矛盾，军医署和卫生署搞不到一块。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在安庆重伤病医院呆了一段时间，对他们军医院的医疗作风有所揭发，他们对我们很不满。所以，他们一听说还是在安庆的那些医务人员，是齐鲁来的，他们不欢迎，拒绝进门，这是怕我们在这里揭露他们那一套东西。
林老引导我走上革命路
我们去伤病医院交涉工作，没得到结果。这天晚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伍云甫伍处长到中国旅行社看我们，详细询问了我们二十三医疗队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怎么来到了西安，打算怎么开展工作。侯道之也向伍处长详细谈了我们的任务和国民党兵站医院拒绝我们工作的情况。伍处长说：“这里不要，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工作？延安有伤病员，同时还有群众，缺医少药，欢迎你们去。”最后他还说回去把我们的情况向办事处的主任林伯渠林老汇报。他走后，我们队的队员议论了这件事。队长王禹昌坚决不同意去延安，说共产党的地方不能去，还坚持在西安等一等，请示一下看怎么办。而我们几个同学纷纷议论说，这边不让工作，那边欢迎去。我们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打日本，救伤员，哪里有伤员我们就上哪里去嘛。这样，队长和队员起了矛盾。第二天，伍处长又来了。针对我们的问题说了，国共合作是打日本帝国主义，谈不上什么党派问题。